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台灣護理臨床，擔任護理師工作了將近 7 年，如今來到英國第五年了，目前在一間專門照顧成人自閉症患者的機構工作，擔任 Support Worker（照顧性支持員、照護員）即將滿 3 年。
我們的排班極為緊湊：早班從早上 7 點半到下午 2 點半，晚班從下午 2 點半一路到晚上 9 點半，通常一天連上兩班，總計 14 小時，另外還有大夜班，只是我從未嘗試過。這樣的生活節奏讓我們與住民們緊密綁在一起，就像家人一般，不僅陪伴與支持，更肩負教導與引導的責任。
機構住民當中，有些屬於高功能型自閉症，能夠對話、行動自如，甚至有些住民可以在工作人員陪同下安排歐洲假期；而有些則完全無法自理，舉止極端，可以持續咆哮尖叫好幾個小時，或者將排泄物塗滿整間廁所，令人驚慌失措。大家有著各自獨特且複雜的需求，因此照護必須是一對一、全天候地進行。這份工作，不只是責任，也充滿挑戰。
我在英國工作的地方，距離台灣 1,500 公里遠，文化、制度、語言截然不同，而我的生活與工作，則已經幾乎完全融入這片曾經陌生的土地。
然而，這份本該充滿耐心與善意的工作，背後卻遠比我想像得更加冷酷與現實⋯⋯。
我在英國自閉症患者機構工作的真實現場
成人自閉症患者的特質之一，就是對「變化」高度敏感。他們有強烈的生活慣性與執著的行為模式，而照護人員需要逐步了解他們的習慣、底線與情緒引爆點，才能預防突發的暴力行為。
其中有一位女住民，身高約 180 公分、體重超過 130 公斤，是我們機構裡最具有暴力傾向的患者之一。她情緒不穩、反應激烈，常因極小的刺激就大吼、砸物，甚至攻擊 Support Worker。她宛如一壺隨時沸騰的熱水，使得我們每一次的照護如履薄冰，她是所有人輪班時最害怕必須面對的對象，也成為我與公司衝突的中心。
起初，這位住民有固定的主要照顧者，一位男性員工，雖說手段稱不上專業（例如用更大聲的吼叫壓制住民、不乖就取消外出等），但多少能有效「控制」她，在主管的默認下，一直都是他全天候照顧這位女住民。
然而這名員工退休後，照護的重擔開始轉移到一位位女員工身上，尤其是那些新來、不太會反抗的人。至於為什麼是女員工？因為男性員工更不想照顧，便用「男女有別」的原因推托，當然這樣的理由十分薄弱，畢竟曾經也是由男性員工全天候照顧她。不過，這樣的荒謬規則，在這個毫無制度的公司裡已經見怪不怪。
而這位女住民一看到照顧者是女性，變得更加激進暴躁，每天都與女員工發生衝突；進而，當大家一看到班表被安排照顧這位女住民時，常常直接打電話請病假，導致她經常性無人照顧，當班的小組長便現場指定一位女性員工臨時遞補，形成惡性循環。
曾經我也在原本當班的人臨時缺席時，被指派照顧這位女住民，根據大家的經驗，我預測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並明確向管理層表示：「我沒有照顧她的經驗，也沒有被帶過（Shadow shift），我需要接受完整訓練後，才有能力照顧她。」但他們並不在乎，轉身就找了一個更新、更好說話的女員工當代罪羔羊，忽略我合理的請求與安全疑慮，也未曾真正處理這位住民的照護風險。公司對外宣稱的「完整訓練」，不過是一場虛有其表的騙局。
更糟的是，後來經理乾脆直接把我的班表排給她。雖然不滿，但我堅持不輕易撒謊請病假的原則，鼓起勇氣硬著頭皮上班。事前我努力向資深同事打聽技巧，但那些片段的經驗根本無法替代實質訓練。
在我第一次獨自照顧她時，她立刻看穿我是「新手」，短短幾分鐘內情緒嚴重失控，破口大罵：「臭婊子、賤貨！妳給我滾！」她站在離我不到 10 公分的距離，沒有打我，但是雙手不斷高舉用力揮動，她的唾沫噴在我臉上，那股沸騰的憤怒、恨意與狂亂，灼傷我的臉，也灼壞我想照顧人的心，從此揮之不去。
我當下判斷必須離開現場，讓她冷靜、轉移注意力。然而正當我踏出門口，身後卻飛來一張椅子，砸在距離我不到 10 公分的地板上。
荒謬鬧劇反覆上演，向上報告卻未被處理
咆哮、怒吼、謾罵、翻桌、摔門、砸椅子，這樣的情形上演了 3 次，我忍耐了 3 次。因為我告訴自己，我得要嘗試，我必須要有證據、要有經驗，才有資格去跟經理進行協商。
在經歷了 3 次身體及精神上的折磨後，我帶著這些資訊，親自到經理面前，向經理反映整個狀況，我提到：「不論是生理上或者心理上，我都無法照顧這位住民，她也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因為我們都是被迫去照顧她，並沒有完善的訓練及保護。」
經理點頭如搗蒜，配上標準的「英式禮貌」，聲聲表達贊同；她說她完全能理解，也體會到我們的不安，一定會安排訓練，要提供一個絕對安全的環境給員工，並且保證在我接受培訓前，不再安排我照顧她。我謝謝她的體諒跟明理。
然而，隔天新排班一公布，仍將我排給那位住民。我傳過去詢問的信件像石沉大海，至今愚蠢地流浪，無人理會。
後來我靠著前輩教的技巧，與這位住民奮戰了 8 個多月，苟延殘喘，荒謬鬧劇反覆上演，每次照顧她都如同走鋼索，隨時可能身心靈支離破碎。除了精神備受折磨，同時也拷問我的靈魂：我是來照顧人的，她需要被照顧，我不是逃避者。然而從台灣護理界養成的道德感，在這裡似乎無關緊要。
終於，那一拳落下。
它就這麼發生了，在一個完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我「終於」被她打了。
之前都是言語咆哮的暴力、身形差距的威脅，這次是實質性的，一個來自她的拳頭，打在我左胸上。這一拳雖然沒有留下真正的傷痕，痛楚也隨即消散，但是卻真真正正打醒了我關於暴力與自我尊嚴的認知。
當天，我立刻記錄事件、拍照備存，並用正式電子郵件向上級嚴正聲明：「我拒絕再被指派照顧這位住民。」我拒絕這種事情再次發生。
靠人不如靠己，我採取了哪些行動？
然而在他們眼中，我似乎只是一隻突然發狂的小貓，不值得費心。兩個多月過去了，我的經理、副經理都無動於衷，完全沒有任何回覆。
他們甚至不演，連跟我口頭上的慰問，都不曾存在過，所有他們大聲疾呼關於「支持與理解」的言語，如今顯得諷刺苦澀，更不用說要保障員工最基本的安全與尊重。
他們的冷漠讓我不斷質疑：為什麼我必須被忽略？為什麼我得一再主動溝通，卻換來無視？新的班表公布，仍把我排給這位女住民，彷彿那一拳、那份報告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不斷忍氣吞聲的員工。
我不想再成為那種員工，那樣的犧牲品，良性溝通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我轉而採取明確、直接的態度應對：在每次收到排班時，我會寄出一封正式聲明，引用英國《健康與安全工作法》（Health and Safety at Work Act 1974）及 CQC（Care Quality Commission）規範，明確指出「雇主有責任保障員工身心安全，提供適當訓練，並維護無歧視與尊重的職場環境」。
目前的我沒有想要往上延伸，但是我強調：在接收到合理處置前，我不會再照顧這位住民。
可笑的是，主管們雖知道自己犯法，但是不溝通、沒回應，卻在我寄出信短短 15 分鐘內，火速地更改了我的班表，把我排給另一位病人。難以想像，這是一個在英國，歐洲進步大國、民主法治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兩個標準土生土長的英國人，正在做的應對。
為什麼我選擇持續抗爭？
儘管他們採取更動班表的讓步，但本質問題仍未解決。每週新的班表依舊可能出現這位女住民的名字，而我仍需一次次抗議，才能維護自己。
提供照護是我的專業，更是我的自我認同，進而使我接觸了這份工作。原以為自己來到歐洲大國，這份專業及照顧人的心，能得到不一樣的體驗及成就感，現在卻因照護延伸而出的體制、管理問題，讓我從未真正逃離那些腐敗困境，更感到心力交瘁。
很多時候，並不是「工作」本身有問題，而是整個「工作環境」生了病；待在裡面的人，沒病也要一起裝病，沒有人想真正「醫治」根本問題。
但我清楚自己的底線。我持續採取目前的方式，只要他們繼續把我排給這位女住民，我就會透過正式抗議與紀錄，為未來的上訴保留證據，拒絕沉默、拒絕犧牲。
這段經歷或許顯得沉重、荒謬，但它真實地發生在我身上。這樣的抗爭沒有戲劇性，也無英雄光環，只有一點勇氣與堅持。
目前事件尚未結束，主管仍抱持著消極苟且的態度處理，我雖疲憊，卻不會任由任何人苟且我的人身安全及尊嚴。
也願這個真實故事，能喚醒更多人的覺醒，能給在職場上遭遇不公平及忽視對待的人感到陪伴。我們不需要用無意義的「聽話」、無條件地「妥協」，去換取尊重跟一份工作；當你被忽視、被傷害，請堅守底線、堅持發聲。
在人生中，我們有著很漫長的職涯要走，或許無法每一次都爭取到理想的結果，但每一次面對跟處理的經驗，都在為未來打下基礎。它們可能微小、零星，甚至未被看見，但依然具有價值。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