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雨築
2024 年暑假，我參加了醫學生聯合會「性別與人權」部門的交換計畫，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生，一同探索盧安達的醫療文化與公共衛生政策。
本次大會聚焦於「性別與生殖健康與權益」（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SRHR）。除了在當地醫院觀摩，我們還深入了解了當地的政府機構、聯合國相關組織、東非衛生組織，以及多個本地與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而對盧安達的醫療環境和政策，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
沒想到，這也是還未正式進入臨床實習的我，第一次親手為新生兒接生。
「非洲新加坡」的光與影：揭開盧安達生活的真實面貌
出發前，我聽聞盧安達被譽為「非洲新加坡」，因為自 1994 年種族大屠殺（註）以來，在時任總統保羅・卡加米（Paul Kagame）的帶領下，這個國家在短短 20 餘年間實現了經濟的迅速起飛。這讓我對這片土地充滿好奇──在這個東非小國的醫院中，究竟上演著怎樣的日常生活呢？
經歷漫長的轉機與逾萬公里的旅程，我終於踏上這片未知的土地。初到盧安達，眼前的一切令我感到意外：一幢幢帶有車庫、院子和陽臺的房屋，乾淨整潔的街道，和善友好的居民，與我過往造訪的其他開發中國家截然不同。
我們居住的地區滿是豪宅，彷彿延綿不絕；超市裡部分商品的價格甚至高於臺灣，讓人難以置信這裡的人均所得僅為臺灣的五分之一左右。
然而，在這樣光鮮的外表下，貧富之間的差距卻深深埋藏於看不見的角落。我們與當地居民的互動機會有限，或許我的觀察只是片面的，但依然讓人印象深刻。
當地的學生很少與我們一起在餐廳用餐，即使有，也會選擇自助式的吃到飽，或者兩人分食一份餐點。因為對他們而言，每餐費用折合臺幣 100 多元，有時並不容易負擔。不過，幸運的是，有了學校或政府的補助，他們每月只需花約 500 臺幣即可解決基本餐費。
有一天傍晚，我獨自在住宅區附近的小路散步，遇到一群踢瓶蓋玩耍的孩子。他們一看到我這個外國面孔，立刻大喊：＂Give me money!＂（給我錢！）另一回，一位約 4 歲的小女孩牽著弟弟從我身旁走過，他們正分食一塊僅半個拳頭大的麵包。經當地醫學生詢問後才得知，這竟是姐弟倆當天唯一的食物來源。
在盧安達，乞討或街頭兜售是違法行為。我無從得知觸犯規定會面臨什麼處置，但翻開這些整齊劃一的洋樓，如何照亮那些生活在暗處的人，始終是每個社會難以解答的課題。
資源不足的醫院裡，我的接生初體驗
來到距離城市一小時車程的醫院後，實際觀摩與學習的過程，讓我深刻感受到這裡貧富差距的衝擊。
這間醫院的婦產科是最大的部門，但資源極為有限：狹窄的空間內擺放著 5 張接生床、繁忙時一天要接生約 30 名嬰兒、一個月平均有 500 位新生兒在此誕生；產婦等待多時，卻只能換得短短 5 分鐘的超音波檢查，而疼痛處置與基本衛教更是不足。
正是在這裡，我不僅第一次見證，也親手參與了嬰兒的誕生。令我永生難忘的，不只是那聲響亮的啼哭，還有產婦承受的劇烈疼痛，以及當地對產婦照護的現狀。
當時的產房內，有 2 位產婦、3 位助產士、一名護理師，以及我們 4 位毫無實際經驗的醫學生。這樣的場景，與我印象中由婦產科、兒科、麻醉科與護理師組成的完整醫療團隊，形成強烈對比。
一旁的產婦因陣痛呻吟，排泄物與血水混著分泌物流到地板，但現場對產婦的物理或心理疼痛幾乎沒有任何處置──她們總是孤身一人待產，丈夫陪伴的情景從未出現。
我穿上厚重、如雨衣般的防護衣，本以為只需進行理學檢查等非侵入性的操作，卻意外聽到助產士對我說：「理論學過了嗎？那就讓盧安達成為你的第一次吧！」
在助產士的指導下，我開始接生。忽然間，破水的羊水四濺，那一刻，我第一次深刻體悟寶貴生命交到我手上的震撼。書本上的知識瞬間具現化：嬰兒順利出生，我剪斷臍帶、取出胎盤，母女均安。這一切的真實感，至今仍歷歷在目。
雖然一間醫院的經歷並不足以代表盧安達整體的醫療現狀，但我在這裡目睹的許多情境，仍值得深思。例如，在理應「無菌」的剖腹產手術中，我看到蒼蠅停在手術臺上；在自然產過程中，助產士未經產婦同意或詳細評估，直接進行會陰切開術，產婦的淒厲喊聲至今揮之不去，這是 4 年醫學教育中從未經歷過的震撼。
整個盧安達僅有 80 位婦產科醫師，其中女性醫師僅 4 位，醫師與病人的比例為 1：8,000，醫療資源極度短缺。為了改善現狀，當地的婦產科醫學會正努力推動住院醫師與醫學生的教育計畫，希望通過增加醫學院數量、完善醫學教育、引進國外師資，逐步解決醫療人力短缺與人才外流的問題。
盧安達的醫療衛生政策如何實現 SDGs？
儘管醫院設備簡陋、人力資源不足，但我對盧安達的醫療發展仍然抱持樂觀的態度。
除了醫院的實習，我們還走訪了當地政府衛生部門、非政府組織以及國際組織，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不同性質的機構在當地醫療衛生領域中各司其職，並且形成了高效的整合機制。
以愛滋病防治為例：1994 年盧安達大屠殺期間，許多婦女因遭受性暴力而感染愛滋病，加上當時醫療資源極度匱乏，診斷與治療往往為時已晚。儘管非洲許多國家的愛滋病盛行率居高不下，盧安達卻顯著低於鄰國水平，背後正是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的成果。
例如，國際組織 Partners In Health 在當地設立了「愛滋村」，為感染愛滋病的婦女提供住房、農作物以及禽畜，幫助她們自力更生；而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Dreamer Village 則以設計桌遊的方式，打破大眾對愛滋病的偏見，並販售感染者製作的織品，讓他們獲得技能，進一步融入社會。
同時，政府自 1995 年起推行的「社區健康工作者計畫」（Community Health Workers Program），也為盧安達的醫療基石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每個村莊配有 3 名社區健康工作者，其中一對男女負責追蹤和防治疾病（如肺結核、HIV、瘧疾等），這被稱為「綜合社區病例照護與管理」（Integrated Community Case Management, iCCM）；另一名工作者則專注於產婦與兒童健康，負責記錄每位孕婦的健康狀況及產檢情形。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約 5 萬名社區健康工作者。他們雖為無償付出，但受訓專業且深入基層，對村莊每位居民的健康狀況了如指掌，撐起了盧安達公共衛生的基礎架構。
透過這些努力，盧安達的醫療衛生政策正朝著漸進且穩定的方向發展。在這裡，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與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不僅僅是口號，而是具體落實的指引，例如消滅極端貧窮與飢餓、普及教育、促進性別平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改善愛滋病與瘧疾等等。從相關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地醫院和政府對這些議題的重視與改善成效。
與我曾造訪的伊拉克（Iraq）、印度（India）相比，盧安達的醫療工作者雖然身處艱難的環境，卻展現出非凡的韌性與對未來的信心。
Taiwan Can Help
這次參與盧安達的教育計畫，除了深入了解當地醫療體系，也促使我進一步思考臺灣在「國際醫療援助」中能扮演的角色。
走在盧安達的街頭，隨處可見標有簡體字或韓文的工廠招牌，而在醫院中，也能見到許多來自國際的醫師團隊，協助制定訓練計畫，國際援助在當地醫療發展中可說舉足輕重。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地人對臺灣的認識極為有限，甚至不認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進一步查詢臺灣與盧安達的外交與貿易關係後，我發現盧安達並無臺商組織，兩國的貿易互動也相當稀少，因此當地人對於臺灣的了解不足似乎也就不那麼令人意外。
＂Taiwan Can Help＂這句口號，固然振奮人心，但要真正落實其理念，還需要長期且實質的行動推進。
以一名學生的淺見來看，臺灣的醫療實力既能發展高端的精密醫療，也有能力處理基層醫療的需求。這使得臺灣在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基礎醫療尚待鞏固、卻也希望推進精密醫療發展的地區──可以有極大的發揮空間。
不論是傳遞醫療經驗，還是促進醫療器材的進出口，這些都是臺灣推動實質外交的重要方向，也能在國際舞臺上更有效地展現臺灣的軟實力。
這趟非洲之旅，讓我看見了盧安達公共衛生的另一面，也讓我重新省思臺灣的政策與發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我想，每一次的行旅，不僅是探索世界的契機，也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最好方式。
註：盧安達獨立後，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Tutsis）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在 1994 年 4 月至 7 月的內戰期間，胡圖族武裝分子對圖西族及部分溫和派胡圖族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
《關於作者》
楊雨築，Renee
一位平凡的醫學系學生，喜歡走出書本，透過旅行、戶外活動、攝影，來認識世界，希望自己可以踏出舒適圈，嘗試不同的事物。
Instagram: @renee.819819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李旻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