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律師兼科學家，近日筆者首次在美國踏進神聖的國會山莊，近距離參與科學政策的制定與決策，特地撰寫此文，與《換日線》的讀者分享。
學術之外，博士生與博士後還有哪些出路？
以筆者目前就讀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為例，並不強烈限制博士生與博士後只能朝向狹隘的學術（academia）範疇（白話文：畢業後不是非得當教授）。反之，校內提供博士生與博士後開放且豐沛的資源，探索生涯多元的可能性。
其中，坐落於校內研究生辦公室（Graduate School）旗下的「學術之外的職涯」（Careers Beyond Academia）專案，便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提供有意願從事非學術職涯發展的博士生與博士後在專業的協助下，與有志一同的多元領域同儕一起，討論與探索非學術方向的職涯規劃。
類似的資源與專案等同於學校明示博士生與博士後，在如今教職難尋的世道裡，不必孤注一擲，毋須將未來規劃全數梭哈，豪賭一把認為絕對非得找到教職。身為常春藤聯盟中的先驅，康乃爾大學率先鼓勵博士生與博士後順其心意，支持到其他亟需高等學術人才的機構從事相同智識程度的貢獻，例如：大型政府或私人智庫、足以擔負起研發的大型公司、跨國大型非政府組織等。一方面得以促進產官學合作，二方面主要也是希冀破除傳統學術界的迷思，讓博士生與博士後得以屏棄包袱，在現今這個影響力不是只有發期刊論文的年代，做真正對社會有影響力的決定與行動，擴大學者對人類全體社會的貢獻。
科學家如何與政策制定接軌？康乃爾教授的創意
康乃爾大學科學與政策促進會（Cornell Advancing Science and Policy，簡稱 ASAP）便是在上述脈絡下演變出的學生組織。
故事是這樣的，數年前，生醫工程學系的 Chris Schaffer 教授榮獲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簡寫 AAAS）的科學與科技政策獎學金（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Fellowships），得以在休假研究期間（sabbatical）在華府工作一年，以科學家的身分，近距離參與科學政策的擬定與決策。
Schaffer 教授當時選擇在其中一位民主黨參議員的辦公室工作一年，在此期間，他深感受到政治決策中心與科學家的難受距離，包含，無論是在參眾兩院或民共兩黨，都太少科學家了。換句話說，即便國會山莊急於制定各種與科學相關的政策，對於相關科學政策相關資料的取得與詮釋仍有困難。
另一方面，即便有科學家，科學家往往對於科學政策的制定抱有過於天真的想像。例如，許多科學家深信，只要給政策擬定者完整的科學證據與資料，輔以適當的解說與教育，政策擬定者便可以充分瞭解科學，制定出妥適的政策。然而，並不意外，政治的世界並非如此運作。但是，政治的複雜或殘酷面往往又將科學家嚇跑。
親眼目賭如此窘境，身為少數在常春藤聯盟曾經近距離長時間在華府工作過的科學家，Schaffer 教授回到康乃爾大學後，便致力於創立得以連結科學政與策相關的資源，包含，開設科學與政策課程、建言學校創立科學與政策相關辦公室，以及，推動科學與政策相關組織。其中之一，便是康乃爾大學科學與政策促進會，一個全由學生經營，致力於科學政策促進的學生組織。
康乃爾大學科學與政策促進會的其中一項年度任務，便是每年安排康乃爾大學博士生與博士後出訪華府的年度之旅──遴選過程相當簡單，有興趣的學生填寫表單，描述自己的背景與希望倡議的科學政策，經過審核後，便可獲得補助出發前行。
前進國會山莊，與幕僚面對面倡議
根據 Schaffer 教授後來的描述，由於筆者具備橫跨法律與心理學的跨領域背景，曾經參與或承辦臺灣數起重大刑事案件與救援重大冤案，以及曾經近距離觀察與參與科學政策的制定（曾以助理身分參與臺灣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因此 Schaffer 教授認為讓筆者加入年度華府之旅應該是個好的選擇，加上筆者恰好身為團隊裡唯一一位亞洲女性律師心理學家，也適時增加了團隊的多元性。
最後，共有四位博士生獲選成為今年的代表，另外三位分別是一位生醫工程博五、一位化學與生化博三，以及一位應用物理博五。除了筆者之外，其他三位博士生分別要倡議的議題都已經在參或眾議院有了相關法案，所以他們的目的大概是希望能夠說服我們拜訪的參眾議員辦公室們加入同意簽署的名單。
筆者選擇以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 PCAST）2009 年的報告為基底，向拜訪的辦公室們逐一倡議應該依照該報告建議，建立一個國家級的司法科學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以精進司法制度中的司法科學。
在康乃爾華盛頓辦公室的同仁安排與陪伴下，我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往返參眾兩院（腳都走到長水泡）、拜訪民共兩黨議員辦公室，與各議員主力負責科學政策的幕僚，討論與建議該辦公室可以如何加入或啟動我們各自提出的科學政策。
每個會議的流程大約如此：幕僚會先自我介紹，接著換教授與博士生們自我介紹，接著各博士生們開始進行約 3 至 5 分鐘的科學政策倡議說明（pitch）。
我們在出訪的 6 小時車程裡，早已事先演練好每位博士生的倡議內容，以及根據每位議員的關注面向與所在的委員會不同，事先設想每位博士生的「棒次」，所以大體而言運作都蠻順利的。唯一辛苦的地方大概是，由於會議相當密集，幾乎沒有時間喝水或上廁所，中午吃飯也是匆匆。
有趣的地方則是，每個辦公室與每位幕僚的反應還是有個體差異：有的幕僚，剛好較有科學背景，相當迅速就能抓到倡議重點，並回應該辦公室可能得以效勞的切入點。有的幕僚相當熱情，屢屢抄筆記，並提問各種尖銳或釐清的問題，以試圖想出該辦公室得以如何後續處理我們所提出的倡議。有的幕僚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完全無法參透在想什麼。有的幕僚一臉「咦，你們的政策到底跟華府有什麼關係啊」的表情。
幕僚們通常聽到筆者的背景與倡議的政策，第一反應都是覺得好酷，還有好幾位相當驚訝臺灣如此的民主國家還有死刑、難以想像臺灣作為一個治安相當良好的國家居然有重大刑事案件，以及相當開心聽到臺灣是亞洲冤案救援的先驅，還有幾位向筆者說謝謝，感謝筆者願意選擇美國唸書，帶來相當特別的創見。
「唯有科學強大，國家才會強大」
總之，有聊得熱絡的、有聊得普通的；令人驚訝的是，無論在場的反應如何，在我們離開之後，24 小時內，每一間辦公室全部都認真寄了追蹤信件給我們，認真詢問後續資料，讓人相當感動。根據 Schaffer 教授的說法，由於美國一直是個相當重視科學的國家（重視程度僅次於國防），對於科學家所提出的政策，如果是認真的政治家，往往不敢怠慢。
Schaffer 教授也說，歷年來，除了氣候變遷相關政策的倡議，許多博士生倡議確實曾經帶來改變；因為國會山莊相當重視科學家的意見，特別康乃爾大學作為常春藤聯盟的一員，國會山莊並不會小覷這些科學家的影響力。
而在完成累到昏倒的國會山莊行後，隔天，我們陸續參訪了三個機構：先前提到的美國科學促進會、擔憂的科學家聯合會（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簡寫 USC）與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寫 NIH）。
三個機構分別都有派人向我們說明如何有效支持與鼓勵科學家參與科學政策，包含，主動向兩院兩黨提供各種科學家背書的科學證據資料，讓法案幕僚們得以在時效內取得各種科學支持的證據資料；或是提供各種獎學金讓科學家進駐華府各政策制定與決策單位，直接挹注科學家的腦力在政治中心；或是直接在國會山莊產外直接進行各種體制外倡議（靜坐、遊行，等）；或是發行雜誌；或是定期與幕僚會議；或是提供獎學金讓科學家有動機參與對於政策有影響力的科學研究等。
每個機構都有他們獨到的資源與邏輯在進行科學倡議，令筆者意外與感動的是，他們不約而同提到：由於美國是個相當重視科學的國家，無論是基礎科學或應用科學，因此，雖然科學是個相當困難的議題，大體而言，國會的人們都還是相當願意傾聽，因為國會理解，唯有科學強大，國家才會強大。
另一個理由則是，美國國會的基礎哲學是，科學是提供證據資料最好的方式之一，而好的證據資料，正是踐行民主制度決策最需要的基礎。換而言之，重視科學，將科學落實在行政、司法與立法，才能鞏固民主制度。
小結：學術的下一步，科學家的抉擇
行程結束的晚上，Schaffer 教授邀團員到入住的 Airbnb 屋頂觀賞華府夜景，邊喝啤酒邊聊天。他打趣道，你們看到了嗎？你們正在看全美國或可能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地方之一喔！邊問我們以後想走學術還是非學術。其中一兩位成員說他們也還在觀望，因為身為一位科學家，要選擇站在什麼樣的位子上，本來就好難。他們也只能繼續投找工作，繼續發期刊論文，邊尋覓看要去哪裡。
換博士生們反問 Schaffer 教授時，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什麼 Schaffer 教授沒有選擇離開康乃爾大學，投身更多離科學政策更近的位置？他說，因為在好奇心與影響力之間，他總是選擇好奇心。因此好奇心才是驅使他總是能夠一直前行的動力。所以他覺得他現在做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了──又能做對人類有貢獻的（阿茲海默症相關）研究、又能滿足自己對於知識的好奇心、又能在政策上有影響力，可說是一舉數得。
以筆者的觀察，只要有好科學家，做出好科學研究，透過妥適的溝通與詮釋，做出好科學政策，確實可行──不論在美國，或是臺灣。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攝於美國科學促進會前。蘇怡安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