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你們家的移工有一天就突然消失了？連一句再見都沒有？」錄完 Podcast，我與石語（Breeze Shih）閒聊時，她輕輕點頭回覆：「對！那天我回到家，沒有任何消息，她就不見了！我猜可能是簽證快到期，所以離開。雖然我當時真的很擔心，但內心又隱約知道，她一定會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石語是現任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時尚設計系講師，畢業於舊金山藝術大學插畫藝術碩士，並擁有實踐大學時尚設計系學士學位。她曾為氣泡水品牌 AQUAGEN 設計水瓶，與亞洲前 50 酒吧 Bar Mood 和 MAISON ACME 圓山別邸合作展覽，也曾替 Ormonde Jayne 與 NOSEWAY 設計香水瓶身。
一次的合作中，石語特別製作了一件作品，以紀念曾在家中照顧家人的移工。多年的家庭照顧工作，讓兩人關係早已超過勞資界線。然而，因為簽證問題，移工最終選擇不告而別。至今，她與石語再無聯繫──或許她已回到東南亞，或仍在台灣繼續工作。
這段故事映照出台灣移工的人生斷面，也提醒我們移工歷史從何而來。
台灣移工的起點與文化軌跡
1990 年代，李登輝政府為延續蔣經國十年經濟建設的成果，提出國家建設六年計畫，首次招募海外移工，以便短期補足台灣因經濟起飛，而造成的勞工缺口。
隨著法規的持續修正及對人力的需求擴大，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截至 2025 年 7 月，台灣外籍移工人數近 85 萬人，主要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與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遍佈藍領及社福等領域。
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移工文化，是半夜在新北市新莊區買宵夜時，攤販老闆用我聽不懂的語言跟我介紹食材搭配。一問之下才得知他來自印尼，因當地附近居住著許多移工，所以誤以為我也是其中一位。這段經歷讓我從此對移工社群印象深刻，也開始觀察他們會在假日或休息時，聚集在公園裡聊天，或一同搭捷運探索台北城市。
這讓我開始反思，海外工作的台灣人是否也有類似的習慣？我們加入臉書的台灣人社團，舉辦台灣金曲之夜、唱歌聚會，參加英國台灣青商會和台灣人 LINE 社群活動，彼此都試圖在他鄉尋找故鄉的影子，及屬於我們的歸屬感。
然而，當我們將視野拉回台灣，城市裡移工的處境又是如何？
2025 年上半年，台北市就業人數約 118 萬人，其中有近 3.9 萬人為移工。與此相比，英國倫敦在 2021 年的統計則顯示，非白人族群約占總體就業人數的 46%，白人族群中僅 37% 為英國白人，其餘 17% 為白人少數族群，明顯高於台北市的 3%。
整體而言，倫敦雖然展現較高多元族群比例，卻仍呈現出界線分明的階級與權力壁壘。
深埋英國當地的階級制度
據 The Parker Review 的整理，FTSE 250 企業董事中，少數族裔比例雖有提升，但仍僅約 13.5%，遠低於社會多元的期待。藝術文化領域中，白人占 90％，且大部分工作者皆來自中產或上流階級，而金融產業的核心權力，也同樣集中在白人與專業階級。
因此，留在英國倫敦就職的台灣人需要加倍努力，從語言、能力與人脈上層層突破，努力超越深耕於社會的階級制度。儘管如此，職場與社會的天花板卻依然存在。
近年，戰爭難民潮、物價上漲及失業率上升，助長了歐洲極右派的崛起。英國工黨也因應局勢，陸續推出一系列移工政策改革，包含取消零工時合約（0 hour contract）、提高移工簽證門檻（年薪要求逾 4 萬英鎊）、延長永居申請時程至 10 年、提高最低學歷與語言檢定的要求，期望減少低產值、低技術等移工比例，留下具高競爭力的人才。
政策嚴格化與社會氛圍，逐漸逼迫台灣人才重新思考未來選擇。
跨國人才的重新佈局
台灣人在英國的處境愈發緊張，我部分朋友因排外聲量高漲及政策改變，陸陸續續退回台灣，或轉向尋求新加坡、上海、阿姆斯特丹、巴黎、巴塞隆納等相對容易落腳的城市。
我一位同樣畢業於皇家藝術學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朋友分享：「與其在英國努力求生存，只為了稍微提升生活品質，海外學歷回到亞洲，反而能找到更好的薪資與工作，對職涯發展更有幫助。」另位已領有倫敦工簽、在當地房產業工作 3 年的朋友則表示：「永居申請從原本的 5 年延長至 10 年，我還得多熬 7 年。能否堅持下去還不確定，所以我正在考慮離開或創業申請創新創業簽證。」
面對簽證的不確定性、生活的不穩定和階級制度社會下的「排他」，我們就如同待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們，時常擔憂著未來，心理狀態因而複雜、難以言喻。
中央研究院 2019 年的調查顯示，近 15% 的台灣移工因簽證問題與長工時，而出現憂鬱症狀。社會歧視與語言障礙的出現，則造成多數移工患有局外人心態。停留在社會表面的多元文化政策，難以消除社會上隱性的結構排斥，在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下，經濟壓力與身分焦慮反而推高了地域與群體的隔閡。
這也讓人不禁反思──我們到底為何如此「固執」地留在這裡？我們和身處台灣的外籍移工，又有什麼區別？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