早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的〈大流行緣起武漢〉一文登報過後宣佈撤回，教人不禁懷疑箇中內情。事實上自「反送中運動」起始，香港的言論自由早已備受打壓、白色恐怖彌漫，「香港獨立」更成了禁忌題。然而，學術上的討論不應被滅聲，執筆之人更不該屈服於白色恐怖之下。
當全世界都不看好所謂「港獨」之時，美國哈佛大學「戴維斯俄羅斯和歐亞研究中心」（註一）研究員華特．克萊門斯卻力排眾議，在《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比較香港與愛沙尼亞的經濟能力、歷史、文化、核心價值與國際關係並作出分析，並稱前者有獨立的潛力，或能在未來 10 年走上如「波羅的海三國」當年擺脫蘇聯的獨立之路。（註二）
事實上，若只論經濟文化、國際關係，香港的確有獨立的條件。然而民族性，始終是獨立建國最關鍵的先決條件。沒有民族主義撐腰，再有條件亦是徒然。相反，如有後者的確立，即使現實再多制肘，獨立亦非不可能之事。
「敵我矛盾」，刻劃二元對立的民族主義
香港民族主義剛成雛形尤其新穎，完全成熟後的輪廓會是什麼樣子尚未可知，然而某些重點構成「香港民族性」的元素，卻非無跡可尋：英國在香港殖民地時期留下的文化，與本來存在的中國移民文化融合，產生另一種僅屬於香港的獨有文化，例如「檸樂煲薑」，例如以英語和廣東話拼音書寫而成的「港式火星文」，又如縱然族裔大多為中國，卻自豪於「香港人」的特有身份認同。
然而民族主義之所以能被確立，關鍵在於香港人能否在上述元素之上，明確地劃分自己與中國人、英國人等的不同之處。與其說「香港人」的概念是以漫長的種族血統和語言所建立，不如說是由相同特有文化、追求和價值觀乃至意識形態的人們，所共同組成的群體。
而這些群體所擁有對香港的歸屬感、與身為香港人的「國民」（市民）身份認同，並不會在高壓統治下消失，卻是在越壓迫踐踏下因「敵我分歧」的概念越發深化。以後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論來說，就是人們在處於危難當中，更明確地刻劃出自己的族群與對方的分別，在差異之中建構屬於「我們」的身份認同，從而加速了香港民族主義的塑造。
事實上，從英國管治香港超過 150 年的殖民地時期起始，「敵我矛盾」的概念經已被漸漸刻劃。為更有效的統治香港，當時英國便利用了各式各樣的文化和教育，推廣「香港人」這個概念。而在「香港人」身份的建構當中，便是以「我們（香港人）和他們（中國內地人）的差異」這種二元分歧為大原則——被「西化」的香港代表文明、法治、多元化，具自由經濟體系的國際城市；反觀中國內地則是「封建、野蠻」的代表。
這種分歧本來就很容易建立於不同歷史、語言文化乃至生活習慣的族群身上。香港人使用的廣東話與繁體字、殖民地時期的英語，以及開埠以來作為轉口港連接外界的定位，再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批鬥動盪⋯⋯可想而知的是，英國與香港的媒體要塑造和強調這種「我們與他們」的差異矛盾並不困難。當時電視劇關於中國人與香港人形象對比的刻畫，便是很好的例子。（註三）
如此的二元對立隨時間推移，根深柢固地烙在了香港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裡。當然無可否認有被淡化的時候——例如中國崛起在 08 年奧運揚名國際時。但可以確定的是，當危機來臨，當導火線被燃起，這種敵我矛盾便再無法被掩飾： 2012 年的反國教，2014 年的雨傘運動，2015 年銅鑼灣書店事件， 2016 年的魚蛋革命、立法會宣誓風波，每個香港人感到被欺壓的水深火熱之中，「香港人」這個身份便一再被深化。
儘管香港的人口組成裡，約 92% 的人們種族均為中國、或所謂華人（Chinese），然而港人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近年一直都遠比「中國人」要高：
據香港大學 2018 年的民調顯示，逾七成香港居民認同自己為香港人，而年齡介乎 18-29 歲的受訪者，更僅有 0.3% 的人視自己為中國人。（註四）
2019 年 6 月的港大的民研結果顯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創 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的歷史新高。（註五）
這還只是反送中運動開始前的數字。
空前的危機，也帶來空前的劃分
走到今天，反送中運動可說是近年來最明顯建立「敵我矛盾」的劃分。而這樣「過於深刻的劃分」，也是讓香港民族主義成形最關鍵的轉捩點。
這場運動，更使得許多香港人的危機意識抬頭，人們不願、懼怕「被送中」，敵我矛盾再度被一點點的勾畫，即那些關於「我們」與「他們」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核心價值乃至語言文化中根本性的差異：
「我們」說廣東話、寫繁體字、有「某種程度上的」民主與選舉權、有法治、有新聞言論集會自由；「他們」說普通話、寫「殘（簡）」體字，沒有司法獨立、沒有民主和自由，有的僅是一黨專政，大型監察和箝制思想的種種。
可現在，藉著送中條例，「我們」的生活隨時有機會變成「他們」那個樣子。「我們」害怕，所以覺醒，在危機中奮力捍衛那些構成「我們」的元素，包括民主自由法治。而那些「我們」和中國內地，乃至「親中份子」的差異，更在一次又一次被武力鎮壓的不公下、被制度暴力的欺壓下，毫無保留的完美呈現了出來。
當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非單一的排他仇敵，例如沒能說得一口字正腔圓廣東話的新移民，也同樣有人參與支持反送中運動；南亞裔的香港人在重慶大廈派水，又或外國記者遞上頭盔雨傘⋯⋯這些均顯示香港的民族主義，可能反而較像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那樣：只要認同我們的追求和價值觀，就是「我們」，就是香港人。
然而無可否認的，香港原有的文化以及語言，在主權移交後逐漸「被消失」的危機與不安全感（Discourse of danger and insecurity），在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或至少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比例。事實上，由北京授意香港政府推行的「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課程），試圖逐漸消滅廣東話，也是同一個道理——就如希特勒曾言：「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滅承載它的語言。」
可歷史也告訴我們，高壓統治的越是嚴峻，人民反抗越是激烈。愛沙尼亞的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就是很好的例子：當年蘇聯就是深明語言和文化能促成民族主義的崛起，所以曾竭力遏止愛沙尼亞文的傳播，例如禁止參賽者在「愛沙尼亞歌唱節」演唱愛沙尼亞語的歌曲，歌詞內容又只能是歌頌共產黨諸如此類，就策略而言雖非錯誤，最終卻還是事與願違。二戰後在歌唱節開始流行的，那首被官方封殺的「禁歌」《Mu isamaa on minu arm》 (Land of my Fathers, Land that I Love) ，後來更成了愛沙尼亞人民心中非正式的國歌，甚至倡導了爭取獨立的非暴力抗爭形式。
愛沙尼亞語和文化的獨特，使得其民族主義得以抬頭，某程度上亦相當有效的抵抗了「俄羅斯化」的滲透策略。
這段過去，似乎與現時香港之況極為相似。儘管雨傘運動時偶然唱起的《海闊天空》後來被批評為「嘉年華式抗爭」，然而反送中運動自去年 9 月起，「和你唱」已在短短數天內融入運動的抗爭模式之中。一首被譽為「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是否經已預示了些什麼？
若從政治學或理論一點的角度看，《願榮光歸香港》的創作與流行程度，更是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與中國人「二元對立」的教科書式呈現——因為這種敵我矛盾的意識形態再非紙上談兵，而是被確切的實體化。
當然，「國民」身份認同的建構，不等同這些人追求的就是「獨立建國」。但「香港人」身份的確立，卻是現實港獨的首要及必要條件。
我們與愛沙尼亞的距離
那麼，若香港人的「國民」身份已有一定程度被成功建構了，是否就代表香港真的步向愛沙尼亞曾經歷的舊路？如是者，有多相似？我們距離 1991 年再次正式獨立的愛莎尼亞，又有多遠？
愛沙尼亞於 1918 年已宣佈獨立，並在兩年後與蘇俄簽訂《塔爾圖和約》正式建國。其民族意識在二戰時期以前已非常濃厚。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若細分下來有兩種：
第一種是被社會建構，建基於愛沙尼亞獨立時期，並於冷戰時代被蘇聯統治下更被進一步深化，極為純粹的民族主義——這些人認為蘇聯的入侵與殖民是違反國際法且不人道的，故強烈反對蘇聯帝國主義與意識形態，支持恢復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註六）
第二種，則是被「蘇聯化」愛沙尼亞國民身份認同，一般出現在較年輕、想法更為靈活變通的一代身上，他們普遍接受活在蘇聯政權底下，但在可能的情況下均盡力利用相對寬鬆的行政管理和本地自治，藉此在蘇聯內部推廣愛沙尼亞民族主義。（註七）
或許香港正走在愛沙尼亞的舊路上，但現在的我們與愛沙尼亞冷戰後成功獨立的距離，還差十萬八千里：
第一，香港不曾獨立過，沒有愛沙尼亞那樣純粹民族主義來得強烈而普遍。沒有被「非法」佔領，也沒有像愛沙尼亞人曾經歷的那些被處決、監禁、流放等災難性的過去。想想他們當年痛恨蘇聯的程度已非一般言語可以形容，否則 1941 年遭德軍入侵時，就不會還一度將納粹視為驅逐蘇聯的救命恩人。這種民族性其後在冷戰時代蘇聯的統治下，更被進一步深化——無論是從歷史、文化，至乎種族仇恨所建立的身份認同，均不是香港那剛成雛形的所謂民族意識可同日而語。縱然從二元對立、至乎仇恨痛苦所建構的民族性而言，香港的確走在愛沙尼亞的舊路上，卻是還差數十載之遙。
第二，上述與現時香港正經歷的有幾分相似的，是共和主義者年代國民身份以及第一種民族主義的塑造，也就是說基本上是促進獨立的首個世代。經歷傘運與反送中後，從吃一顆催淚彈，一、二百萬人和平遊行又散去、 G20 眾籌全球登報到 721 、 831 「恐襲」，中大理大之戰——香港歷史裡擁有相同過去，因著這些經歷與掙扎而對香港的歸屬感深化，並促使他們對於何謂正確、可取以及應該爭取等的種種見解「有著更統一的立場與價值觀」的政治世代，已被確立。
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與接下來的立會選戰，大量政治素人的加入，以及尋求現有政制改革方案的人們，姑且不論是否接受永久活在北京政權之下，這些人的努力，是接近第二種如當時「在蘇馬列主義的框架內推廣愛沙尼亞民族主義」的世代。或許我們前行的速度可觀，然而這一切僅是起始。愛沙尼亞花了 51 年才真正的脫離蘇聯獨立，當中還無可否認地帶點僥倖的元素。而屬於香港人的「時代革命」，序幕才剛剛開始。
以「想像共同體」建國的可能性？
關於獨立，大多的討論集中在香港的獨立在「現實上」是否有此可能。然而，這個「可能」卻存在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可能」跟是否支持與追求獨立沒有直接關係，這是第一點。 2016 年中大民調便曾得出，儘管逾八成香港人不認為能實現獨立，卻仍有近四成 15 至 24 歲的青年支持港獨的結果。（註八）
這不但是部分港人口中「港獨份子明知不可為仍選擇劍走偏鋒」最好的證明，亦是相當明顯的，香港的民族主義早已被建構的反映。第二，現時關於「可能」的論述大多集中於現實主義下，北京一黨專政捍衛其主權的前提下、經濟及地理邊界下，能否有獨立的條件與可能性。
但正如本文開頭曾言，只要香港這個「民族性」被確立，其他所謂政權、經濟、地理等潛力與制肘均是次要。因為廿一世紀建國不一定要在夏慤道或政總大樓插上獨立旗幟，獨立建國的概念沒必要限制於地理位置等條件，更無須拘泥於形式。
2020 年的今天全球資訊科技發達，網路能輕易把全球的香港人連結起來，只要香港人的這種民族性確切的存在，並被好好地維繫，隨時間推移，便會形成只屬於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而當這個想像共同體光譜擴闊、壯大、扎根了，香港人便能在各地「建國」。俗語有云they can’t kill us all，更何況是沒有確切「實體存在的國家」。當時機成熟時，再實行有根據地的「獨立建國」。（某種程度上，類同於猶太人在以色列建國的歷史）
屆時不管是回到真正的香港進行抗爭，還是集體移民，又或者成為第一個在網絡世界的「國度」，一切均有可能——而那麼多的可能性，關鍵始終在於香港的民族主義，能否有迎來成熟的那一天。
註一：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註二：Clemens, W.C. (2019) ‘Could Hong Kong become another Estonia?’ The Diplomat. [online][Accessed 14 Mar. 2020].
註三：Ma, E.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註四：Cheung, T. and Chung, K. (2018). 'Xi Jinping vows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37990/xi-jinping-vows-strengthen-national-identity-and-patriotism [Accessed 30 Apr. 2019].
註五：「港大民研：「香港人」身分認同感1997年以來新高」」，〈明報〉，2019年6月27日
註六：Aarelaid (1996) ‘Restoring Voluntary Field and Problems of Civic Culture.’Paper presented at Crossroads in Cultural Studies Conference, July 104, Tampere, Finland. Series B:37,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ampere.
註七：Johnston, H. and Aarelaid-Tart, A. (2000) ‘Generations, Microcohorts, and Long-Term Mobilization: The Esto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0–1991’,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3(4), pp. 671–698. doi: 10.2307/1389553.
註八：「探討巿民對2047香港前途看法 中大民調：15至24歲青年近四成支持港獨」，〈明報〉，2016年7月24日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