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二國間的種種歷史糾葛與愛恨情仇，相信多數有國際觀的《換日線》讀者不會陌生。而當中一大爭議，正是發生在二戰期間為主的慰安婦議題。
儘管在 2015 年 12 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954-2022）與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達成了「不可逆」協議：日方坦承慰安婦是「由當時日本軍方所涉及」，公開表示「日本政府對此『痛感責任』」，並承諾交付 10 億日圓給韓國政府成立基金會分配給受害者，藉此補償。
但協議內也包含了一條非常耐人尋味的條文，即「日本政府確認此問題（指慰安婦議題），將由此協定與韓方達成最終與不可逆的解決。」潛台詞是韓方在此協議後，不應再就慰安婦議題向日本政府求償或施壓。
於是這樣的協議，在朴槿惠因濫權貪污醜聞下台後，很快在 2017 年時就被政黨輪替上台的新政府（文在寅政府）否決，基金會也遭解散。同時韓國法院認定該協議「無法真正解決慰安婦問題」，日本政府「須對受海者個別進行實質賠償」（日本政府則對此強烈抗議，並未履行個別賠償）。
事過境遷至今已近十年，日韓兩方無論是政府高層間的協定或民間團體的認知與追究，至今仍然難以找到明確共識，「慰安婦議題」也因此成為兩國間始終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之一。
走訪「異常低調」的敏感景點
今年 2 月，研究東亞國家暴力專題的我，走訪了一處特別的「景點」，其長期展覽的主題，正是兩國之間最敏感的慰安婦議題：它是位於首爾弘大附近，不僅相對不被外國觀光客所悉，更幾乎不可能出現在日本旅韓推介景點中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전쟁과 여성인권박물관）。
此館於 2012 年開幕營運至今，未曾因 2015 年韓日高層的「不可逆」協議而終止，至今亦每季展出人權相關主題。如我拜訪之際，展出的是「歷史修正：戰爭的記憶、記憶的戰爭」（역사부정:전쟁기억, 기억전쟁）特展；但博物館的座落之地，也「低調」得讓人三思──它既不位於光鮮亮麗的公園展區，甚至不在大街上的鬧區，反倒是選址棲身於隱密的一般住宅區。這是因為日韓政府高層間的反覆協議需要「空間」，還是在暗喻當時期的統治暴力，無孔不入地發生在人們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
「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的巧思
登上小小斜坡前往博物館的路上，已可在街道旁看到不少壁畫，主題多是用色鮮明，手牽著手的老奶奶、年輕女性或臉龐稚嫩的兒童與家人群像，與一隻隻象徵和平的黃蝴蝶──仔細一看，壁畫內除了穿著傳統韓服的女性外，也有不同膚色與容貌的東南亞女子，似在向外揭示軍奴慰安婦事件，並非僅僅是發生在韓民族女性身上，也是亞洲各國在整個時代需要面對的傷痕。
而隨著步伐越接近館區，兩旁的「畫風」也愈趨沉重：僅有剪影的女性，用問字控訴著當年日軍暴行，如上頭寫道：「日本巡查（低階警察）來到我家，說要我送到日本紡織廠工作，還告訴我只要做滿 3 年，就能賺很多錢平安回國⋯⋯他要我好好準備，不要拒絕這個工作、更不要想逃跑，不然就會槍殺我全家。」；「當我痛苦不堪，甚至想要尋短時，就是無法下定決心⋯⋯一想到家裡的母親，心就隱隱作痛，身處異鄉的我，儘管從這裡逃了出去，我又能去哪呢？」
而伴隨著這樣沉重的文字，斜坡也已到底，抬頭一望，「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就在眼前。
全館外觀以黑灰為底的磚瓦打造，牆外則處處可見訪客們用各國語言寫滿祝福文字的黃蝴蝶紙條，如「記住被害者的心情，好讓歷史悲劇不再重寫」、「正義或許遲來，但永不缺席」，或「老奶奶們（指高齡慰安婦）加油！」等。當時我心想，當年受害者對後世最大的期盼，應是人們能夠坦率積極面對過往傷痛，避免人間有再像她們一樣的遭遇與傷痕吧。
而這座如同歷史檔案室、也特別「低調」的博物館，開館時間 10 點一到，厚黑鐵門便準時打開，迎接我的是一位年長導覽員，她非常好奇怎麼會有國外觀光客（其實也是研究員）一早就來到這等待，表情既是驚訝也是欣喜，與我稍微寒暄後，便讓我先逕自入內觀看。
令人動容的當事人控訴
館內導覽路線的設計，有意帶著人們一路回顧當年慰安婦所受的苦難與壓迫──隨著動線先來到館外小徑，踩著不平且沙沙作響的石路，這是她們走過的荒野之路嗎？外牆則乍見數個扎出牆面閉眼縮嘴、猙獰不堪的女性臉孔，與她們張開五指的手掌，既在象徵輿論的噤聲，也反映出當年被軍人壓迫的性奴身影。
小徑連結地下室，通過狹窄得讓人稍微側身階梯，來到底層一看，二三坪不到居住空間、沒有任何家具，僅有滿是污垢的地板──這是仿真復刻慰安婦們曾待過的暗房，唯一的「光源」是牆上投影機打出的螢幕，上頭則是一幕幕指控日軍影片，與訴說被害者的生平。
動線走著走著，沿著階梯往上前往 2 樓時，連階梯旁的磚牆上，也看得到館方的細緻設計──上面貼滿以韓日英文寫著各地慰安婦實際的指控言詞，「我就是活生生的人證，為什麼日軍說他們沒有證據呢？」、「我是多麼辛苦活過來了！還我青春！」，與「能活下來就像作夢一般，儘管我經歷的是一場過於殘酷的惡夢。」不禁感嘆通往真相之路是多麼掙扎，要曾經歷過這些惡夢的她們，再度面對世人、說出往事，又需要多少勇氣？
到了採光相對明亮許多的二樓展覽空間，除了展示二戰時期世界各國慰安婦所遭遇到的情況，相關新聞剪報等歷史資料、被害者的照片檔案、當年使用的物品之外，該區也順應潮流，設置了「訪客互動區」，如互動螢幕展示「日本軍慰安所地圖」，以及能與一尊「和平少女像」共同觀看紀錄片之處，與用聲音影片記錄下的「被害者們生涯館」證詞區等等。
那時候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歷史仍未定案。例如韓國當地研究慰安婦議題的專家朴裕河（박유하），曾於《帝國的慰安婦》一書內，批判韓國單方號稱慰安婦受害者「高達 20 萬人」（朴裕河，2017：73）可能言過其實、當時也引發韓國本地的輿論爭議。但話又說回來，「人數多少」真的這麼重要嗎？難道低於 20 萬人，加害者就可以減少或擺脫對這些女性的罪責嗎？每一位女性的指控，都是歷歷在目、也不容磨滅的真實記憶。
複雜爭議的歷史，更需持續還原真相
下樓後，導覽員招呼我觀賞最近館內剛設置的紀念雕像，原來是韓國兩位即使已經高齡 8、90 歲，仍奮力爭取參加大小國際場合，訴說慰安婦受害歷史、為受害者爭取應得權利的金福童（1926-2019）與吉元玉（1928-2025）的和平像。
雕像呈現的她們衣衫工整、容貌慈祥，有別於館內象徵當年慰安婦歸國後仍飽受他人異樣眼光、鮮少人關懷，甚至難以好好生活的「赤腳」和平少女像，如今透過這兩人的仿真容貌塑像，彷彿在告知來訪的遊客，他們直至人生最後一刻的不懈努力，已被後人看見。
慰安婦的議題確實十分複雜，甚至連其定義都有爭論：如到底應被認知為隨軍性奴、強制動員等「戰爭罪責」，或者也可能是「帝國之罪」，為近代社會的貧困女性問題（朴裕河，2017：4、7）？甚至當時也有部分朝鮮人同胞加入所謂「共犯結構」，透過哄騙無知少女從事護理工作，實則賣入日軍中陷入軍奴地獄，在此我無意涉入艱深的學術探討，但這段歷史與究責，想必在未來眾人關注下，會越辯越明。
我在離開該館前，熱心的導覽員希望我寫下幾句話告別，我提筆在黃色蝶身上，留下「願世上不再戰爭，充滿愛與希望」的語句，輕輕別在館外遊客處，憑弔這段無人應該遺忘的歷史。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