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吳宸維
你看的第一場影展是金馬影展嗎？對眾多影迷來說，每年最期待的盛事莫過 11 月的金馬影展，與金馬獎季一同展開。
除了眾多專業影展外，近年綜合型大學的同學們，也紛紛從校園內的學生影展出發，提出觀看視角，例如政大電影節透過片單帶給觀眾想像的自由，而東華電影節、清交風夜電影節與臺師大人文電影節等也齊放各地。
在獨立影展未興的 1989 年，第一屆輔大電影節的最後一場電影落幕。當時就讀中文系一年級的聞天祥，現在是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日復一日地聊著他所熱愛的電影，推廣電影教育。
如今，當學生影展作為專業影展工作的試金石，同樣是中文系的董珈甄今（2025）年大四，在去年離開臺大電影節後，今天的他也走入金馬執委會辦公室，開始一天的媒體宣傳實習工作。
那些曾經參與學生影展的人，如何走進專業影展的幕後，成為這個產業的一份子？本報導透過訪談，追蹤他們從業餘學生影迷到成為影展工作者的途徑，以及記錄在興趣變為工作後，他們所遭遇的自我探問。
聞天祥：從借出一卷錄影帶，到引入一代影視籌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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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55 歲，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大一下學期中文系學會會長知道我收藏很多奇怪的錄影帶，來找我借一卷放映，當時班上同學起鬨要辦影展，我被說服，覺得好像是件滿有趣的事。」
走進金馬執委會辦公室，銀色圓框眼鏡、一襲黑衣的聞天祥執行長在會議室坐定，目光炯炯，細細回首 30 多年前的往事。
1989 年幾個大一同學，模仿外面專業影展，煞有介事地設計宣傳海報，做售票的專題放映活動。回想第一次辦影展，聞天祥負責選片、每片一本特刊等文字內容，其他同學一手包辦行銷、宣傳、預售與場地借用等行政程序。
一天一部電影，傍晚 6 點半開始放映，結束後籌辦同學與觀眾坐在泡沫紅茶店聊天，往往一路聊到深夜。
沒想到，活動迴響不錯，許多參與者「慫恿」他創立社團，於是他在暑假期間寫信給課外組老師表達強烈創社意願，並在開學第一天遞出申請，成立輔大電影社。
當時，輔大電影社分別在上下學期舉辦了主打經典片的「世界名片大展」，以及透過選片展示社團學習成果的「五月影展」。聞天祥與同學自己帶社課、蒐集電影，也邀請影人分享，甚至研究院線電影和影評並自創獎項，演員楊貴媚的第一個獎便是 1994 年的輔大電影獎。寒暑訓也找同學來家裡坐涼席看電影、吃飯討論、一起出去玩。
「我們電影社就是每天清談，就是在看電影、討論電影、崇拜電影，所以做的事情都跟這比較有關係。」
大學畢業後的聞天祥從事影評專職之外，仍與電影社的朋友們保持聯絡。社友們畢業後真正拍電影的不多，反而多從事周邊工作，如下一屆社長趙曉萍，畢業後即到楊德昌導演的公司做執行製片，後來還有擔任過影劇線記者與北影媒體宣傳的鍾明非、從事編劇與影評的李達義、擔任編劇的陳嘉蔚、做過金馬影展部總監的陳俊蓉、從事日文電影翻譯的張克柔，以及旅法導演郭承衢等。
1990 年代，每年金馬影展開賣前，聞天祥會回到已經成長到一、二百人規模的社團，提供影展選片建議，並與同住板橋、後來當過記者、策展，現職製片及影評的塗翔文，騎機車到影展排隊購票的各點分送宵夜，一次買個幾百張票，有人便笑稱這是獨特的「輔大幫」氛圍。
帶著團隊，從北影到金馬一起成長
讀完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2002 年聞天祥被時任紀錄片發展協會的黃建業老師找去做紀錄片雙年展，也因團隊得標當年台北電影節，於是開始走上大學曾經做過的影展節目策劃工作。一做做了 5 年，越做越好，票房從兩百多萬成長到一千萬，觀眾成長 4 倍，但是政府仍保持每年公開招標短期籌辦團隊，工作時間只有大約半年，且給予的經費沒有變多，甚至逐年遞減。聞天祥心灰意冷，決意離開北影。
「就當時資源來說，已經無法再做什麼突破，所以乾脆不做了。當然，雖然不做就不做了，但我們同甘共苦，還是維持著還不錯的友誼，也時常聚在一起。」
2009 年的一通電話，改變了他的命運。在台北電影節時認識的侯孝賢導演接下金馬影展主席一職，致電找聞天祥接任只剩行政部 3 人的金馬執行委員會秘書，名義則從秘書成為執行長。
「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如果連侯孝賢當主席都不能夠改變這個狀況的話，我想我們以後就不用再做影展。」
全權負責影展執行，使他找回北影工作與做輔大電影社時認識的夥伴，如行銷總監王廷琿。一群人相識、默契與品味相近，又有明確目標，就容易一起同甘共苦，第一年做完留下來 10 位夥伴，但其他人做完影展，合約到期便會解散。
為了改變影展人才不斷流動、無法保證工作穩定與前景的困境，聞天祥隔年便決定利用前年盈餘，多做一檔自負盈虧的「金馬奇幻影展」，做得好的話，第一年做完就可以再多留 6 個人。於是金馬執委會陸續拓展規模，開始舉辦認為做起來比較有效果的、能夠連結業界資源的活動，如優良劇本評選、創投平台等。
一年到頭，金馬教育推廣蓬勃。小至進入校園推廣的青少年電影課、讓新銳創作者與學生的潛力作品被看見的金穗影展，大至連結海內外專業電影工作者的金馬電影大師課。近期則推出金馬威秀聯名影廳，持續推廣藝術電影。
董珈甄：半工半讀，將影展工作視為可能的未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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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檔案：21 歲，臺大中文系四年級，現為金馬影展媒體宣傳實習生。
韶光荏苒，金馬青少年電影課在今年已邁入第十一個年頭。3 年前坐在臺下聽聞老師講電影的大一生董珈甄，兩年後進入金馬執委會擔任媒體宣傳實習生。一頭俐落短髮，講起電影，珈甄雙眼放光。
「週二凌晨我可能會趕隔天要交的作業到凌晨 1、2 點，早上 9 點起床騎腳踏車去學校上課，中午再搭公車去西門的辦公室，從下午 1 點實習到晚上 7 點，下班後回到租屋處附近上 8 點的家教，然後 9 點回家吃晚餐。」
目前大四的珈甄，在學校、影展辦公室與家教之間奔波，為的是兼顧學業、熱愛的影展實習及生活所需。
高中畢業的暑假，錄取臺大中文系的他買了《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片重映套票，第一部就是看《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入學後，他發現自己其實不那麼喜歡研究語文訓詁學的中文系，恰好與同學兩人在信義安和的老公寓租了宿舍，鄰近誠品、威秀電影院，於是一頭埋入電影與文學的世界。那年他一連看了 3 檔影展，而經濟自立的壓力使他除了接著中小學全科家教，也將目光轉向影展外場打工。
「外場工讀面試時，我跟他們（面試官）說，想從外場認識影展工作。我可能隱隱約約覺得這也許是未來的一條出路，因為它可以把我喜歡的電影跟工作結合在一起。」
對於一名影展菜鳥來說，要了解影展工作，除了買票當觀眾、進場看電影外，另一個管道是擔任影展外場工讀生，負責驗票、引導、進散場。一個影展期要排 8 到 9 個班，一路從傍晚 5 點待到快凌晨觀眾散場的第二班，收驗票之間的空檔時段，他結識許多為了畢業製作籌款的影視製作科系朋友。
一連走過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外場打工後，雖有了外場經驗，但對於影展籌備工作仍一無所知，由於本科系是中文，也無法應用所學在影展的行銷宣傳工作上。
進入學生影展，累積影展籌備實戰經驗
「在一片白紙的狀態下，我履歷上不可能有經驗可以丟去大影展，所以想要去臺大電影節，搞清楚這一切到底在幹嘛。」
透過追蹤 Instagram 電影映後心得帳號的貼文，珈甄第一次注意到臺大電影節，於是他面試進入籌辦團隊，加入爭取廠商贊助的公關組，以及負責挑選內容、撰寫論述的策展小組。策劃影展時，他有機會選了自己很喜歡的《瘋狂店員》（Clerks），本來沒預期參與該場放映的他，在友人簇擁下，去了現場竟發現觀眾與原本自己看片時的笑點完全一樣。
「我突然很感動──我喜歡的東西也有人愛耶。」
雖期待有一天能成為策展人，但珈甄意識到，自己的觀影量還需要時間與經驗累積，於是選擇不續留下一屆的臺大電影節，轉而先尋找影展籌備的機會，持續充實自己。
拿著學生影展的經歷向面試人員證明自己對影展的理解後，珈甄順利成為台北電影節媒宣實習生。實際進入大型影展工作，主管的放責也使珈甄累積了新聞稿實戰經驗。但工作期間，他也看到不同影展籌備部門更複雜的工作細節，像是邀請片單量從學生影展的 10 部，一次暴增到專業影展的上百部；在每個影片交接、播放的環節也都要細細確認⋯⋯這都是做學生影展時不可能想像到的事。
北影結束，剛好金馬開始正式招募實習生，這對珈甄來說是天賜良機，抱著去報名看看的心情，他就這樣意外進入另一個電影殿堂──金馬影展。
世代落差：學生影展的氛圍有何不同？
聞天祥與董珈甄進入專業影展的經驗固然不同，兩代人舉辦學生影展的經驗也受時代氛圍影響。
在聞天祥辦輔大的學生影展時，為了負擔場地費，他們決定售票。但在公布片單後，有同學希望預定之後幾週的票，紙本票還沒畫好，卻已經訂得差不多。這時他才意識到，在當時沒有獨立片商、串流時，影迷想看電影卻沒處看，潛在市場非常大。一場影展的場地成本 7,200 元，卻能透過賣出一張張 15 元的票收穫台幣 16,000 的盈餘。
然而在今時今日，串流興起、影展已不再是首都獨有的資源，影迷也有更多管道尋找符合偏好的電影。去年剛籌辦完臺大電影節的珈甄觀察到，會來看學生影展的影迷可能更加細分成影展同溫層及周遭居民。以前對藝文有興趣的人會來者不拒；而在現今世代，似乎某部片若被貼上「文青必看」或「影癡必看」，就會銷售一空。
再回到學生影展的舉辦初衷，學生影展在資源稀少的狀況下，可以做出什麼「破圈」可能？
同為臺大電影節出身，現為金馬創投會議專員的陳又嘉自問：「嘗試了創作短片競賽、校園電影院過夜活動，那一年我們沒有下很好的結論，也沒有做出很新穎的決定。」但他看到今年臺大電影節將喜愛經典片的影迷同學，帶到校園周遭的社區放映活動，甚至與寶藏巖居民同唱卡拉 OK、在水源市場邊吃早餐邊看《飲食男女》，這些「另類」的觀看體驗，他暗自認為是最適合臺大電影節走的路線。
然而，雖然一屆傳一屆，但籌辦同學往往不續留到下一年，在這樣的限制下，各校學生影展面臨一項重要課題。
大學電影節成員來自八方，卻也在實習焦慮下各奔東西
在大學任教的聞天祥注意到學生影展越趨專業，除了學生有意識地模仿專業影展外，可能也與學生影展籌辦團隊開放外校同學進入團隊有關。這是因為，想進入學生影展籌辦團隊的校內同學逐年減少。
陳又嘉回憶 6、7 年前的招募狀況，當時約有 80 位臺大同學報名參加籌辦；然而 3 年之後則只剩下約 50 位。如此狀況使得校園影展的籌辦團隊轉而開放外校同學報名，招攬專業影視製作院校如世新大學、台北藝術大學等加入隊列。
不同於 30 幾年前的輔大電影社，草創時雖僅 6 人規模，但社團代間傳承緊密。為此，陳又嘉認為，「可能是我們這個世代，代間交流已經被稀釋。可以往外面找資訊、機會，也不用進入社團。」
在珈甄的經驗中，臺大電影節有 23 位成員，包含外校同學，不過他發現團隊氛圍不如預期。他也看到這世代的同學有著嚴重的實習焦慮；由於理念不盡相同，使得團隊雖大，但同學各自忙碌，往往在社課時間處理完執行事項，便匆忙奔向他方。
「大家沒有真的很熟悉、互為工作夥伴的感覺。我本來以為完成主要放映活動，大家可能會想做些什麼，但後來發現好像都沒有。」
辦完影展後，大學生們對就業與時間精細利用的焦慮，使人才動能不易延續。各校同學紛紛轉為影展籌備任務導向，團體組成的出發點便從 30 年前共賞電影的「同好會」，轉變為因籌備影展任務而凝聚的「工作小組」。聞文祥老師那時代的電影社情誼固然美好，但如今已經無法複製。
從興趣到職業，他們看見了這些勞動困境
回顧從學生影展到職業影展，影展正職與實習工作的窄門不常開，也不易進。
陳又嘉畢業後，在金馬與北影擔任約聘接待專員，流動一年多才有機會轉正職。他也分享自己觀察幾年下來的心得，發現大家都會比較希望是有認識的人引介、具備相關背景，比較不會招募完全的陌生人進入影展團隊。
有志成為影展工作者的影迷，往往需面臨低薪、長工時、高壓的工作型態。固然金馬執委會已相對穩定，有正職機會，流動率也較低，但從比薪水網站可看到約聘專員的薪水仍落在每月 36,000 元左右。雖然平日上班 8 小時，上班時間彈性，但在影展放映期的工作時數則可能到 10-12 小時。
陳又嘉描述，金馬的工作團隊是個大家庭，彼此照顧。「這個世界是他們開創出來的，大家還是抱持開創與開放的精神，所以想一起做更多事情。」聞天祥也強調，既然有了長期職位，基本的勞健保等權益不能少，也有合理的考核機制。
大四的珈甄則自述，即使只有修 15 學分的課，但一週兩天半的實習，加上要維持生計的家教，已經佔據他所有精力。如果之後要留在影展工作，就會需要接受低薪現況。「影展期忙碌時，好像每天晚上 11、12 點才下班，隔天又要重複循環，感覺連睡覺跟活著的時間都不夠了。」
第一線工作者如何自處？管理者又怎麼留才？
正因為對電影有強大的愛，許多影展幕後的籌劃推手堅持至今。
為了不讓同仁的熱情被高壓的影展籌辦環境損耗，聞天祥在金馬奇幻與金穗籌備時打破部門界線，讓同仁跨部門協作，希望多培養大家專職之外的能力與經驗。「這樣也會比較好玩，有些活力就會出來。」如又嘉自述，在奇幻影展參與行政售票、節目部的國際影人接待；在金穗時也參與競賽部的工作任務。
然而已是正職的又嘉，也提到自己工作忙碌時，閒暇期間可能一個月才進電影院一次。但在工作之餘，他還是嚮往學習，投入臺藝大的電影研究所在職專班，持續進修電影知識，也結交產業人脈。
開始在影展工作之後，儘管珈甄已經找到理想工作，但日常工作過累，他已經沒有力氣再去看片。即使有空也會猶豫，畢竟寫影展新聞稿的工作，使他需要徹查電影映後評價與幕後內容，這讓他對新映電影過於熟悉，反而不再想看，「這已經威脅到我想做影展工作的本質了。」
但珈甄也回憶，之所以留在影展工作，也不是因為被某部電影震撼靈魂而已，而是與籌辦團隊一起相處的感覺。在憶起曾參與的影展映後座談，以及下班後拿著工作證換票入場看電影的時刻，他會被療癒，然後覺得繼續做影展工作，還是一條可行的路。
對聞天祥而言，從事影展工作多年，在自己可及的範圍改善團隊的勞動條件，發掘同仁潛能、豐富工作內容，是他的使命。歷經工作條件不符績效後，他格外看重留才與育才。
而學生影展作為一個起點，一路蜿蜒，一代代人把理想化為實踐，儘管挑戰仍多，但透過創意突圍，亦能在打開影展大門後，安身立命，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
《關於作者》
吳宸維
管院社科雙棲的大五生，辦過臺大電影節與黑客松。大學四年都在做文化產業研究，也喜歡以相機、文字紀錄所見風景，正站在選擇的路口猶豫中。IG：pensieve.cw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