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極化成為常態、中產階級消失,美國「老大哥」的未來似乎沒那麼樂觀

如果一個社會因為極化而不再寬容、開放、多元、自由的時候,他的社會安全與創新能力亦有可能隨之被削弱。屆時可能的後果便是,其國家的人民需要透過激烈的變革與資源重分配,才有辦法應付那些難以處理經濟、政治等相關問題。
當政治極化成為常態、中產階級消失,美國「老大哥」的未來似乎沒那麼樂觀

美國民主先鋒的未來會如何?

Photo Credit:Thomas Hengge@Shutterstock

「美國對外國人來說,是個具有高吸引力國家嗎?」相信這個問題對於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人來說,「美國夢」或許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誠如美劇《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第一集主角一開始大罵某大學生的場景,並直接了當的點出:「美國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

如今,隨著政治及國際局勢動盪、疫後經濟持續疲軟,通膨與高物價衝擊多數國家民眾的日常民生消費,而這也更深化了美國社會的不穩定性,讓保守與極端言論的政治人物與組織,更容易掌握話語權,持續分裂了美國這個長期有著種族、貧富差距等問題的社會。

美國政府、菁英份子與一般民眾的差異

美劇《新聞急先鋒》劇照。圖/取自 IMBD

不過,這種極化的現象,真的普遍存在於大部分的美國人之中嗎?隨著教育與媒體訊息的普及,比起過去資訊被壟斷的時代,理論上人們應有更多的管道能「相對」充分地思考與查證,來判斷是非吸收到的內容是否有誤,並產生自己看待事情的價值觀,而非只是隨波逐流。

史丹佛教授費奧里納(Morris P. Fiorina)在 2017 年出版的著作《不穩定的多數》(Unstable Majorities)中就觀察到,有極化傾向的,往往是政治領袖與精英階層。而即使美國近年來有愈來愈壁壘分明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地盤,但各自居民在對大多數公共事務的看法上,相較於政黨、政治人物、特定色彩團體等,並沒有這麼強烈且極端的差異。

因此,導致美國政治如此分裂的原因,有一說法是與當代民主制度與媒體生態有關,而定期的選舉任期讓候選人往往需要「別出心裁」地操作議題,藉此獲取更高的關注度與支持率。另一種來自學術派的說法,則是指出「政治宗派主義」(Political Sectarianism)讓不少即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偏好相信自己的同溫層,且較容易貶低與自己立場相左的其他勢力。

坦白來說,極端化並非是造成分裂的主要問題所在。因在政黨政治的框架下,雙方陣營立場分明且誠實地表達對意見分歧事件的看法,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而問題在於近乎是對宗教一般的狂熱,相關團體與政治人物,想盡辦法透過各種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支持群眾,並抹黑與指責對方的不是,創造出明顯的對立與衝突。因此相關政治討論已經朝著「信仰」而非民主政治及事實的方向前進。

 

史丹佛教授費奧里納的著作《不穩定的多數》(Unstable Majorities)。圖/取自 Amazon 網站

政黨間的衝突模式

根據 Eli J. Finkel 和 Cynthia Wang 兩名教授的研究,政治宗派主義有幾個特點:第一是「非我族類」,將立場不一樣的對方視為本質上勢不兩立的對手;其次是「厭惡與贈恨」,亦即強烈的討厭對手以及他們的價值觀;最後第三點則是想辦法上升自己的「道德高度」,不從理性層面辯論,而是攻擊倫理與道德方面的議題,想辦法將對方扣上特定且負面的標籤。

當然,好在美國尚且具備完善的三權分立機制,倒還不至於讓新鬼胎的政客與各謀盤算的菁英份子,動輒以偏頗的思想與言論,來完全左右美國的長遠發展。只不過,由於紅、藍兩黨在缺乏共識,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對立的情況下,短期內確實會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

政治經濟學者 Francis Fukuyama 把美國的政黨政治稱之為「否決體制」(Vetocracy),政府的運作與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往往仰賴複雜的跨黨派協調。若極化現象成為常態,勢必導致美國政府無法順利運作,隨之而來的就會是政策制訂效率低落,以及多數重要法案無法如期實施等問題。

當積累的問題變得愈來愈多,且得不到相關決策單位有效地解決時,無疑會加劇一般民眾對於政黨、相關政治人物的不滿,以及加深與政治精英階級的矛盾。而這這也有可能增長民粹主義,讓像是川普(Donald Trump)這樣的總桶候選人能夠入主白宮,而前一次美國政黨輪替背後很大的原因,便是因為多數美國民眾討厭川普的情緒更強烈一些,而非選民真的支持拜登和他所提出的政見。

美國政府運作與政策制訂仰賴複雜的跨黨派協調。圖/mark reinstein@Shutterstock

民主先鋒的未來會如何?

對多數中產階級與一般大眾來說,政治與政策上的極化可能是個警訊。因早在美國逐漸成為世界強權時,M 型化社會趨勢醞釀已經變得更為明顯,面對富有階級和底層的擠壓,加上政治的分裂與走向極端,民眾的不安全感也與日俱增。

不過,而被定義為中等收入的美國家庭日益萎縮,也是不爭的事實。《CNBC》於 2021 年調查的結果顯示,約有 50% 的美國人尚可被稱為中產,而這樣的比率從 2011 年開始,即一路維持在 50% 左右,但對比 1971 年中產階級比率高峰時期的 61%,萎縮的情形不容小覷。

美國一方面輸出民主自由,一方面主導著經濟一體化。圖/KieferPix@Shutterstock

畢竟在美國,中產階級也同樣是社會的基石,同時也是「美國夢」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人才的重要原因。此外,中產階級的人數與該階級民眾生活的品質,更是促進社會經濟穩定的原動力,並避免極端的富裕與貧窮的情形產生。不過,當現在中產階級的焦慮隨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問題而變得更為嚴重,甚至整個階級在經濟、政治的影響下而逐步減少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會動搖美國民主的基礎,嚴重性不容小覷。

當全球的民主制度,相當程度是以美國民主為藍圖的情況下,其制度的成功與持久度也就變得十分重要,對那些發展中的國家來說又尤其如此。因相較於 1970 年代,世界範圍內符合廣義「民主」的國家數量只有 35 個,而到了 2008 金融海嘯前夕,則已經擴增到超過 110 個,其中大部分多多少少都受到美式價值觀的影響。

而美國則是一方面輸出所謂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則主導著經濟一體化(Economic integration)的發展,並讓美元躍升成為全球的霸權貨幣,試圖維繫全球化的穩定與繁榮。

然而,若有朝一日美國無力再維繫這樣的體系,無論是基於內部的矛盾或來自其他強權的挑戰時,美國人又該何以自處?其他的國家會不會也面臨相似的極化與民主衰落,值得我們深思。此外,如果一個社會因為極化而不再寬容、開放、多元、自由的時候,他的社會安全與創新能力亦有可能隨之被削弱。屆時可能的後果便是,其國家的人民需要透過激烈的變革與資源重分配,才有辦法應付那些難以處理經濟、政治等相關問題。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梅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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