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臺灣掀起的 #MeToo 運動，起初始於政治界，沒想到風暴越滾越大，涵蓋了演藝圈和藝文圈，被害者紛紛站出來為自己發聲，許多名人光鮮亮麗的「人設」被媒體稱作「大翻車」。
然而，能有這樣自由發表言論的環境，除了法律保障人們言論自由之外，更需要的是這個社會願意接納不同的聲音，同時也有許多人願意給予受害者支持與協助。
長年身處日本的我，對於臺灣的 #MeToo 則是百感交集，最大的原因是：在日本工作的這幾個年頭，經歷過一些職權霸凌，也遇過言語、肢體的性騷擾，而這些在加害者的心中，似乎一點都不嚴重，就好像臺劇《人選之人—造浪者》裡的簡哥一樣， 以「關心同事」為由，讓這些性騷擾合理化。
舉例來說，有公司男性同事在我 28 歲那年，用嘲諷的語氣指著我左手無名指說道：「妳年紀也差不多了吧！該結婚了吧！」抑或一名年紀約 60 歲的廠商，曾經在我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從我後方摸我臉頰與我搭話；甚至有男同事曾直接盯著我的胸部傻笑，被我發現⋯⋯
親身經歷：發生在 KTV 的利用職權性騷擾
讓我至今難以忘記的經驗，是在某次聚餐「二次會」（註）時發生的事。
當時，全公司近 20 人被酩酊大醉的部長「半強制」帶到一家高級 KTV。由於大家在進入包廂前，就已經在餐廳大喝一場了，因此同事們都有些微酒意。那時我的上司更是在歡鬧的熱頭上，竟當著大家的面前要求我點播日文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獻唱給在場的次長聽。
當時的我在公司還是新人，也不太敢當著大家的面拒絕主管的要求，只好拿起麥克風。那熟悉的前奏響起，當我正準備要開口時，上司又發話了：「坐去次長旁邊！」我立刻笑著回擊：「為什麼？」他告訴我：「這是日本文化！」
但這一次，我並沒有按照他的指令去做，只想盡快唱完歌、逃離現場。唱歌的過程當中，我深怕任何一位男性同事接近我，於是全程站在螢幕前與大家保持距離。
在同一次的 KTV 現場，還有一件讓我震驚的事發生：前述酩酊大醉的已婚部長，對一名我的晚輩上下其手，摟腰等親密舉動皆有，而這名晚輩並未反抗，反而展現出習以為常的狀態。同樣讓我氣憤的是，部長半強迫大家去的高級 KTV 酒錢，最終累計高達 15 萬日幣，隔日卻要我跟大家每人分攤 7,000 日幣（約新臺幣 1,500 元）。當天我不過喝了一杯調酒、被迫唱了一首歌就倉皇離去，內心對這整件事的不滿程度到了最高點。但就算如此，對於前輩們口中所謂的「日式文化」，即便我感到極度反感，卻仍束手無策。
或許大家或多或少都聽過，日本人的「有禮」在黃湯下肚後，領帶一鬆、最上排的釦子一解，就蕩然無存。這正是我親身在前東家領悟到的，「酒精」似乎被當成是他們合理化這些不當行為的工具。
事發後隔天，上司們往往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西裝筆挺來到公司上班。身為晚輩的職員還要特意向他們打招呼說：「昨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中譯：昨天謝謝您了）。這一切都讓身為外國人的我甚是詫異，甚至覺得荒謬，無法理解這樣的企業文化為何直到現在，還理所當然地存在著？
日本 #MeToo 運動：伊藤詩織遭性侵事件
伊藤詩織事件點燃日本 #MeToo 運動。圖／ 取自 SHIORI ITO 個人網站
其實 #MeToo 運動早在 2017 年於日本就出現了，運動爆發始於媒體人伊藤詩織出版一本名為《Black Box》的手札，內容揭露自己曾被前 TBS 記者山口敬之性侵等事實。書內提到事件發生於 2015 年 4 月 3 日晚上，記者伊藤詩織與前 TBS 電視台華盛頓分社長山口敬之共進晚餐。幾個小時後，她失去了意識，再次醒來時感到下腹劇痛，出現在眼前的是她一直以來信任的人──山口敬之赤裸地在她身上游移，而地點是山口敬之入住的旅館房間。
驚恐的伊藤詩織想盡快逃離現場，拼命地尋找內衣時，山口敬之卻對她說：「至少讓我帶走妳的內褲當紀念品吧！」身為女性的我在讀這份手札時，有點不忍再繼續讀下去。
此書一出，引起軒然大波，不少日本女性對於伊藤詩織如此揭發自己傷疤的勇氣給予讚許。而《Black Box》的出版，也似乎象徵著伊藤詩織向一個父權社會祭出戰書，準備展開一場長期的抗戰。
伊藤詩織從自身經歷開始，試圖推動一項社會運動，並提出告訴，最終山口敬之雖刑事方面以「罪證不足」的不起訴處分逃過一劫，但民事訴訟被判須賠償 330 萬日圓（約新臺幣 92 萬元）。
伊藤詩織的著作《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圖／取自 讀冊生活
關於刑事不起訴、民事訴訟卻判賠，也引起了一波討論。首先，必須弄清楚在刑事案件中，判定有罪或無罪最重要的是犯罪的構成要件，簡單來說，構成要件指的是犯罪成立所需的條件，如果不符合所有條件，則不能認定有罪。
例如該事件中，伊藤詩織提出的準強制性交（當時稱為準強姦，後因男性也可能為受害者，日本於 2017 年修法改名為準強制性交），只有在被認定「處於精神喪失或無法抗拒的人」且「進行了性交等行為」的情況下，罪刑才成立。
「心神喪失」在刑事案件中指的是「由於心理障礙而喪失正常判斷力的狀態」；「無法抗拒」則指「心理或生理上無法抵抗的狀態」。如果不符合這些情況，被告或嫌疑人將被判無罪。
然而，在性犯罪案件中，受害者因酒醉等原因而無法憶起案件過程的情況很常見，就像伊藤詩織的案例一樣，伊藤詩織在與山口敬之一起用餐後，到壽司店的洗手間，之後再醒來時已經在旅館，她對此期間的記憶完全消失。換句話說，在刑事案件中，即使處於酩酊狀態，也需要證明對方缺乏同意並證明自己無法抵抗，而這些證據若不夠充足，就難以達刑事起訴門檻。
許多人仍對性騷爆料「強烈反感」？
伊藤詩織的性騷擾事件被曝光於檯面上後，日本雖然不像臺灣 #MeToo 運動般立即發酵、在各界連環爆出，但相關事件在後續幾年仍零星浮出，而媒體人被性騷擾的事件也並未因為伊藤詩織的事件而畫下句點。
日本社會對性騷擾事件的揭露，接納度仍有限。圖／takayuki@Shutterstock
2018 年《週刊新潮》刊登了一篇特輯文章，標題為：不檢點的「財務事務次官」性騷擾錄音。報導指出，性騷擾的加害者是 2018 年就任於財務省的福田淳一事務次官，他在餐廳接受朝日電視台女記專訪「森友学園問題」時，對該名女記者說出「可以摸妳胸嗎？」「一起去飯店吧」等發言。
報導隔日，福田淳一的性騷擾錄音檔於網路平台上被瘋傳，但他卻堅決否認自己有對該名女記者做出性騷掃的言行，而財務省更一度以「為了解事實」為由，要求公開被害者姓名。經歷了媒體報導，福田淳一因為此事件引發的騷動辭去了財務事務次官。
這起性騷擾事件，其實和席捲臺灣政治圈的 #MeToo 事件有些雷同。在被媒體報導之前，這名朝日電視台的記者曾向上司投訴自己的遭遇，但被上司極力壓下，並且強烈反對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文章，因此該名記者才轉而向《週刊新潮》爆料。
儘管朝日電視台的董事報導局長篠塚浩表示：「對於收到員工舉報性騷擾的消息，我們沒能做出適當的應對，對此深感反省。」但對受害記者而言，這已造成身心靈上的陰影，而這種事後滅火的態度也很難讓人信服。
此外，這名受害者在爆料後，引起了許多社群媒體、政治家和知名人士的「強烈反感」，很多人對她把採訪時的錄音交給《週刊新潮》表示不滿。從這樣的現象可以發現，日本社會對性騷擾事件的揭露，接納度仍為有限。
日本的性騷擾為何難以根除？
回到問題的本質，職場性騷擾為何在日本如此嚴重？或許能從兩個面向進一步探究：
一、長久以來的父權社會，以及嚴謹的階層架構
眾所皆知，日本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自古以來是維繫日本社會架構最根本的中心思想，可說是鞏固政權或社會地位的一項工具。正像是漢朝一統天下後，漢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為了更系統性地規範社會，讓統治者能更有效控制組織。
日本導入儒家思想，也不外乎取其之道理。在現今日本社會，儒家的「五倫」仍體現在各個環節當中。具體來說，在多數組織架構裡，上對下嚴謹的階層關係，造就難以說「不」的環境，這也深深根植在日本的官僚體系。換言之，接收到的要求「對錯與否」並不重要，而是要看提出要求的人是「誰」，若是自己階層以上的人，就只能接受。
二、以嚴厲的眼光期待「完美的受害者」
過去在日本有這麼一套說法，認為受性騷擾的人自己也要負起責任。比方說，女性穿短裙坐公車被性騷擾，旁人反而會責怪受害者「自己裙子穿太短」。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出現呢？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上，有個假說經常被拿來討論，以及透過它試圖去解釋社會現象──「公正世界假設」（Just-world Fallacy）。
這種觀點認為，人們只要相信公正的結果，就可以放下過度的擔憂和猜疑，以更自由和開放的態度面對生活。它表明人們相信正義和公平的運作，相信個人的行為會得到公正的回應和後果，這種信念讓人們感到安心，並希望社會和法律體系能確保公正和平等的對待。
而相信這樣理想世界觀點的人們，會傾向去批評被害者，認為是被害者做出違反社會規則的事情，才會遭受到傷害。接著藉由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和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行為模式不斷循環，更加深了這群人對於「被性騷擾是受害者自身的問題」的思想。
日劇裡的戲碼是真的
在日本生活、工作的經歷，與前述被搬上檯面的新聞事件給我上了一課：日劇裡的利用職權性騷擾是真的存在！如今我堅持，能推掉的飯局就推掉；如有性騷擾前科的人在場，那些場合我一概拒絕參加。
過去初來乍到日本的我，萬萬沒有想到，日本看似光鮮亮麗、與西歐看齊的框架下，卻依然存在如此強烈的父權主義，並時不時反映在社會上。這不禁讓我思考，這些年從安倍政府開始，日本政府積極推動女性活躍於職場，並用白紙黑字訂定出很多政策，但實質上因性別造成的性騷擾是否仍非常多？還有多少受害者默默承擔著這一切？
或許在較為嚴謹的企業不會發生 ，但人們在求職時，往往很難光從面試或企業網站中做出判斷。在這個階級劃分仍極為強烈的社會當中，我們唯一能做的是了解申訴的管道（像是日本的勞動條件諮詢熱線）、清楚明白自己身體的界線，並適時地離開現場、不要一直隱忍 ，對於侵犯者更應勇敢「Say No」。
註：意思是在正式聚會後，轉移陣地所展開的聚會，更多分析可參考本文。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