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一展（Jack I.C. Huang）／UN 資訊與通訊科技辦公室
川普在 2025 年 8 月重新啟動的「互惠關稅」（reciprocal tariffs），已再次於臺灣和各國掀起波瀾。
儘管臺灣政府至今仍對「暫時性關稅」的後續談判表達樂觀，且根據川普於 8 月 7 日舉辦的記者會，臺灣的「護國產業」半導體，因台積電等指標性公司在美承諾的高額投資，暫時倖免了可能高達 100% 的半導體稅率，但市場仍籠罩在未來變數的不確定之中。
在此背景下，本文將嘗試探討互惠關稅與即將隨之而來、衝擊臺灣本土產業更大的「半導體關稅」，將如何從根本影響臺灣的科技供應鏈、產業外銷與區域貿易格局，並提出從技術主權到國際布局的對策
232 條款，恐讓竹科喪失優勢加速「美國化」
首先，雖然川普政府在最新公告中，選擇對承諾在美投資的半導體公司「暫予豁免」，但根據美國商務部已在進行中的 232 條款審查，（美國）總統將可「隨時」對晶片及其製造設備課稅。
換言之，在不久的將來，若情勢變動且轉趨不利，臺灣本地的高科技出口業仍將可能迅速失去先天優勢──以台積電為例，2024 年出口至美的晶圓價值超過 400 億美元，占全年公司營收約 20%，任何新增關稅都將直接影響其利潤歸屬與資本投資策略。
2025 年股東會上，台積電亦指出全球 AI 熱潮上的晶片需求強勁，但其中不斷浮現的地緣政治風險，卻讓其在美國、臺灣、日歐與中國等多地佈局晶圓產線，成為必要政策。
目前光是在美國本土的晶圓廠投資，台積電已投入 400 億美元建造亞利桑那廠，加上預計在歐盟的資本設施擴充、陸續承諾美國的新增 1,600 億美元投資，以及已陸續完工投產的熊本廠等，更可明顯看出，臺灣半導體產業與其供應鏈，已開始透過分散產地，降低單一地理風險。
然而，這樣的部署不僅成本高昂，也意味著美國及其盟友對臺灣關鍵晶片供應鏈的競逐，並且造成「臺灣」本身在關稅議價籌碼上遭到稀釋的現實。
雪上加霜的是，無論是「對等關稅」或「半導體關稅」，在如今白宮決策中的「槓桿作用」極為明顯：川普當局針對臺灣的「懸掛稅率」（20%，後續視雙邊協議磋商程度）已具有即時生效特性，可用以要挾臺灣參與其他的雙邊／多邊協議、或配合特定產業綁定美國戰略標準。
我們必須理解，如今川普政府採用的這種「談判架構型關稅」，與過往美國政府的貿易手段有所不同──政策已不限於徵稅本身，更是一種制度預期與政策綁定的思維工具。
「分散風險」早已不夠，更需爭取產業話語權
在理解了現實後，我們接著討論已經預備，及未來可能的因應方式。
首先，臺灣政府此前已快速反應，提出 880 億元新台幣產業因應方案，內容涵蓋晶圓代工、封測、AI 應用研發補助等。立法院委員亦在聽證會上，建議將本國科技產業打造成「關稅避風港」，並支持台積電、聯電等業者取得美國 Blue UAS 供應商認證等。這些都是「未戰先備」的一種政策意識提升，卻仍面臨法規、外交與財務配合的摩擦。特別是在美國推動「晶片法」（CHIPS Act）強化本土產能與科技主權戰略意涵時，臺廠若想長期在供應鏈中保有話語權，僅靠「政策補貼」與「產能分散」，恐怕尚遠不足。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輝達 CEO 黃仁勳今年與川普會面後，美國政府旋即同意授權 H20 AI 晶片輸華的協議──此舉展現了（輝達）「產業自主」與（美國政府）「市場管理」之微妙平衡，十分值得臺灣借鏡。
對臺灣而言，這個案例代表若政府與企業能協同操作、妥善掌握出口授信，即使在劍拔弩張的關稅賽局中，仍有能夠在（中美）夾縫中取得平衡的空間。這也提醒臺灣半導體與 AI 供應鏈相關產業，若能共同在國際政策格局中取得主導權，亦有機會在高度敏感的地緣條款中，爭取「（臺灣科技）品牌而非單一產品」的相對保障。
「護國神山」的關鍵啟示
以台積電為例，若我們細看其在進入 NAND 封測、AI 晶片效能提升研究的布局，並不只是追求技術升級或風險分散，更在試圖架構其與歐美財團於研發、授權與投資協作上的「制度聯結」。這是一條「從製造到服務、從設備到技術輸出」的自主鏈路，可望有效降低關稅對訂單的外生影響。
簡言之，當你成為「規則或規格的制定者」之一，而非只是其中的參與者，自然能將關稅等額外成本的影響降到最低。當然，目前台積電正在進行的市場議價與國際聯盟協商，迄今尚未全面公開，是否能有預期中的長期話語權，仍有待後續觀察。
綜觀以上脈絡，川普政府的「互惠關稅」其實是場戰略博弈，而非純粹的經濟行為。筆者認為，對臺灣而言，關鍵不在是否馬上遭到課稅、課徵多少稅率，而在是否能利用目前臺灣在半導體產業仍存的不可取代性，透過整合性的談判取得「新體制之中的權利／話語權」──無論美方是否將半導體納入 232 對象，是否保留撤回機制可供談判交換，此點都是臺灣政界與商界決策者，必須審慎評估與博弈的最主要課題。
對臺灣而言，堅實生存的重要策略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加速垂直整合供應鏈，發展晶片封測、先進制程投資 AI 晶片、3 奈米後制程研發等。若能將臺灣自主生產比例提升至 60% 以上，可有效抵擋中間稅率的干擾；二是在國際間主導技術標準協商，形成「非關稅壁壘」型制度輸出；三是盡可能參與、甚至嘗試主導美中歐日等高科技議題的協商鏈結，使臺灣關鍵產品未來無論被課多少稅，至少在標準、認證與技術交換層面，能夠取得對等地位。
最後，筆者認為當前的「關稅風暴」不會是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終點，而是從嚴檢驗產業戰略自主的試金石。若能「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制度話語權、從而化為談判主導力」，臺灣確實不無可能在貿易碎片化的當下化危機為轉機，甚至逐漸轉型為美國科技產業的「新技術盟友」。
關稅「大魔王」帶來的未必僅有災難、也可能包括「強迫快速升級」的契機，在晶片全球佈局變動、科技主權政治化，以及新一輪雙邊／多邊制度競爭脈絡的大趨勢下，臺灣願不願意抓住這波歷史契機，決定了它能否持續成為全球科技產業鏈中的核心角色，而不只是在關稅表單上被動等待調整的對象。
- 本文收錄於出海者聯盟 8 月號專題〈關稅重塑全球秩序，「轉型出海」為臺灣找新路〉，立即點擊前往看更多精彩內容！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