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義大利工作四年多，對於「歐洲人很會生活」這句話，我有了更深一層的感受。
想像中的義大利生活、或是影劇裡常出現的畫面，應該是陽光、咖啡、悠閒步調，以及一到下班時間就把電腦闔上的從容。但至少我所在的管理顧問業，現實並沒有那麼浪漫──客戶臨時改需求、晚上還在回訊息、專案截止日週末前的更動，這些情況並不陌生。
不能否認的是，相較在臺灣工作，在這邊，會有較多重視生活的一面，但這並不代表這裡的人，工作得比較少。
也因此，當我看到德國總理梅爾茨從中國訪問回來後，談到德國「不夠有生產力」，並批評光靠「工作與生活平衡」和「一週工作四天制」無法維持繁榮時，我想到的不是德國，而是義大利。
因為義大利正好是一個反例：這裡的人們工時比德國長，經濟卻沒有因此更強。
德國總理的焦慮，但「更努力工作」就有用嗎？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資料，德國確實是歐盟平均週工時最低的國家之一，2025 年德國就業者平均每週實際工時約 33.9 小時；而義大利的工時高於德國。若只看表面，德國總理的焦慮似乎有道理：德國人是不是工作得太少了？
但如果工時真的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義大利理應比德國更有動能。然而現實是，歐盟各個國家，有自己一本難念的經。義大利人工作得比德國久，並沒有讓義大利經濟更有動能。
正如 OECD 在 2024 年的調查指出，義大利的生產力成長長期偏弱，公共行政與司法效率也影響投資和企業發展。這些問題又與義大利南北落差交織在一起：北部聚集較多工業、投資與就業機會，南部則更常面對基礎建設不足、青年外移與工作機會較少。換句話說，義大利的問題不是「人們不工作」，而是這些工時沒有被制度和產業結構有效轉化為成長。
這也是我對德國總理「多工作論」感到懷疑的原因。
德國近年的經濟停滯是真實的。德國聯邦統計局資料顯示，德國 GDP 在 2023 年與 2024 年連續萎縮，2025 年也僅微幅成長 0.2%。能源價格上升、汽車與機械等傳統出口產業受壓、中國競爭加劇、人口老化，以及公共部門數位化緩慢⋯⋯這些都是德國需要面對的問題。也因此，OECD 在 2025 年的德國經濟調查報告明確表示，德國想要提升生產力，應正視的問題是：加速結構改革、降低行政負擔，並推動公共部門數位化。
不難理解為何德國總理從中國回來後，所感受到的壓力，因為中國不再只是德國企業的市場，而是電動車、電池、太陽能、機械與高科技製造上的競爭者。
但問題是，這些挑戰真的能僅靠「大家多工作一點」解決嗎？
工時長，不等於國家更有競爭力
中國確實工時高。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城鎮企業就業人員平均週工時長期接近 48 小時，而中國 2025 年官方統計 GDP 成長也約 5%，明顯高於德國與義大利。
但把中國的成長簡化成「因為中國人工時更長」，我認為是一種誤判。中國經濟成長的背後，有政策支持、製造業與基礎建設投資、出口與產業升級等因素，此外，中國政府也長期透過補貼、支持研發、低成本信貸與稅收優惠，來支持製造業升級。不過，即使中國高工時的現象是真實的，但這並不必然代表高效率。當勞動市場偏弱、收入與工作安全感不足時，長工時也可能反映的是人們在用更多的時間換取穩定收入；而這種壓力也會進而影響家庭信心與消費。
臺灣則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對照，更像是一個「高工時、高成長、高市值」的案例：近年臺灣因 AI 與半導體產業，在全球資本市場上表現格外亮眼，主計總處資料顯示，臺灣 2025 年 GDP 成長上修至 8.76%，而台灣證交所 2026 年資料更指出，在今年 5 月股市市值已突破 5 兆美元，科技相關產業占市值約 80%。
仔細看，這樣的成功並不是因為大家單純「工作更久」，而是因為臺灣站在全球 AI 與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位置。台積電與相關科技供應鏈吸引了全球資本，也推高了股市市值，所以臺灣的例子說明的，不是「工時長所以經濟強」，而是一個國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核心，資本、訂單與技術因而被集中吸引過來。工時或許是表面上看得見的數字，但產業位置才是背後更關鍵的因素。
將這幾個案例放在一起看，反而讓「工時」這個問題變得更清楚：德國經濟停滯，並不只是因為工時短；義大利相對德國的長工時，亦沒有帶來必然的經濟成長；中國成長的經濟，並非因高工時所支撐，而是整個國家龐大的產業政策與制度動員；而臺灣近年表現亮眼，則提醒我們真正拉動成長的，往往不是工時本身，而是國家是否站上了全球供應鏈的關鍵位置。
問題不是多做幾小時，而是有沒有看見真正病灶
我想，真正值得問的，並非一個國家的人到底能工作多久，而是這些工時被放進什麼樣的產業結構裡，又能否被轉化成更高的價值。
如果一個人的加班，是用來補足低效率的流程、模糊的決策、錯誤的管理，這樣的工時再長，也只是把制度成本轉嫁給個人。若一個國家的產業沒有升級、投資沒有到位、創新無法擴散，那麼要求勞工多工作幾小時，也只會讓人更疲憊，而不是讓經濟更健康。
換句話說，工時只是最容易被看見、也最容易被調整的表面變數，但真正困難的，是一個國家能不能判斷下一個產業週期在哪裡，並讓自己的企業、人才與制度跟上。如果產業結構沒有轉型，再長的工時也只是把更多人力投入舊的成長模式。
這也是我在義大利工作後，對「多做一點」越來越懷疑的原因。它聽起來務實，甚至很有責任感，但有時也太簡單了。因為它把複雜的經濟問題，簡化成個人的態度問題；把產業轉型、公共投資、制度效率與國家競爭位置的責任，悄悄推回每一個勞工的時間表裡。
梅爾茨從中國帶回的問題，也許不該是「德國人要不要工作更多」，而是德國是否仍站在未來產業的核心位置，以及是否還能把人民的努力轉化成下一個時代的競爭力。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