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的日內瓦，萊芒湖面被曬得發白（歐洲熱浪真不開玩笑的），Palexpo 展覽中心外卻排著長隊，安檢通道、媒體證掛繩、各國代表團的西裝與傳統服飾交錯而過。
這是一個被官方稱為「數位週」的安排：今（2026）年 7 月 6 日至 7 日，聯合國史上第一屆「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對話」在此開幕；緊接著，資訊社會世界峰會（WSIS）與第七屆「AI for Good 全球峰會」相繼展開，一路延續 7 月 10 日。三場活動共用一張通行證、一個場館。
作為長年關注氣候行動與科技治理的研究者，我很難不把這種空間安排本身讀作一則隱喻：關於人工智慧的治理問題、相互連結、技術慶典，都被擠進同一週、同一個場域裡，彷彿只要彼此離得夠近，許多既有的分歧便會自然達成共識。
而這種「共用空間即共同意志」的錯覺（或期待），恰恰是本屆峰會最值得關注之處。
首屆 AI 治理峰會，恐已註定將「艱難前行」
當 UN 首屆「全球 AI 治理對話」開幕時，愛沙尼亞總統 Alar Karis 說了一句被媒體反覆引用的話：這場對話，應該促成 AI 監管與治理的「舊金山共識」（The San Francisco Consensus）──這紙於 2025 年，由時任 Google 執行長施密特提出的宣言指出，絕大多數 AI 科技一線工作者均相信，未來 2 至 4 年內，AI 將經歷跳躍式發展，並徹底改變世界。
愛沙尼亞總統將本次峰會與「舊金山共識」連結，聽起來就像矽谷創新敘事的一次外交轉譯：把治理的抱負，包裹進技術樂觀主義的語彙裡。
反觀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開場，就顯得警覺與悲觀許多：AI 正以失控的速度前進，問題只在於，我們是共同治理它，還是任由它治理我們。
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在同一個講台上並置，恰好折射出這場峰會的根本焦慮：試圖在「不落後於技術」與「不被技術牽著走」之間，找到一條雙方在敘事上都能自圓其說的路。它也反映了自千禧年前後起，科技急速發展下、全球化治理反覆討論的困境：當一項新科技出現得「太緊迫」，導致監管跟不上、「無法等待完整程序」時，程序正義往往就是第一個可被犧牲的東西。
更讓人反思的，是一組容易被淹沒在官方新聞稿裡的數字：自今年一月起，籌備方展開跨區域、跨利益相關方的結構性諮詢時，共收到超過 1,500 份書面意見──而各國政府、民間團體、私營企業與技術社群對 AI 時代的治理方式，有著截然不同的想像與優先順序。
這個細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悄悄拆穿了這類「多方峰會」常被賦予的和諧假象：所謂多方協商，從來不是眾聲合一，而是不同立場「被迫」在同一張桌子上共存、嘗試轉譯彼此的語言。程序上的「在場」從不等於實質上的「有話語權」，但這類多方峰會最容易掩蓋的，恰恰是各方進場時原本就已不對等的資源與籌碼。
WSIS 與眾多「全球 AI 峰會」 的核心問題
接著，來到本屆資訊社會世界峰會（WSIS）與聯合國「AI for Good 全球峰會」等兩場網路科技與 AI 治理領域的「年度大拜拜」。
起源自 Web 2.0 時代，歷史最為悠久的 WSIS 適逢 20 年審查（WSIS+20）後第一次論壇。某種程度上，由它來帶出之後的 AI for GOOD 全球峰會，就像一場刻意的歷史編排：讓一個運作了 20 年、深知多方模式侷限與失敗經驗的「（網路時代）舊機制」，去輔導一個剛剛誕生的「（AI 時代）新體制」。
同時，與上段所述的「AI 治理對話峰會」一樣，這些看似「產官學界菁英齊聚、彼此對等」的大型峰會，其實普遍面臨著代表性嚴重傾斜的問題。
以性質高度雷同的「AI 影響力峰會」（AI Impact Summit）為例，就有評論者指出，從 2023 年的布萊切利園、2024 年的首爾到 2025 年的巴黎，AI 影響力峰會的參與版圖始終被經合組織國家（OECD）與科技公司過度代表，直到今年 2 月的印度 AI 影響力峰會，才第一次出現相對多元的聲音。
而日內瓦的這一週，從議題設定到出席名單，都像在試圖補修這堂「代表性不足」的課：例如 UN 日內瓦科技週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系列峰會正式開幕前 5 天──7 月 2 日，盧安達總統卡加梅（Paul Kagame）與 Salesforce 執行長貝尼奧夫（Marc Benioff），在日內瓦共同宣布成立了「AI for Good 全球委員會」。
這個 44 人的委員會，聯席主席一位是非洲國家元首、一位是矽谷億萬富翁，副主席是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創始成員名單則同時列著愛沙尼亞、冰島、哈薩克、奈及利亞等國的政府首腦，以及矽谷科技業的「巨頭名單」，包括：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亞馬遜執行長賈西（Andy Jassy）、微軟總裁史密斯（Brad Smith）、Anthropic 共同創辦人克拉克（Jack Clark）等。
這樣的委員會組合，不禁讓人好奇：儘管有著看似更為「跨界」且「多元」的代表性，但它真的能夠定義 AI 如何使用才是「善」嗎？委員會中的成員，與其所代表的立場、背景，對 AI 產業的影響力均截然不同，話語權又真的能夠對等嗎？
針對此問題（其實也是眾多「AI 峰會」共同面臨的問題），「AI for Good 全球委員會」秘書長伯格丹馬丁的原話是：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包含主權國家政府）能單靠自己，把 AI 用於全人類的福祉（因此才需要如此集思廣益）。
這句話講的真誠，卻也精準地說明了問題本身：當建造前沿模型的公司、部署它們的資本，以及最終要為其後果負責的主權國家，通通被安排坐在同一張圓桌討論治理方向時，「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之間的界線，也就此變得前所未有地模糊。
這種安排在治理研究裡，其實有個不太客氣的說法，叫做「多方主義的外包」。意思是把原本應由公共部門承擔的規範制定責任，透過「共同治理」的框架，分散給缺乏民主問責機制的私人行為者。
目前，該委員會並無任何具約束力的產出，責任歸屬與執行機制亦懸而未決，而這也正是它最值得追蹤的地方──軟法機制（Soft Law）最終能否轉化為硬約束，往往才是檢驗一場高峰會能否留下實質成績的關鍵。
多方妥協後的「善」，與青年樸素的初心
在國際組織工作多年，其實上面所述的種種多方妥協、漫長折衝、議而不決與缺乏實質約束力，我早已再熟悉不過。
因此，今年的日內瓦「數位週」，我反而在各國青年展區觀察了很長時間──那裡的氣氛，與樓上那些西裝革履的圓桌截然不同。
今年，峰會展區新增了獨立舞台，開放 10 歲以上的孩子參與機器人工作坊，來自 39 個國家的 68 支隊伍，帶著自製機器人角逐「糧食安全挑戰賽」總決賽。一名 10 幾歲的與會少年在台上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我們不只是 AI 世代，我們是決心親手塑造更好世界的 AI 世代。」
這句話沒有任何外交辭令修飾，在我看來卻比樓上任何一份公報，都更接近本屆峰會試圖標榜的初心。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瑞薩（Maria Angelita Ressa），現在也是聯合國獨立 AI 科學小組的共同主席，則在另一場對話裡談到一個極為深刻的觀點。她說，這個深刻變革的時代，促使許多人重新思考身而為人的意義，以及人類在世界中的位置。
這句話，或許才是整個日內瓦「科技週」最誠實的註腳：所有關於 AI 標準、委員會、對話機制的架構性敘事，最終指向的，仍是一個至今尚無標準答案的古老提問──什麼是善？誰來定義？
離開日內瓦前往巴黎的那天，湖邊的噴泉照常噴著水柱，遊客照常拍照。我想起會場裡反覆出現的，那個有點刺眼的詞：「for good」。它既是願景，也是一種修辭裝置，彷彿把治理的艱難、權力的不對等、南方國家長期被邊緣化的歷史，都收攏進一句看似毫無爭議的口號裡。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週發生的一切都只是表演。1,500 份意見書、44 人委員會、68 支青年隊伍⋯⋯這些都是真實的、緩慢的、充滿摩擦的協商過程。多邊治理向來如此，從不優雅、也從不一次到位。
日內瓦這一週真正值得記錄的，或許不是誰簽署了什麼聲明，而是種種歧異與摩擦第一次被放在同一個屋簷下，也被所有相關方看見。至於這種可見性，最終能否轉譯成真正的問責、甚至真正找出所謂的「善惡分野」，這既是留給接下來每屆峰會的大哉問，也是值得你我持續追問關心的重大課題。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