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刀起刀落間，對生命最深的敬意：「謝謝你，願意相信我」──專訪外科醫師余本隆（一）
「怎麼這麼快就能看到醫師？」一位長期旅居台灣的瑞士籍法文教師，曾在臉書上驚嘆台灣健保的快速與低價，引發超過千次分享。
然而，診間時間短、無法深入問診，以及越來越多醫護流向自費市場的現象，讓他開始反思這套制度的代價。更於貼文最末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台灣健保的「便利」與「品質」是否能並存？若不正視制度結構，是否將衝擊永續發展與醫療專業的根基？
我曾在美國為一顆牙，輾轉 3 家診所、耗時數月，終至返台迅速一個月內完成治療；也曾在新加坡因扁桃腺發炎掛急診，付出約為台灣 10 倍的醫療費用；近期一位荷蘭友人，則因層層轉診、問診時間短、取藥不易而久病難癒，最終舉家搬遷⋯⋯。
這些故事都反映出：每個國家的醫療制度設計，都有不同價值的取捨。
本篇，我延續與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余本隆外科醫生的對話，從他 30 多年的臨床視角，剖析這顆名為「健保」的未爆彈，其結構性的困境與可能的出路。
數據下的真相：被壓榨的人力與失衡的資源
「醫療的本質，應該是以病人的健康福祉為『因』，醫師的功名利祿是『果』。但當制度設計出了問題，就容易本末倒置。」余醫師一語道破當前困境。
在台灣現行健保制度下，門診醫師動輒面對逾 50、甚至 100 名病患，平均問診時間僅數分鐘，醫病關係的品質正被嚴重壓縮。
「醫師的專業，不是推銷某種治療，而是協助病人釐清最適合的選項。」余醫師強調。
以下數據（註）則揭示了更殘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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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人力嚴重不足：根據 2023 年最新資料，台灣每千人口的執業醫師數約為 2.3 人，遠低於 OECD 國家 2021 年的平均 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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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與科別分布失衡：醫師人力高度集中於都會區，偏鄉醫療資源匱乏；而外科、婦產科、兒科等高工時、高風險科別，長期因健保給付不足而人力短缺。
「大家都說媳婦熬成婆，但台灣醫療再這樣下去，未來是『只有婆婆，沒有媳婦』，有重病卻無醫可治。」余醫師語氣透著憂慮。
劣幣驅逐良幣：「懲罰」正直的點數制度
更嚴重的問題，來自健保「論量計酬」的給付設計，它正系統性地懲罰著誠實守規的人。
「做得少、甚至做假的，反而能拿到更多資源；規規矩矩照制度走的，申報的點數還會被打折。」余醫師表示，這正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演繹。
舉例而言，對某些慢性病患而言，一次開立 3 個月藥最符合病人利益。但為了衝高點數，有些院所會刻意只開 3 天份的藥，讓病人頻繁回診。這不僅增加病患負擔，也虛耗醫療資源。一樣的手術，在美國是開一次刀，連同後續一段時間內的回診，都一起涵蓋在給付範圍內，而台灣健保卻是將同一個病程的處理，以次數來給付。
「外科是夕陽西下的手工業。」他無奈地說。年輕醫師愈來愈少願意投入高壓臨床，紛紛轉向與健保脫鉤的自費市場，因為在現行制度下，難以生存。
當制度鼓勵「衝量」而非「重質」，醫療行為便可能與病人福祉脫離。而便利的醫療取用，是否也讓人們逐漸忽略預防與自主管理，反而因此依賴醫療便利性，削弱對自身健康的責任感？
壟斷的代價：當「單一超市」失去競爭力
2023 年，台灣平均餘命雖與已開發國家相當，但醫療支出（CHE）卻僅佔 GDP 的 6.6%，遠低於 OECD 國家 9.2% 的平均數字，更遑論美國的 16.6% 與韓國的 9.7%。
在藥品與設備幾乎與世界同步的背景下，成本落差只能靠壓榨「人」的價值來補足。「我們的醫護人員，用著世界一流的設備與藥物，卻領著不成比例的薪資，燃燒熱情與健康。」余醫師直言。
他比喻健保為「全國唯一的超市」，價格與服務由它全盤主導，缺乏競爭，自然也就少了改革壓力。因此，在健保支付不足的現實下，醫院轉向自費市場成為普遍現象，「醫療從照顧生命的專業，慢慢變成一場銷售比賽。」
制度逼得醫療機構不得不運用病人的「恐懼」，以行銷「賣療程」維生。這種以自費治療為導向的營運模式，日益盛行於台灣各大醫院，甚至進入學術醫療中心。每間醫院也要生存，在健保體系裡撐不住，就往自費市場發展。
余醫師舉例，有患者明明只是良性乳房結節，卻在某大型醫院被推銷兩次真空抽吸治療，總花費逾 5 萬元。
「就像懷孕時的性別，從男孩變成女孩，這是檢查的錯誤，而不是胎兒真的變性。腫瘤也是一樣的，良性就是良性，不會突然病變成惡性，但因為存在看錯的可能性，所以需要定期追蹤一段時間，排除看錯的可能。對於臨床上懷疑度低的小型良性腫瘤，醫療上對病患的最佳利益，應該是採樣後定期追蹤檢查，而不是自費處置。」他無奈說明。
健保的未來：應重設遊戲規則
健保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公民福利」，而是需集體維護的「公共資產」。
因此，要讓制度永續，余醫師認為需要執政者的大破大立，他提出 3 點建議：
一、提升總體投入：醫療支出應與國際水準接軌，保障台灣醫護合理待遇。
二、改革計酬制度：以病人長期健康為導向，鼓勵價值醫療而非處置數量。
三、引入市場競爭：開放多元的保險與醫療模式，打破健保單一壟斷模式。
「不可能用低於全球平均的醫療預算，做出全球第一的醫療品質。」他語氣堅定。
一場關於選擇的集體考驗：什麼是愛台灣？
「我們不能永遠穿著衣服改衣服。」余醫師眼神中流露出深深悲憫。
身為行醫 30 多年的外科醫師，他談及兒子去（2024）年成為他在台大醫學院的學弟，語帶欣慰，但更多是為人父母的不捨。畢竟身為醫者的榮光與代價，他比誰都清楚。
訪談結束後的閒聊中，他提到，當年他們特地等到太太張醫師在台灣生下兒子後，才舉家赴美進修：「因為我們熱愛這片土地，想讓孩子成為台灣人。」
這份質樸的情感，是每個台灣人對這塊土地深切的心意；也是眾多醫療工作者選擇留下、守住日益沉重的醫護體系的理由。
台灣的醫療制度，是一場我們無法逃避的考驗，也是遲早要面對的跨世代課題：多年以後，我們終將老去，那時的我們，希望看到怎樣的台灣在照護我們自己、我們愛的人？是一個有尊嚴而安詳的醫療現場，還是一套嘴上驕傲，卻早已無力承擔的制度？
下篇：給青壯世代的預防醫學建議：人生「專案」也需風險管理──專訪外科醫師余本隆（三）
我們真正的目標，從不是「好好死去」，而是直到生命盡頭，都能夠「好好活著」。
（Our ultimate goal, after all, is not a good death but a good life to the very end.）
──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美國外科醫師與作家
（註）資料來源：
一、台灣執業醫師數： 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庫 （2024）《112 年醫師執業登記及分布概況》。
二、OECD Health Statistics 2023：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3）. OECD Health Statistics 2023.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2024）《112 年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