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底，我們在奧克蘭一間圖書館，參加了一場小型的社區工作坊。
活動內容很簡單，現場提供一些輕黏土和幾把吉他，讓附近的居民免費參加。活動沒有邀請什麼專業大師，也沒有制定嚴格的課程進度，就只是幾個孩子坐在長桌前，把手裡的黏土揉成各種奇形怪狀的物體。現場的另一個角落，則坐著一位六十多歲的大叔，他抱著木吉他，吃力地照著和弦表練習 C 和弦，鋼弦發出悶悶的聲響。
工作坊結束後，現場沒有人完成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大家只是把手上的泥巴洗乾淨，幫忙把吉他收進琴袋，笑著說下次見。
在紐西蘭，這類由地方委員會提供小額補助的社區活動相當常見。雖然這類活動的經費通常不多，但剛好夠購置一些材料和支付場地費。這類社區活動的申請門檻通常不高，結案時也不需要在報告裡強調有多大的「社會影響力」，更不需要舉辦正式的成果發表會。
這類活動的存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為了讓當地居民在週末多一個可以聚在一起的空間，嘗試平時不會接觸到的樂器或藝術材料。看著大家開心的模樣，我心中浮現的，卻是以前在台灣的經驗。
當 KPI 邏輯進入台灣才藝教育
如果在台灣辦一場類似的活動，或是把孩子送去參加才藝班，多數家長習慣在活動結束時，能獲得一個能被衡量的結果。例如：孩子學鋼琴，年底就可能會參加音樂教室的成果發表會，或是準備檢定考試；如果是學畫畫或捏黏土，老師往往也會協助孩子把作品整理得更完整、更漂亮，好讓家長可以拍照上傳，甚至報名參加縣市的藝術比賽。
我們從小被教育，投入了時間和金錢去做一件事，就應該要看到成效。如果一學期過去，吉他還是彈得不好、黏土捏出來的東西連形狀都看不懂，很多人的直接反應會是：「這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但這樣的想法，其實是把職場上的 KPI 邏輯帶進了生活以及興趣之中。
我們報名任何課程，往往帶著明確的目的：這個技能能不能在未來放進履歷？這項興趣能不能變現？或是最基本的，這堂花藝課或陶藝課的成品，能不能讓我拍出一張好看的照片，上傳到社群媒體上，得到眾人的肯定？這種習慣，讓許多人在面對「學習新事物」時，常會感到焦慮。
想到這裡，我總覺得，我們似乎失去了單純去「體驗」一件事的能力。
當每一項愛好都被賦予了成果和期待，原本應該用來放鬆的興趣，反而變成了另一種壓力。這或許也是為什麼，許多人下班後寧願癱在沙發上滑手機，也不願拾起曾經喜歡的畫筆或樂器。因為只要一開始做，腦海裡那個「必須做好」、「必須有進步」或「必須有成果」的聲音，就會跑出來。
在紐西蘭，學才藝不一定要有目的
但在這次的工作坊裡，我看到的是另一種對待興趣的態度。
那位學吉他的大叔，手指按弦按得很痛，但他沒有打算要在下個月的親友聚會上表演。他說，他只是覺得木吉他的聲音很好聽，但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單純想知道撥弄琴弦是什麼感覺。而那個將黏土混成一團黑色的孩子，他的父母坐在旁邊喝咖啡，沒有走過來試圖干涉創作過程，也沒有要求他捏出一個像樣的杯子。
這不禁讓我思考，紐西蘭的社會氛圍允許沒有目的的創作存在，難道是因為他們真的不在意成果嗎？其實也許不完全是。更精確地說，我看到的或許是兩個文化對「什麼是成果」，以及「什麼事情值得花時間」的理解不同。
在台灣，我們習慣的成果多半是外顯的、具備社會認可價值的，像是一張證書、一次完美的演出，或是能轉換成副業收入的技能。但在紐西蘭，許多人眼中的成果，是心靈上的收穫。
我開始學習，不把成果當成唯一目的
受這種環境影響，最近我也開始了一項「無產值」的興趣──收集與修復老古董座鐘。
這是一件相當耗時的事情，常常要花上整個週末，趴在書桌前研究不同年代的座鐘打鐘方式，將複雜的黃銅齒輪一一拆解、清理、上油，然後再小心翼翼地組裝回去。
過程中，當原本停擺的鐘擺重新準確地走、發出整點打鐘的清脆聲響時，那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成果。而我付出的時間並沒有白費，因為這段時間，最後轉化成了內心的平靜與專注。
我常在社群上看到有人在討論台灣社會存在的「斜槓焦慮」與「自我成長疲勞」。而這些焦慮背後，或許都和我們太害怕「做白工」有關。
我們總覺得時間寶貴，必須把它投資在有回報的事物上。但在紐西蘭，這類社區工作坊為民眾提供了一個稍微喘息的空間，也提醒了我一件很基本、卻常被忘記的事──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有結果。
彈錯幾個和弦沒有關係，捏出一個醜醜的黏土怪獸也沒有關係。享受泥土在手裡的冰涼觸感，聽見指尖撥動琴弦發出的和弦音，這些細微的感受，本身就已經足夠了。
或許，在習慣了凡事必問產值的社會裡，我們都該試著允許自己，去花點時間做一件看似無用、不會有成績和證書，也不會被周圍評價的事情。我們才能在那些沒有目的的空白裡，真正把時間還給自己。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