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值得過的人生」成為香港大學最紅通識課:AI 時代,高等教育該何去何從?

在 AI 時代一切似乎都更「方便、簡單與快速」的同時,你是否反而更容易對「為何讀書、為何工作,甚至為何而活」感到茫然?香港大學今年一開設就爆滿的通識課,正直指著如今你我都需要正視的重要課題──大學,還應該只是「職業訓練場」嗎?
當「值得過的人生」成為香港大學最紅通識課:AI 時代,高等教育該何去何從?

創立於 1911 年的香港大學,是當地最早建立的高等教育學院。

Photo Credit:Timothy Roesdiah@Shutterstock

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於今年初開設了一門「值得過的人生」(A Life Worth Living)課程,很快在該校甚至校外輿論中形成轟動。

這門課程屬於港大核心通識課程(Common Core)計畫下的選修課程之一,由該校人文學院的蔡寬量教授(Prof. Daniel Chua)與 Johnson 博士(Dr. Jonathan Johnson)聯合開辦。課堂上教授用行動劇場的方式,帶學生一同思考「何謂美好生活」,首屆推出便吸引高達 480 名各院所學生報名,成為香港大學有史以來人數規模最大的班級之一。學生們下課後甚至不願離開,繼續在走廊上辯論人生的意義。

這件事之所以讓人感到新奇,正因「探索與論辯人生意義」,如今早已從千百年前人文學界、甚至公共討論的「常態」,變成現代高教體系中的「例外」。

在全球高等教育愈來愈向「職業培訓」靠攏的大環境下,一門探討「如何活著」的課程,竟會引起轟動,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訊號。

AI 時代的知識危機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普及,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當 AI 可以在幾秒內寫出一篇論文,甚至可以瞬間回答過去需要大學四年才能學習到的知識,大學究竟還在教什麼、應該學什麼,就成了無可迴避的問題。許多大學的因應是加快腳步,在課程中塞入更多 AI 應用技能、數據分析、產業認證,彷彿只要跑得夠快,就能追上科技的腳步。

但這個方向恐怕搞錯了問題的本質:AI 能夠替你找答案,卻無法替你決定什麼答案值得去找。它能夠分析資料,卻無法告訴你為何某件事情更重要、某個人更值得關心、某種選擇更符合你的良知。

而上述這些判斷力,才是任何機器都無法取代的人類核心能力,也正是人文教育一直試圖培養的東西。問題是,在就業市場的強大壓力下,這種能力很難被量化,很難被放進履歷表,也就很難在大學招生文宣裡被拿來當賣點。

AI 能夠替你找答案,卻無法替你決定什麼答案值得去找。圖/Quality Stock Arts@Shutterstock

近年來,世界各地不斷有調查顯示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憂慮。焦慮、憂鬱、空虛感,在校園裡蔓延的速度遠超過任何一種傳染病。各大學的典型回應是增加心理諮商師的人數、開設壓力管理工作坊、建立更完善的轉介系統。這些措施當然有其必要,但若只停在這個層次,不過是在治標,沒有觸及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年輕世代普遍對自己為何而讀書、為何而活,感到茫然。

功利主義的代價

高等教育走向功利化,有其歷史與結構的背景。學費高漲、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家長和社會對「投資報酬率」的執著,共同塑造了一種氛圍,讓學生覺得選修一門討論哲學或美學的課是在浪費時間,甚至是在冒險。這種焦慮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真實的經濟壓力支撐。但問題在於,當整個體制都在強化這種工具性思維,大學的功能就從「培育人」退化成「訓練人力」。

亞里斯多德兩千多年前就提出,「幸福」不是一種感受,而是一種活動,是充分發揮人類潛能的狀態。他的思想在當時是公共討論的核心,因為社會認為「如何活得好」是所有教育的根本問題。

但在當代,這個問題被悄悄私有化了,成了個人在下班下課後獨自摸索的事情──大學不再負責,國家也沒有資源。結果是整個社會對於「好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愈來愈缺乏共同的語言與思考工具。

台灣的大學教育也面臨類似困境。近年來,教育部推動各項「人才培育政策」,大學與產業的連結被高度強調,實習學分、業師課程、就業媒合,成為評鑑指標的一部分。這些努力有其正當性,但若讓就業導向的邏輯全面滲透課程設計,通識教育就會被進一步邊緣化,淪為畢業要求中的形式門檻,而非真正影響學生視野的學習經驗。

思辨力才是真正的資本

大學最獨特的貢獻,在於提供一個讓人可以暫時脫離即時利益計算、去認真追問人生意義的空間。這種空間在人的一生中極為罕見,出了校園,進入職場,所有的問題都有截止日期,所有的討論都有商業目的,很少有機會讓你靜下來想,我真正在乎什麼?我認為什麼樣的社會值得建立?我願意為什麼樣的價值承擔代價?

大學最獨特的貢獻,是提供一個讓人可以認真追問人生意義的空間。圖/TEAM PRE-LIGHT@Shutterstock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任何演算法能夠解答。但正是在反覆追問這些問題的過程中,一個人的判斷力、同理心、道德想像力才得以發展。而這些能力,在一個充滿複雜倫理困境的 AI 時代,恰恰是最稀缺、也最不可或缺的。企業招聘主管私下承認,他們最難找到的不是懂技術的人,而是能夠在不確定中做出有智慧判斷、能夠與不同背景的人真正溝通的人。這些能力,正是人文教育的目的。

要讓大學重新擁抱這個使命,並不意味著拋棄職業準備,而是要在課程設計中恢復兩者之間的張力與平衡。讓學生學會 AI,也讓他們讀卡繆;讓他們學財務分析,也讓他們辯論正義。真正的通識教育不是把哲學硬塞進理工科的課表,而是在整個大學環境中持續傳遞一個訊息,那就是:你在這裡不只是在準備找工作,你也在學習如何成為一個人。

這個轉變需要大學領導者有足夠的勇氣,在排行榜的壓力和就業率的指標之外,堅守一個更難量化卻更根本的教育信念。一門讓學生下課後不願離開、留在走廊繼續爭辯人生意義的課,或許正是最好的提醒,告訴我們大學本來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地方。

《關於作者》

張瑞雄教授歷任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科技大學教授、東華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學生事務長、教務長和副校長,臺灣觀光學院校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現為台北商大榮譽講座教授和叡揚資訊數位轉型大使,負責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的諮詢和輔導工作。目前也擔任電腦學會、資訊學會的常務理事,全球品牌創新永續協會理事長,出版有《元宇宙的讀書人》、《AI:探索未來的智慧之旅》和《AI萬花筒》等書。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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