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寫了關於「西班牙公寓」三部曲和後續影集的文章，上刊時，編輯在引言中這麼問：「你心中也有一間西班牙公寓嗎？」
我會心一笑。原來這就是為什麼，「西班牙公寓」三部曲和延伸影集如此深入我心。一群二十出頭，來自不同文化說著不同語言的國際學生聚在一起，碰撞出的火花和故事，每一個角色每一個情節都這麼似曾相識。
不過，我的故事叫做「帕丁頓公寓」。
一切始於粉紅色房間
2003 年 9 月，我抵達倫敦，準備展開一年的碩士課程。出發之前，宿舍申請久久沒有消息，眼看開課在即，我匆忙訂了 5 晚的旅館，拖著超重的行李，既無備案也毫無後路的出發了。
在阿姆斯特丹轉機時，我收到 Email 通知分發到房間，連忙回覆確認入住日期。到了倫敦，在 Gower Street 上的小旅館，一間不含私人衛浴的房間住了 5 天後，我搬進了帕丁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附近的 Lillian Penson Hall（以下簡稱 LPH）。
LPH 是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跨學院研究生宿舍，只要是碩士課程以上的學生都能申請，也接受來訪的學者和學生親友短期住宿。當時會申請這間宿舍，其實只因為它所有房間都附衛浴，而且離帕丁頓車站和海德公園很近，對於喜歡獨處，又只認識倫敦這一帶的我，是第一也是唯一的選擇。我沒有想過宿舍會在我未來的人生中佔有多麼深遠的影響。
從旅館搬進宿舍的那天下著大雨，實在沒辦法拖行李再撐傘去搭地鐵，我只好叫了黑頭計程車，非常「倫敦」的來到宿舍門口。辦完手續，繳完押金和第一個月的房租後，我拿到了舊式旅館才有的那種，附著沉重銀色金屬牌的鑰匙，牌子上的房間號碼是 119。
千辛萬苦找到房間，進門的那一刻我不禁啞然失笑：一半是終於找到未來一年落腳處的釋然，一半是對房裡簡單老舊，從牆壁到書架都覆蓋一層厚重粉紅油漆的裝潢感到奇特。從來不喜歡粉紅色的我，竟然要在這個粉紅色的房間住一年，倫敦還有多少像這樣的「驚喜」等著我呢？
和「葡萄牙幫」打成一片
事實證明，這只是開始。
搬進宿舍後，我獨來獨往了一陣子，覺得有點寂寞，尤其是迎新派對上其他學生積極社交，我卻落荒而逃之後，我不得不認真問自己想要什麼樣的倫敦生活。我開始強迫自己走出房間，參加宿舍的活動，試著認識一些人。沒多久，我認識了另一個台灣女孩C，也和幾個「舍友」有了點頭之交，機緣或是命定的一切，就這樣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
我的大學生活非常貧乏，社團聯誼都沒有參加過，這是我第一次和年齡相近的學生在同一個環境中生活，也是我第一次非常希望不再當邊緣人，而是能成為某個團體中的一員。或許是上天聽到了我的願望，也或許我只是非常幸運，儘管不擅長採取主動，還是有些人不吝對我伸出友誼之手。
最大的轉捩點，是在我認識了「葡萄牙幫」之後。這個以幾個葡萄牙學生為核心的圈子，在宿舍裡廣結善緣，和他們平日一起在酒吧喝酒、週末去夜店跳舞的，有來自法國、希臘、巴西（畢竟葡萄牙語一家親）幾個國家的學生。我和 C 加入後，社交圈變得更加國際化。因為我們，他們認識了台灣，也對亞洲學生有了不同的看法，雖然對歐洲人來說，我們代表著全新的領域，但是對於異文化的好奇與興趣舉世皆同，我們在相處的過程中互相了解，互相熟悉，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因為沒有體驗過，我其實不知道台灣大學生都是怎麼「玩」在一起。加入歐洲學生圈後，我常常莫名其妙成為各式各樣，隨興所至的活動的一份子：
有個比利時女孩一時興起，在酒吧裡揪人開「Nutella Party」，於是一群人在大半夜擠進某層樓的廚房，搜出冰箱裡不知道是誰的吐司麵包和 Nutella 罐，烤了吐司抹醬吃，邊吃邊聊邊打鬧，玩得不亦樂乎。
歐洲盃足球賽，一群人殺到帝國理工學院的學生酒吧看球，深夜回家的路上，有人提議穿過海德公園抄近路，於是我們手腳並用，互相「抬舉」，爬進已經關閉的公園，穿過黑暗得幾乎看不見前路的草地，狼狽不堪卻歡天喜地的回到宿舍。
有幾次忘了為什麼，十幾個人擠進我小小的房間，或坐或站地胡扯瞎鬧，拍了好多莫名其妙的照片。還有那麼幾次，我被叫去某人房間「聊天」，只見房間裡的煙霧警報器套上襪子，門縫用衣服塞滿，幾個人圍坐一圈抽大麻和水煙。更不用說一年到頭都有節慶或什麼理由藉口，在酒吧裡開不知所云的派對。宿舍裡幾百個房間和公用空間，永遠有不同的情節在上演。
「西班牙公寓」式的情節
和「西班牙公寓」一樣，一群 20 幾歲的年輕人住在一棟宿舍裡，除了念書沒有什麼大事，除了彼此沒有其他對象，擦槍走火的發展和意料之外的轉折並不少見。有些人來唸書時，在家鄉已經有男女朋友，在倫敦安頓下來後，對方隔一陣子就來探訪，久別勝新婚的甜蜜令人欣羨。
然而幾個月過去，男女朋友的探訪越來越少，最後和宿舍裡某人出雙入對的例子並不少見。也有人兩邊各一個，被蒙在鼓裡的那個探訪時，朋友們不得不幫忙掩護，喜劇裡荒謬尷尬的場景和弄假成真的情節，就這樣發生在現實生活中：
葡萄牙幫的圈子裡，有個希臘女孩 K 的同鄉男友經常來倫敦看她，和大家都混得很熟，但是她和葡萄牙男孩 P 走得近，也是眾所皆知卻絕口不提的事實。某次男友來訪，我們一群人到夜店跳舞，整晚 K 和 P 都黏在一起，朋友們只好想辦法轉移男友的注意力，深夜回宿舍的路上，兩人還繼續打情罵俏，P 把 K 美人抱起的那一刻，男同志 D 終於看不下去，非常戲劇化地大聲脫口而出：「老天啊！她天殺的男朋友在這裡耶！」為了讓他不再繼續說下去，旁人趕緊聲東擊西，半拖半拉地把他帶開。另一個女朋友也常來的 R，很快就和黎巴嫩金髮美女 H 打得火熱，女朋友來時大家也是很有默契地幫忙掩護，小心不露出馬腳。但是紙還是包不住火，兩人沒多久就正式成了一對。
同一時間，宿舍裡有個塞普勒斯女孩，長得像年輕的凱瑟琳齊塔瓊斯（Catherine Zeta-Jones），大波浪黑長髮，身材高挑五官豔麗，眼神和笑容都迷人；更厲害的是，她是專攻腦神經研究的醫學院高材生，美貌與智慧兼備的耀眼光芒讓她不管走到哪裡，永遠有一群姐妹淘和仰慕者跟隨。每次她推門進酒吧，全場立刻安靜，無論男女都會對她行注目禮，好像好萊塢巨星踏著紅毯而來。葡萄牙幫裡的 S 被這位美女迷得昏頭轉向，卻不知如何接近對方，只好先跟姊妹淘們打交情。後來美女一次都沒約到，倒是和姊妹淘裡的 A 交往起來。
諸如此類的故事不勝枚舉。很多人出國讀碩士博士，為的不只是一紙文憑，也是為了體驗不同生活和多元文化，享受進入社會前最後的自由。那些看似一團混亂的嘗試，其實是探索自身和他人的過程，愛與不愛都是青春的恣意；無論怎樣錯綜複雜，年輕的心總會找到出路，總會有人在深夜的酒吧，陪你喝上一杯或幾杯。
沒人知道「最後」的意義
20 多歲的我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白天在倫敦最精華的地段上課，晚上在宿舍簡陋的餐廳裡打發晚餐，週末夜晚呼朋引伴去夜店狂歡。時間不見得多，手頭不見得鬆，揮霍的是滿滿的青春與精力，試探的是人與人間的無限可能。真實世界就在門的另一邊，學業結束終究要跨過那條界線，往未知的明天和理智的選擇走去，在那之前，讓我們好好享受最後的派對。
可是，沒有人知道「最後」真正的意義。
泰國來的 J 身體健壯，戴著眼鏡的臉上總有開朗的笑容，即使在冬季最冷的日子裡，他也只穿短袖短褲，好像不在倫敦而在曼谷。只要走出宿舍大門，J 永遠牽著他的單車（聽說他來英國時只帶了單車，衣物都是後來才買的），放假時，他騎單車遠征歐洲，遊歷了好幾個國家。
5 月的一天午後，他從 South Kensington 的帝國理工學院騎車出來，在不遠的路口被一輛雙層巴士撞倒，就這樣去了另一個世界。消息傳來，整個宿舍都籠罩在悲傷之中。在人生巔峰的我們赫然發現，原來生命的本質無比脆弱，終點可以來得這麼輕而易舉，這麼毫不留情。
我和 J 在亞洲學生的圈子裡認識，並不特別熟，只是看到會打招呼，偶爾一群人在宿舍餐廳一起吃飯那樣的交情。當時的我在寫不完的論文和得不到的愛情中掙扎，J 的驟逝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震撼──原來在死亡之前，所有困境都顯得微不足道。一個多月後，倫敦發生七七爆炸案（2005 London bombings），其中一個炸彈引爆的地鐵站就在宿舍附近。
再一次，在學生生涯的末端，殘酷現實迎面而來。我們仍然每晚在宿舍酒吧喝酒聊天，找各種藉口開派對，用力燃燒青春的任性和瘋狂，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日子不多了。
我在 LPH 住了兩年。這段時間裡，發生在我和別人身上的故事，大概要寫一本書才說得完。夏天來的時候，很多人交了論文就回國，或是和朋友搬出去住，我們這群酒吧咖四散在世界各個角落，各自奔向不同的未來。
重返帕丁頓公寓
離開宿舍後，我只和其中幾個人保持斷續的聯絡。2010 年在台灣辦婚禮時，已經交往多年的 S 和 A 從倫敦來參加，D 也在去上海念 EMBA 的路上繞道前來，3 人組成了婚宴上的「葡萄牙和塞普勒斯代表團」。K 和 P 在宿舍的兩年裡，始終沒有公開交往，直到搬出去後才正式出雙入對，幾年後結婚。R 和 H 高調愛了好幾年，畢業後更見過父母，但是還是走上分手一途。2014 年，在一起快 10 年的 S 和 A 終於結婚，許多朋友遠赴塞普勒斯參加婚禮。R 單身前來，H 帶義大利先生出席，我挺著懷孕 7 個月的肚子，牽著兩歲多的女兒，一群朋友再相聚，早已不是當年在宿舍酒吧裡廝混的模樣。
轉眼又近 10 年過去，大家忙著事業忙著家庭，在人生路上越走越遠。去年 7 月，我搭通車不久的伊莉莎白線去（突然變近了的）帕丁頓，出站後沿著一度熟悉的 London Street 走到 LPH，只見大門上貼著告示，宣布本宿舍即將關閉，僅存的住客必須即期搬出。我不敢置信地貼近一探究竟，自動門刷的一聲開了，櫃檯後的職員起身問我有什麼事。我解釋只是來這裡懷舊，他猶豫了一陣，繞到辦公室裡拿出曾經屬於我的，掛著金屬牌的鑰匙，「我實在不應該這樣做，不過妳可以去妳的房間看看。」
我握著手中的鑰匙，彷如回到 2003 年搬進來的那一天。我熟門熟路的上樓，在走廊右轉，輕易的找到那扇熟悉的門。門沒有鎖，應該是已經沒有上鎖的必要，推開門走進去，我瞬間回到離開很久，卻一直沒有忘記的時空。房裡的陳設 20 年來幾乎沒有變動，老舊的綠地毯一如往昔，牆面油漆從粉紅換成乳白，窗簾從綠葉花紋換成和牆壁一樣的顏色。
衣櫃裡，台灣來的 3M 掛鉤奇蹟式地生存了下來，牆上曾經貼滿海報和明信片的地方，還有當年刮不乾淨的雙面膠。淋浴槽的角落泛著暗紅，那是我幾次試著把頭髮染紅不幸留下的痕跡。即使搬出去已經近 20 年，一小部份的我仍然以不同的形式住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從來沒有離開。
後來我向幾個宿舍認識的朋友提到這件事，才發現大家都曾經在不同的時候重訪 LPH：交了論文就離開倫敦的人，隔年回來參加畢業典禮，或是因事來到倫敦，宿舍就像家一樣，自然是落腳的唯一選擇。（當然也和宿舍在寸土寸金的倫敦市中心，一人一晚只要 70 鎊左右的佛心價有關。）就算無需住宿，或是還住倫敦的人，也會找機會回去看看，即使只是站在宿舍外面，像個奇怪的路人向建築裡眺望和窺探。我們都各自懷念著那一去不復返的學生歲月，和宿舍裡發生的事、遇見的人。
LPH 或許已經走入歷史，但是我們的「帕丁頓公寓」永遠在那裡，在帕丁頓車站和 Sussex Garden 之間、Talbot Square 盡頭的角落裡。曾經住過這間宿舍的學生，無論後來人在何處，總有一部分的青春留在那些房間裡，總有看不見的想念，有形或無形的，把我們帶回那扇輕易開啟的自動門前。
如果能夠再來一次，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地，搬進那間粉紅色的房間。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