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比賽日，英格蘭與蘇格蘭各地的足球場外，除了球迷此起彼落的應援歌聲，成袋的罐頭、乾糧與生活用品，也被一一送進捐贈站，形成一道特別的賽前風景。
「球迷支持食物銀行」（Fans Supporting Foodbanks，下簡稱 FSF），在 2015 年由英超利物浦球迷發起，如今成為遍佈全英超過 40 支球隊的社會運動。
FSF 共同創辦人、同為利物浦球迷的現任國會議員拜恩（Ian Byrne）曾如此描述：「健康效益雖然顯而易見，但難以量化。不過，這卻是在這個食物銀行與投資銀行並存的極化社會裡，與個人尊嚴和社會凝聚力同等重要的事。」
當足球迷以最貼近你我的「食物」，串聯起足球與社區，足球不只是場上 90 分鐘的競技，而能連結球迷、社區，甚至跨越社會鴻溝的橋梁。本文將以此為起點，與讀者一同探索這場「民以食為天」的社會運動，如何承載英國足球迷對運動與社區的「共好」想像。
從垃圾桶開始的食物革命
2015 年，利物浦的艾佛頓球迷凱利（Dave Kelly）與拜恩，走進一間社區中心，原以為聚集的人潮是為了某場活動，後來才發現，那是隔壁食物銀行前的長長排隊人流。那一刻，他們意識到，這座孕育兩支年營收數百萬英鎊球隊的城市，社區裡的飢餓卻從未因此緩解。於是他們直覺想：「既然每場比賽都有數萬人聚集在球場，何不就地發起食物募集？」
第一次在古迪遜公園球場（Goodison Park）的募集行動，當時他們手持的容器是一個垃圾桶。凱利回憶：「我們收到的，幾乎都是空薯條紙袋和啤酒瓶，只有少量的食物。」然而，他沒想到這群人下一週又來了，再下一週也沒缺席。
爾後 240 多場比賽過去，在每場利物浦與艾佛頓的比賽中，FSF 平均收集到一噸食物，佔默西賽德郡（Merseyside）食物銀行總捐贈量的 3 成。
一個從垃圾桶開始的行動，為什麼能走到這一步？或許正如人類學家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所言，食物既能作為平等、親密與團結的象徵，也能強化階層區隔與社會隔離。換句話說，誰能取得食物、以何種方式取得，從來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社會如何對待成員的「美食政治」（gastro-politics）。
因此，當支持 FSF 的球迷，選擇以食物作為行動起點，他們觸碰的不只是飢餓問題，也是社區中日常可見的不平等；同時，也看見了職業球團理應承擔，卻長期忽略的社會責任。
「被動球迷」變社區行動者，足球如何串起改變？
足球場數以萬計的人潮，看似是社會動員的絕佳場所，但事情絕非理所當然。有些俱樂部甚至因 FSF 涉及工會事務和批判政府，認為它「過於政治化」而不予支持，更別提英國足球迷長期被外界視為「滋事、被動且去政治化的群體」。
根據英國智庫 British Future 的共同目標報告（Shared Goals），英格蘭與威爾斯有 57% 的成年人支持一支職業足球隊，其中有 37% 支持在地球隊，這份認同跨越了族裔、階級與信仰界線。也就是說，足球的參與行為型塑了「共同的日常經驗」，讓球場從純粹的競技場，轉化為情感連結的場所。
然而，拜恩認為，1989 年的希爾斯堡球場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後，球迷開始深刻思考社會不公及足球的力量。這場悲劇重塑了球迷對社會角色的觀點，讓原先封閉、排外的群體，逐漸成為接納他人、響應社區議題的「關懷者」。
蘇格蘭足球支持者協會（SFSA）於 2025 年的球迷調查也佐證這點：82% 的受訪球迷知悉支持的俱樂部的社區活動，74% 聽聞食物銀行支持行動，70% 知道心理健康倡議。換言之，球迷對社區議題的關注，已不再是零星的個人行為，而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轉變。
於是，足球場不再只是觀賽的場所，而是串連數萬人情感與生活經驗的公共空間，關心場外的「生活」自然成為道德責任的一環。正如蘇超凱爾特人球迷、年僅 20 歲的志工哈里斯（Andy Harris）受訪時所說：「看著周遭情況一直惡化，我們不去做，反而像是失職。」
從希爾斯堡的傷痛，到球場外的食物募集，英國足球迷從被動的觀眾，蛻變為主動的行動者，讓球場成為社會動員的現場。
飢餓面前，不分球衣、立場
FSF 能在短短數年間，擴展至全英 40 餘支球隊，創辦人凱利認為關鍵在於：「這場運動不屬於任何一支球隊，英國每座城鎮都有類似的人道議題，我們不希望這場運動變成紅色的事、藍色的事或利物浦的事。」因此，FSF 採用通用設計，讓其他志同道合的球隊，得以因地制宜自行運作。
最能體現這場運動跨越對立的範例，莫過於格拉斯哥的「老字號德比」（Old Firm）。
凱爾特人（Celtic）與流浪者（Rangers）間，根植於天主教與新教、愛爾蘭裔與蘇格蘭裔的宗教、族群對立，至今已延續數百年。然而，當 FSF 蘇格蘭分會在凱爾特人公園（Celtic Park），舉辦的一場募集活動時，流浪者球迷竟一起加入募集。凱利說，這就是足球讓球迷放下歧見、超越差異、一起為社會實現共好的力量。
這份和諧，並未停留在象徵性的一刻，而是帶來更大的社會參與。
在格拉斯哥伊布羅克斯地鐵站（Ibrox）的募集案例中，流浪者球迷麥杜格（John McDougall）、吉布森（Mitchell Gibson），與凱爾特人球迷哈里斯進行例行募集時，兩位路過的女性見捐贈量不夠，直接走進附近的 Lidl 超市買更多物資回來。
不只是食物：遍地開花的球迷行動
隨著 FSF 步入第十個年頭，他們所做的事，已遠超出食物本身。許多志工最初是受助者，在參與服務後重獲信心，甚至重返職場。對被社區或社會孤立的人來說，食物銀行不只是領取物資的地方，而是僅存的社會連結。類似的倡議，也早已在英國各處開枝散葉。
在英格蘭雪菲爾德（Sheffield），足球促進食物銀行（Football for Foodbanks）的創辦人卡塞爾（Matty Cassell），為促進基層參與，辦了一場「局外人」足球聯賽，歡迎所有不被主流體系接受的人加入。
視野轉向蘇格蘭愛丁堡北部，斯巴達人社區基金會（Spartans Community Foundation）以一支低級別聯賽球隊為根基，將自身轉型為社區服務機構。他們透過運動引起居民興趣、建立一座「信任的橋梁」，讓居民願意嘗試新事物、找到自信及歸屬感。
在格拉斯哥，西斯爾（Partick Thistle）與考文（Neil Cowan）創辦的球迷組織「Jags For Good」，從食物募集到捐季票給無力負擔觀賽費用的居民，更發放價值 11,000 英鎊（約新台幣 46.6 萬元）的能源券，協助家庭對抗燃料貧窮。
這些行動看似微小，卻從食物到能源、信任到教育、募集到包容──每一次社會行動都早已超出當初那個垃圾桶的重量，也映照出英國社會的好與壞。
當球迷走進國會
除了保障弱勢族群的社區實踐，另一條由足球迷主導的路線，同樣源自對足球的深層情感。這次，他們守護的不只是社區弱勢者，而是足球俱樂部的永續經營。
英格蘭與威爾斯球迷組織的「足球支持者協會」（Football Supporters' Association），早在 2018 年就提出了系統性的改革建議。這些建議在數年間備受關注──2019 年貝里足球俱樂部（Bury FC）消亡、2021 年六支英超球隊密謀歐洲超級聯賽（European Super League），再加上疫情暴露出經營脆弱──最終促使英國政府啟動球迷主導的足球治理審查（Fan Led Review），FSA 的建議也被大幅採納。
2025 年 7 月，英國國會通過《足球治理法》（Football Governance Act 2025），並獲皇家御准，成為全球首部將足球俱樂部定位為「社區文化資產」，而非單純商業資產的立法。其中明確宣示，經營者僅是俱樂部的「臨時保管者」。
該法案設立獨立足球監管機構，將球迷參與及俱樂部遺產保護納入執照，要求俱樂部必須與球員及球迷合作，不得未經多數同意，擅自更改隊徽、主場球衣顏色或隊名，亦不得在未獲核准的情況下，處分主場或遷移球隊。
從推廣社會責任到守護足球俱樂部，球迷們展現的韌性，織出一張職業足球觸及不到的社會安全網，也讓他們成為推進英國足球永續發展、實現與社會共好的關鍵守門人。
台灣運動，也能找到「共好想像」？
當足球不再只是場上 90 分鐘的競賽，而是球迷對社會實踐及公平正義的渴求，它創造的便不只是口號般的認同，而是凝聚社會共識、累積社區經驗，甚至拓展國家治理想像的新介面。換句話說，一個共好的運動發展，不必只等國家由上而下的變革。我們或許也能從英國的案例思考：我們在意的運動是什麼？為什麼在意？這項運動能為你關注的議題，提供什麼改變？
回顧過去十年，台灣國體法改革已進入第九個年頭，陸續修訂了性別平權、運動選手保險等措施。但除了單項協會及老生常談的治理議題外，鮮少論及台灣民眾對「運動的共同想像」為何。
說來有點可惜，但筆者認為，共好的運動想像其實存於一念之間。哪怕去（2025）年 9 月體育署已升格為運動部，若未找到如英國足球迷「民以食為天」的共同生活經驗前，我們或許只能捫心自問：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運動？為什麼非做不可？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編按：主圖來源截自 Fans Supporting Foodbanks@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