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 9 日，以色列與哈瑪斯終於達成加薩停火協議的第一階段，為這場持續兩年的衝突帶來一線和平曙光。然而，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瑪斯襲擊以色列以來，戰火不僅延燒在中東，也蔓延至全球運動場上。
從 2024 年巴黎奧運的足球賽場、2025 年環西自行車賽（Vuelta a España），到歐洲 U23 擊劍錦標賽、世界競技體操錦標賽賽場，再到台維斯盃、U19 世界籃球錦標賽，以色列選手幾乎處處面臨抗議與杯葛──從拒絕合照、簽證，到安全威脅層出不窮。各賽事主辦單位被迫提高維安層級、調整賽程，甚至閉門舉行或取消賽事。
這些因加薩戰爭引發的體壇風暴，揭示了運動無法自外於地緣政治的現實。當聯合國人權專家呼籲國際足總（FIFA）與歐洲足總（UEFA）停權以色列會籍時，川普政府隨即表態，強調將「全力阻止」任何形式的禁賽行為。另一方面，國際運動組織則夾在人權訴求與政治壓力間，既要維護競賽公平與選手安全，又須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平衡。
在全球地緣政治日益詭譎的當下，這些運動治理機構該如何在風暴中掌舵？本文將帶讀者一覽加薩戰爭掀起的運動治理難題。
國際奧會的「政治中立」，真的中立嗎？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下簡稱國際奧會）在處理加薩戰爭議題上的立場，持續引發爭議。前任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與現任主席柯芬特里（Kirsty Coventry）面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與以色列軍事行動兩起衝突，雖同樣宣稱採取「政治中立」路線，實際作法卻截然不同──俄羅斯奧委會遭正式停權，以色列奧委會則毫髮無傷，這種差別待遇被批評者批評為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爭議的核心在於，《奧林匹克憲章》多項條文的選擇性適用。其基本原則第 2 至第 6 條強調促進社會和平、維護人類尊嚴，及保障運動權利等核心價值。國際奧會認定俄羅斯的侵略違背了「和平」精神，卻未以同一原則回應巴勒斯坦奧委會對以色列的指控──即便加薩已有 400 名運動員喪生、體育設施被摧毀，國際奧會依然無動於衷。
此外，以色列政府允許約旦河西岸佔領區的足球俱樂部參加其國內聯賽，違反國際足總關於「領土完整」的規範；但國際奧會在面對俄羅斯併吞烏克蘭體育組織時，卻以此理由對俄方祭出停權。類似的不對等也同樣出現在「奧林匹克休戰協議」（Olympic Truce）上──俄羅斯因在北京冬奧期間發動戰爭，國際奧會譴責其公然違反休戰協議，但對以色列在巴黎奧運休戰期間繼續軍事行動的行為，始終保持沉默。
國際奧會制裁背後的「風向政治」
然而，真正左右國際奧會是否動用第 59 條制裁權的關鍵，其實在於「國際社會的共識」。
俄烏戰爭爆發後，37 個國家與 40 個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迅速形成制裁聯盟，共同要求懲處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最終促成「個人中立選手」（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的折衷方案。相較之下，以巴衝突之下並未出現類似的國際聯盟，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的明確支持，也變相使國際奧會難以「輕易」祭出制裁行動。
回顧歷史，國際奧會曾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實行長達 27 年的制裁；對南斯拉夫的部分禁賽則直接回應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因禁止女性參與運動的制裁也獲得廣泛國際支持。這些案例都顯示，國際奧會所謂的「政治中立」，實質上是對國際主流共識的順應──當全球輿論一致時以行動落實正義，分歧時則退守程序與形式主義。
這種選擇性執法，揭露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結構性困境。高舉「普世價值」的同時，國際奧會卻無法超脫政治現實的制約。當《奧林匹克憲章》的崇高原則，成為任意詮釋的工具，國際奧會的道德權威與公信力自然引發外界猜忌。
「中立選手」制度：妥協方案還是雙標工具？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奧會面艱困挑戰：既要譴責侵略國，又得維繫《奧林匹克憲章》的反歧視原則。答案就是創立個人中立選手制度，允許俄羅斯與白俄羅斯選手以「去國籍」標示身分，參加 2024 巴黎奧運。
自 2023 年 3 月確立此制度後，國際奧會明文禁止「聲援戰爭」，與軍方或國安單位有關的選手也禁止參賽。由國際奧會副主席主持的個人中立選手資格審查小組（AINERP），嚴格審查以個人身分參賽的俄、白選手，參賽時不得展示國旗、播放國歌，甚至是奧運五環旗都不行──僅能使用特製的青綠色旗幟與專屬配樂。
然而，各國際單項總會（IFs）的審查制度卻大相逕庭。有些僅要求選手簽署聲明，有些則聘請私部門監控選手的社群媒體，這種「審查的不一致」更引發外界強烈質疑。全球法律合規組織（Global Rights Compliance）更指出，巴黎奧運 15 名獲准參賽的俄羅斯個人中立選手中，竟有高達 10 人違反審查原則。
中立制度難說服大眾，國際奧會陷信任危機
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堅決反對俄、白選手以任何形式參與，認為這些形式等同替侵略者「洗白」。全球運動員組織（Global Athelets）直言，國際奧會此舉是為俄羅斯的殘暴行徑背書；德國運動員協會則批評，現行標準「無法阻止個別選手被普丁用維戰爭宣傳媒介」。
弔詭的是，俄羅斯內部對中立選手參賽也產生分歧，國家奧會主席威脅參賽選手將自負費用，並承擔參賽後果，副總理卻公開鼓勵選手參賽。
各國際單項總會的態度更是南轅北轍，可分為「強硬封殺派」及「條件開放派」。前者如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其在主席科伊（Sebastian Coe）領導下，至今仍全面禁止俄、白選手參賽；國際雪車與雪橇聯合會也已明確表示，即使以中立身分也不允許俄、白選手參賽。
相對地，世界游泳總會（World Aquatics）選擇採漸進式解禁，2024 年 11 月甚至允許個人中立選手參加接力等團體項目；國際滑冰聯盟則打算在 2026 米蘭冬奧沿用巴黎奧運模式，允許部分選手參賽。這樣的分歧展現「中立」概念在實務上的模糊性，也突顯國際奧會難以維持一致標準的現實。
而加薩戰爭的爆發，則再次讓個人中立選手制度遭受質疑。儘管巴勒斯坦奧委會援引俄白原則，要求制裁以色列，但國際足總並未採取行動。隨著 10 月 9 日加薩停火協議簽訂，國際足協主席英凡提諾（Gianni Infantino）讚揚川普總統的積極斡旋，並公開呼籲「給和平一個機會」。
面對國際體壇選擇各自為政的現況，個人中立選手制度似乎已喪失，原先乘載奧會憲章內「反歧視」與「和平」精神的初衷，淪為地緣政治下的政治妥協工具。如此一來，無論國際奧會或其他國際單項運動總會，都必然面臨「雙標非議」。
理想與現實間，運動還能多自主？
奧會的雙重標準與中立選手制度的矛盾，或許是制度下必然的結果。圖／kovop@Shutterstock
當運動自治淪為零和遊戲，運動組織必然在「治理」與「發展」間做出抉擇。而現實顯示，為了追求內部發展，運動組織幾乎選擇犧牲民主與透明的治理原則。換句話說，若地緣政治只是現實主義的延伸，那麼國際奧會雙重標準或個人中立選手制度的內在矛盾，及各國際單項總會的分歧立場，或許都只是制度運作下必然的結果。
然而，運動場域從不是與世隔絕的真空，而是國際政治張力的縮影與延伸。正如台灣與中國在奧會模式五大要素──名稱、會徽、會旗、會歌及排序──上的持續交鋒，每一次爭議都提醒我們，運動無法自外於政治，但也不應完全臣服於政治。
筆者認為，認清國際體育組織的政治本質，或許是改革的起點。當我們理解國際奧會等組織的決策邏輯受制於地緣政治共識，才有機會務實推動改變──建立更透明的決策機制、強化運動員的發聲管道、要求一致性的規則適用標準。更重要的是，認知到真正的改變不會只發生在運動場內。
運動或許無法終結國際衝突，但它仍保有獨特價值，在撕裂的世界中提供對話空間，在仇恨蔓延時保留人性光輝。這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運動實務工作者的勇氣，及社會大眾的監督與參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為運動爭取更大的自主與尊嚴，讓它成為促進理解而非加深對立的橋梁。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