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梁天琦離開以後

2019 年 9 月《換日線》採訪香港期間,不斷聽到年輕受訪者主動提起梁天琦的名字,不是引用他說過的句子,就是替他如今的遭遇惋惜。在美國大使館的遊行裡,見我的兩位嚮導與梁天琦年紀相仿,隨口問了句:妳們認識他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梁天琦離開以後

由左至右為凱撒、周竪峰、鍾翰林

Photo Credit:范家朗 攝影

採訪、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香港的夜晚,在沒有抗爭的時候,顯得格外悠閒。一反白日街頭,上班族行色匆匆,此時只見年輕人三三兩兩,結伴蕩出來吃消夜。

直到有人走到公寓陽台,用一聲「光復香港」,劃破了住宅區的寧靜。

接著,對門馬上有人聞聲「接應」:「時代革命!」

一轉眼,場面忽然就演變成了街坊的「口號接龍」,人人都扯著嗓子,高聲應和。有人起頭,就有人跟隨,從一兩句即興的呼喊,成為一波波興奮的聲浪,此起彼落。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知何時開始,已成為所有香港人耳熟能詳的「反送中口號」。然而,這句口號並不是反送中運動的產物;事實上,它是一位香港立法會參選人,在 3 年前喊出的競選口號。

這位參選人,就是如今身限囹圄的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派政黨,以下簡稱「本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

2019 年 9 月《換日線》採訪香港期間,不斷聽到年輕受訪者主動提起梁天琦的名字,不是引用他說過的句子,就是替他如今的遭遇惋惜。在美國大使館的遊行裡,見我的兩位嚮導與梁天琦年紀相仿,隨口問了句:妳們認識他嗎?

「不認識,」她們說,「但如果能當他朋友就好了!」

後來我才知道,梁天琦還比她們年長 3 歲。不過,對 1990 年後出生的香港世代來說,年紀的分野早已日益模糊;尤其對本土派的年輕抗爭者而言,「90 後」與「00 後」幾無分別,只因他們都是當權者眼中,因「港獨」思想而無法在體制內取得話語權的一代。

有別於「泛民主派」主張透過改善既有體制、落實「真普選」,建設民主香港;「本土派」雖然也支持香港普選,但認為實現普選的唯一手段,是「民族自決」、香港獨立。通常,前者在抗爭中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後者則因認為要「以武制暴」而被歸類在「勇武派」。

什麼樣的年輕人會信仰本土派呢?答案是發現「泛民派」或「和理非」無望的時後。而每個人「覺醒」的故事都不盡相同。

周竪峰

《換日線》和周竪峰相約他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專訪。圖/范家朗 攝影

現任議員助理的周竪峰,一見面就表明不知該以什麼身分受訪。此前,他因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而小有名氣,但他說都畢業這麼久了,還仗著學生會的頭銜發言,實在太難為情。

接著話鋒一轉,周竪峰忽然化身學究,一臉老成地講起古來。他說回歸之前,當中英針對香港問題談判之際,很多香港民眾都因恐懼,希望能繼續留在英國治下。此時一群香港人跳出來,遊說同胞「身為中國人,應該反抗殖民統治,回歸中國,但繼續實施民主制」。這群人就是所謂的「民主回歸派」,支持者包括多個政治團體與學生會成員。

他抱怨香港就是被這群人耽誤的,終於總結到重點:「他們就是那種,已經畢業二、三十年了,還會用中大會長名義去發表謬亂。我就不喜歡這樣,不要說不是學生會長,你連學生都不是了,還說你是前學生會長。」

其實「畢業很久」的周竪峰不過 23 歲,一開口卻說回半個世紀以前,且自帶一股說書先生的韻律。周竪峰說自己從小就愛研讀歷史,尤其愛看中國歷史故事,而歷史無疑教會了他很多事。2012 年,中學的他之所以會響應反國教運動,就是被中國歷史偉人那「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感召,自覺必須站出來支持民主。

也因為站出來,才得以學到另一個歷史教訓:盡信書不如無書。「我看到了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衝突,發現中國人怎麼跟我在歷史書上讀到的不一樣?書上的中國人很勇敢啊、抗拒很多不公義的事情啊,結果到現場才發現,原來他們自己也會去壓迫反抗的人嘛!」

除了「中國夢」破滅,周竪峰還發現,學生自發的努力,輕易就被政黨收割:「2012 一開始的時候,黃之鋒的學民思潮其實做了很多東西,是當時泛民主派沒有辦法做的。後來事情鬧大以後,他們(泛民派)才開始做戲,說我們多支持你們。那個時候就知道,這些人其實不能夠依靠。」

這樣的感受在雨傘運動之後更加強烈:「那時候在中大,很多泛民的『左膠』都說,雨傘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引來了國際的支持跟掌聲──然後我們很多的朋友都覺醒了。我算是第一批人走出來說,欸你,你他媽的瘋了,你不要去浪漫化自己。我們什麼都沒有爭取到,還有很多朋友被告,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

在這樣的氛圍下,周竪峰和朋友們都自嘲得了「雨傘革命症候群」,「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失落感,覺得被泛民主派背叛了、被不出來的朋友背叛了,還有被那些香港所謂的主流──什麼都沒做,但罵你們是廢青,搞亂香港給背叛了。」

從反國教到傘運,周竪峰對泛民派徹底失去了信心。

鍾翰林

反國教發生時,鍾翰林還是小學生,傘運時也不過初中,兩次都未到場參與,但他卻發現了另一件事:「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香港人優先』的組織,主張香港獨立。他們拿著一個香港旗,走進解放軍的軍營,然後就給警察抓了。我在電視上看到這個新聞,才知道原來有一些香港人是主張獨立的,原來香港爭取民主,不一定要建設民主中國。那時候我就開始在思考,香港獨立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為香港爭取民主。」

今年 18 歲的鍾翰林,剛從中學畢業,是本土派學生團體「學生動源」的召集人。圖/范家朗 攝影

今年 18 歲的鍾翰林,剛從中學畢業,是本土派學生團體「學生動源」的召集人。學生動源成立於 2016 年 4 月,創始成員是一群中學生,相識於梁天琦的助選團隊。

2015 年之前,梁天琦還沒沒無聞。他是香港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平時熱衷球類運動,為宿舍贏得了許多比賽勝利的錦旗;卻也因此在該畢業時畢不了業、找不到工作、從宿舍搬進了劏房,甚至罹患了輕度憂鬱症。雨傘運動期間,他與抗爭者一起走上街頭,為家鄉奮鬥的滿足感,曾短暫地將他從人生的無望感中解救出來;但當傘運黯然收場,他便又再度跌回深淵。

意識到「繼續這樣下去會死」,他試著向外求援,並養成了騎單車出門找朋友的習慣。而他找的其中一位朋友,便是本民前的召集人黃台仰。和黃台仰頻繁的談話中,他終於再度找到了人生目標,不僅在 2015 年中加入了本民前、成為政黨發言人,更緊接著參加了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的補選

自嘲「廢青也能揭竿起義」,梁天琦鼓舞了許多中學生加入他的行列;他的競選團隊裡,於是不乏像鍾翰林這樣,高度關注香港民主、對「和理非」存疑,又認同「梁天琦精神」的中學生。

鍾翰林回憶:「我是到 2016 年才覺得一定要香港獨立。在 2013 到 2016 年的時候,我覺得任何可以爭取到民主的方法都應該嘗試。但是 2014 年的時候,他們(雨傘運動)是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去爭取普選。這個我是覺得沒有用的,因為過去我們香港人在英國統治的時候已經(用和理非)爭取民主到現在、到 2014 年,其實我們什麼都沒有爭取到。我們開始覺得,如果政府不回應我們的訴求,我們就要把抗爭的模式升級。」

2016 年 2 月的旺角警民衝突(也被稱為「旺角騷亂」,本土派人士則稱之為「魚蛋革命」),便是「抗爭升級」的結果,也被本土派視為雨傘革命的延續──只是這一次,他們一改過去「和理非非」的溫和作派,為「勇武抗暴」揭開扉頁。

抗爭落幕後不久,梁天琦以 15% 的得票率落選,但隨即決定參加同年的立法會選舉。而離開競選團隊的鍾翰林,也已決定好了自己的下一步:和志同道合的戰友們,成立一個專屬學生的本土派組織。

既然支持梁天琦,為什麼不加入本民前就好?鍾翰林解釋,「一般的港獨組織不太讓中學生參與,他們覺得中學生年紀太小,去派傳單就好,不容許我們參加一些比較有風險的行動。但是其實在 2016 年的魚蛋革命裡面,也有不少中學生參與,證明我們不只能派傳單,也希望做一些比較前線的工作。」

當鍾翰林籌備「學生動源」、梁天琦參選立法會之際,同樣參與了「魚蛋」的周竪峰,在 2 月底順利當選了學生會會長

「我們本土派後來檢討雨傘失敗的原因,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學生會跟學聯,整個香港的政治勢力都在泛民主派手中,我們所謂的『左膠』。他們提倡的很多事情,跟香港的現實是不相合的,然後他們身份的認同還是在中國。我們覺得要改變這一點,就自己去選學生會。

一年的任期裡,周竪峰帶領學生會,向旺角衝突中被起訴的學生伸出援手、舉辦與會者多達數千人的六四論壇,更帶領中大學生參與了「反 DQ 抗爭」;透過各種方式,宣傳本土理念。

凱撒

凱撒是《90後社會紀實》的共同創辦人,也是紀錄片《夏日紀事》的導演之一。圖/范家朗 攝影

這一年,中大裡還有另一個忙碌的身影──藝術系的學生凱撒。

凱撒熱愛攝影,早在 2012 年就和同樣生於「90 後」的好友文豪,開啟了《90後社會紀實》計劃,用影像報導香港社會。2016 年他們突發奇想,在立法會選舉期間,分別跟拍了兩位好友、同時也是本土派候選人──青年新政的游蕙禎,以及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最終製成紀錄片,取名《夏日紀事》。

他說拍攝紀錄片,是對旺角衝突的反思。旺角衝突那天,他人在現場,帶著相機,本來只是想紀錄小販擺賣的一夜,卻意外目睹衝突。傘運之後,很多人更堅信勇武派,但「真的爆發了一場勇武抗爭,效果卻非如預料。」那時就想拍一部紀錄片,談年輕世代一路上的遭遇與變化。

只是影片拍到一半,梁天琦就因港獨立場,被選舉管理委員會取消資格,只得由青年新政的梁頌恆代為出選。而儘管梁頌恆與游蕙禎均順利當選,卻又旋即因宣誓風波而雙雙遭到 DQ;同樣被 DQ 的年輕議員,還有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宛如「90 後青年的全軍覆沒」。

對此,凱撒無奈地說,「特首說要跟年輕人對話,又沒有給我們對談的途徑,我們的聲音根本進不到立法會裡面⋯⋯。」

相較於周竪峰和鍾翰林侃侃而談,凱撒的話很少,而且起初堅決不說「北京話」,「我是香港人,我只講粵語。」我提議用英語進行訪談,但他認為粵語「已經夠用」,最後由同行的友人協助翻譯。本土派的特色之一,就是強調作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語言自然是認同的重要一環。

鍾翰林就提到,因為普教中的關係,「我覺得 2000 年之後出生的香港人,可能是『最後一代的香港人』。我們現在可以發現有一些小學生、一些初中生,他們是說普通話,那時候我還以為他們是來香港讀書的中國人,但是後來我發現他們其實會說廣東話,說得比我還要純正,那他們肯定是香港人。

如果未來反送中運動失敗後,社會運動也失敗的話,我們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將不斷被消失,而中國政府又用一些文化上的手段去同化我們,下一代將不會再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為此,鍾翰林自認是延續香港人身份認同,最重要的一代。

談到如今的反送中運動,鍾翰林直言已預見失敗,但失敗後會有更多香港人追求獨立。而從國際的例子看來,爭取獨立本就是很漫長的過程,不須以反送中一役定調港獨一戰。周竪峰則認為,反送中破除了香港人「勇武派會讓香港失去國際支持的迷思」。他強調如今中國身陷貿易混戰,而香港在貿易戰中扮演要角,正是「歷史上爭取自由民主的好時機」。

堅持本土派理念,是一場目前仍看不見盡頭的抗爭,但三人都不曾考慮移民,仍盼望能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奮鬥。

「時代革命,去哪了?」

2016 年底,當黃台仰、黃之鋒等青年領袖紛紛上街為年輕議員遭 DQ 抗議之際,梁天琦卻已淡出政壇、離開香港,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此舉受到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批評,諷刺地問:「時代革命去哪了?」

一年後,梁天琦用行動證明,「時代革命」沒有臨陣脫逃。他在眾多親友的反對下,回到香港接受「旺角暴動案」的審判,最終被依暴動罪與襲警罪,判處 6 年有期徒刑,並隨即入獄服刑。此次重判,無疑是對本土派的殺雞儆猴。

不過,監獄關得住梁天琦,卻擋不住他的國際知名度。今(2019)年 11 月,梁天琦入選美國《時代》雜誌(Time)「100 NEXT」(下世代百大代表人物),是名單中唯一入選的香港人。同時間,歲月也無法將「梁天琦精神」從本土派的心中根除。訪談最後,鍾翰林就引用梁天琦,表達自己繼續奮鬥的決心:

「梁天琦說過,當我們去問上一代,『為什麼現在香港會變成這樣子?』、『你們在主權移交那時後做了什麼?』──我們用手指指著他們的時候,同時有四個手指是指向自己。所以我們同時也要問自己,如果我們下一代也是這樣子問我們:『2047 年的香港,為什麼跟中國一樣?』、『在那時後你們做了什麼?』──我們要怎麼回答?

我們不希望下一代要生活在一個跟中國沒有分別的世界,我們不想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你們沒有盡力為了香港去做一些改變。我們是為了自己,為了香港,為了我們整個香港的下一代去爭取民主。」

雖然梁天琦暫時離開了,但革命似乎才剛要開始。

圖/凱撒 攝影,90後社會紀實 臉書專頁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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