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Jonathan Gropper
台灣正邁向超高齡社會，社會理所當然地高度關注新生兒數量。然而，在憂心生育率的同時，我們似乎也正在「糟蹋」（squandering）那些已出生的孩子。
決策者一方面為生育率下滑、半導體「護城河」是否穩固而感到恐慌，卻忽略了一場更深層的危機──通往成年的入口正在崩解。台灣建立起一套教育體系，但它往往更像是一間高成本的等待室，讓年輕人為一個早已不存在的世界做準備。與此同時，職涯的第一階梯卻變得更狹窄，且更難犯錯。
這樣的情況下，身處其中的人不再相信自身前景，最終選擇「躺平」，我們其實不該感到意外。
這樣的結構性問題同時影響年輕女性與年輕男性，只是形式不同。接下來的文章中，我之所以在某些段落特別聚焦男性，是因為在超高齡社會中，男性的退出往往成為更顯而易見的「下游症狀」（downstream symptom）。但真正的修補措施，必須讓所有人都受益。
＊欲閱讀英文版本，請參考（For the English version）：Beyond Birth Rates: Fixing Taiwan’s Early Adulthood in the Age of AI
通往成年之路為何崩解？
過去的社會契約其實很簡單──勤奮學習、取得學歷、投入職場、建立家庭、承擔社會責任。
如今這套交換關係雖然承受壓力，卻尚未完全消失。但現實上，這套契約正面臨考驗，其中最明確的信號是：教育已不再是一座可靠的橋梁。
行政院主計總處（DGBAS）114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顯示，大學學歷者的失業率（約 4.55%）高於高中畢業者（3.01%）。在 20 至 24 歲這個大學畢業生主力年齡層中，青年失業率仍約為 11.4%。
這樣的訊息，對一名 22 歲的年輕人而言，無疑宣告著：「當年你被耳提面命應取得的那張文憑，無法保證你在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
接著，再加上第二項鮮少被公開提出的失靈之處：台灣的體制延後了年輕人邁入成年的時程，但在他們真正踏入社會時，卻未提供足夠規模的有薪與師徒制培訓管道，整體的激勵機制相當薄弱。
大學本身並非問題的唯一根源，但當年輕人準備進入生產性工作時，大學卻成了安置他們的昂貴轉運站。
高等教育失靈，初階職涯因而受阻
台灣社會讓年輕人一直待在教室裡，直到 20 多歲。許多人甚至被教導去背誦，網路上隨手可得的資訊，或是繳交手寫作業。這樣的做法在一百年前或許行得通，但對我們身處的世界，卻無法讓年輕世代培養出能應對挑戰的思維。
如果大學無法培養學生的抽象思考能力，而只是單純讓他們不斷吸收、死記硬背知識，這樣的畢業生又能有什麼前景？
人工智慧的存在雖加速了這個過程，但並非唯一推手。許多企業早已偏好聘用「現成」的人才，以降低培訓成本與重新招募的風險，AI 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更簡單、看似安全的選擇。它讓日常的初階工作集中在更少的人力崗位上，這種影響也一路向上擴散至更高層級的人才鏈。
結果是，職涯的第一階梯變得更窄，犯錯的代價也更高。
史丹佛數位經濟實驗室（Stanford Digital Economy Lab）與 ADP Research 聯合報告指出，全球最年輕的軟體開發者招募需求，已較 2022 年高峰下降約 20%，而 26 歲以上的開發人員，則進一步下滑 6% 至 9%。此刻，就業市場形成所謂的「生存落差」：國家對高階領導力的需求不斷上升，但年輕世代建構未來的能力卻日益削弱。
尼特族增加，對台灣社會意味著什麼？
再看看支撐現代經濟運作的重要階層：技職教育的中層（vocational middle）。
目前，它雖然尚不容易被人工智慧取代，但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顯示，專科就學率已有明顯下降，從 2010 年的 76.87% 下滑至 2025 年底的 71.93%，其中男性入學比例高於女性。這一跌幅，反映出中產階級的空心化。
當社會傳遞出「取得文憑的時間越長，收入卻越少」的訊號，再加上沒有人願意承擔培訓成本時，對許多人而言，脫離教育體系，便成為一種理性的「風險管理策略」。但對國家而言，卻極具破壞性。
當教育與職涯階梯的入口失衡時，最明顯的制度警訊浮現──尼特族（NEET，指 15 至 24 歲不就學、不就業、不進修或不參加就業輔導的人）。
國際勞工組織 ILOSTAT 及勞動部（MOL）在 2024、2025 年的數據，台灣的 NEET 比率接近 10%。這個無法用口號掩飾的信號，並非道德評斷，而是一個制度警告：它告訴我們，社會中有相當比例的年輕人，未就業也未累積人力資本，他們沒有參與國家建設，只是依賴父母與社會支撐度日──直到某日，這份支撐不再存在。
年輕人「躺平」，社會將付出什麼代價？
這造就了「無關緊要的年輕人」──漂浮在延長的青春期中，沒有責任、任務或目標。
這些孤寂的青年受過教育，但因進入成年的時間延後，發展遲滯、能力未被充分運用，並日益脫離家庭組成與公民領導。
在人口萎縮的社會中，意味著雙重損失，既失去勞動力，也缺少未來的父母。這就是為什麼「勞動力短缺」這個說法不適合，台灣缺乏的不只是人力，更面臨著信念崩解的危機。移民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最多只是暫時掩蓋表面。
社會或許能暫時承受低生育率，但若進入成年生活的門檻讓人覺得不合理，社會就無法真正蓬勃。當年輕男性與女性意識到制度無法以尊嚴回報努力時，他們未必會直接反抗，而是選擇退出、「躺平」。他們逃避婚姻、迴避關係，也避免承擔責任，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憎恨國家，而是因為既有邏輯已失效。
但這正是台灣應抱持樂觀，而非悲觀的關鍵：公式可以改變、激勵機制可以重塑，甚至職涯的第一階段也可以重建。這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攸關國家的生存。半導體的優勢無法取代社會凝聚力，國家韌性不單存在於晶片，而在於那些相信國家願景值得投入，且看得見加入途徑的人身上。
給台灣社會的三大修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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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有薪的初階職涯管道：台灣需要積極推動全國性學徒制與有薪實習，及「初階至中階」的職涯階梯，並讓企業因提供這些管道而獲得獎勵，而非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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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將大學當作人才倉庫：大學的成效評估應以實際職涯階梯的成果為標準，並透過合作夥伴關係，讓學生更早進入有薪、師徒制的工作，而不是延後。此外，必須放下對毫無意義績效指標（KPI）的追求，過時的學校、教學方法與教條也應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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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給成年初期者應有的尊嚴：若年輕人職涯前 5 年無法獨立生活、自由戀愛與自組家庭，退出與「躺平」的社會疏離現象將持續擴大。房屋、薪資及社會對地位的評價皆是關鍵，而企業對社會的影響力與責任，遠超其承認的程度。
當前現象其實是目標不一致、短期導向導致的必然結果，但這也意味著，問題本身是可以被修復的。
台灣可繼續用口號粉飾衰退，直到現實無法再掩飾空洞的口號或無關緊要的 KPI，或者選擇重建通往成年的「入場坡道」，將人口結構劣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在超高齡社會中，什麼也不做的代價並非抽象，而是國家層面的沉重負擔；一旦超過某個臨界點，想要扭轉就非常困難。
＊欲閱讀英文版本，請參考（For the English version）：Beyond Birth Rates: Fixing Taiwan’s Early Adulthood in the Age of AI
《關於作者》
Jonathan Gropper
Jonathan Gropper is a U.S. Department of State-appointed Fulbright Specialist and Taiwan Gold Card holder. A graduate of Rutgers University, where he earned his Juris Doctorate, he has founded multiple companies across technology, real estate, and entertainment. An innovator, patent holder, and writer, Jonathan bring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shaped by his global experience. Welcome to connect Jon with his 【LinkedIn】【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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