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待過任何一間急診室，應該對這樣的場景不陌生：擁擠喧雜的候診區，輪椅上坐著被家人推進來的病人，有些只是小感冒或腹瀉，有些則是反覆來報到的慢性病患者。病床邊的護理師與醫師在嘈雜中進行問診與檢查，病人家屬焦急催促：「我們已經等 3 個小時了，還要等多久？」這不是特有的亂象，而是台灣急診常態。
諷刺的是，我們其實有檢傷制度──病人進入急診後，護理師會依據生命徵象與症狀嚴重程度進行分級分類，我們稱之為 TTAS（Taiwan Triage and Acuity Scale）。
但當這套檢傷制度發揮作用時，所有人早已走進急診、排隊拿號、佔據空間，整間急診室宛如「淹水」，我們才努力分配誰該先喝水。檢傷制度本身不是錯，但當它被放在錯誤的位置、給予過高的期待，在缺乏完整支援下，便成了無力的分類表。
我們曾以為只要分類就能分流，以為分級就能守住大門，但急診制度的缺口從不是一個人或單一制度能守住的。所謂的「急診守門員」，不該只是一個人，而該是一支由制度授權、責任清楚的「社區守門團隊」，在社區及時接住每位需要幫助的病人。
讓社區成為第一道檢傷守門
台灣健康識能與傳播學會理事長張武修受訪時表示，有近五成民眾健康識能不足，無法自行判斷病況，在夜間與假日，當診所與衛生所關門、社區照護中斷後，民眾幾乎沒有其他守門機制，只能選擇前往深夜仍亮著燈的急診室。
因此，要讓急診真正「守得住」，檢傷制度的第一道關卡，應設在「病人還沒進醫院之前」。這種前端分流，在國際間通常由 3 個角色共同完成：家庭醫師、長照機構與救護系統派遣人員。
在英國，民眾半夜覺得身體不適，不會立刻走進急診室，而是撥打全國統一的分流電話 NHS111，由受訓的護士、醫師或行政人員判斷病情，決定是居家觀察、隔天看診所，還是直接送急診；法國也有類似的 SAMU 系統，由專責急診醫師電話初判，經評估後才派救護車或建議送醫。
澳洲則透過澳洲健康系統制度，強化初級醫療與家庭醫師制度──擴充 Medicare（類似全民健保）與家庭醫師補助、推廣遠距醫療、建置多專業照護中心，並隨著社會高齡化，同步推動長照與老齡政策，逐步強健社區照護鏈。
相較之下，台灣的守門機制相當薄弱。我們沒有強制家庭醫師制度，多數人甚至說不出自己是否有「熟識自己病況的醫師」；長照與養護機構夜間多缺乏醫師，一遇到突發狀況，只能選擇叫救護車，由急診室承接。更別提我們的救護派遣，目前依然以「有報就出」為主，缺乏專業的初步判斷及分流。
沒有制度替病人判斷「該不該來急診」，也缺乏社區機制能解決「還不需要來急診」的需求。最終，只要民眾心中有不安、機構現場無人敢決定，病人只能走進急診，也成了急診不得不承受的現實。
急診現場應具備「轉送」機制
當病人終於走進急診室、完成報到並坐下等待時，台灣現行的檢傷制度才正式啟動。
專業護理師必須在短短數分鐘內，使用 TTAS 快速評估病人的生命徵象、主訴以及傷病嚴重程度進行分級，依照一到五級排序：第一級為最危急（無呼吸、無心跳），第五級則為輕症（感冒、牙痛、美工刀割傷手指）。
然而，上述這些第五級輕症，真的必須進入區域醫院以上層級的急診室嗎？這不僅關於個人健康識能，也反映社會對自我照護能力的認知現況。
TTAS 的初衷設計是確保治療的優先順序，而非「拒絕處理」。換句話說，即使病人被判定為第五級，醫院也不能請其離開，只能讓他等待、最後再行處理。但往往每個民眾都認為自身急迫，在急診櫃台常出現站著大聲抗議：「為什麼我先來還要等兩小時？」同時，急救室和留觀區卻有正在 CPR 或劇烈嘔血的病人。
在資源有限、人力吃緊的急診現場，TTAS 的分級制度幾乎形同空轉。護理師成了唯一的前線守門人，不但要判讀病情、安排優先順序，還要不斷安撫情緒緊張的家屬，面對五花八門的「非急症訴求」。舉例來說：「我明天要出國，今天一定要拿到報告。醫師開個診斷書而已很快，快一點給我。」這些訴求雖非緊急，卻在台灣健保制度與文化脈絡下，被視為理所當然，也難以拒絕。
2015 年，台大設立了「急診轉診個案管理師」（又稱急診協調員）職位，嘗試在現場協助輕症病人轉診。但要成為在急診當下協助輕症轉診的管理師，需擁有很多專業能力，並非個人能輕易負荷。畢竟，十年過去，急診人潮依舊未減。
要真正守住急診，就不能讓台灣的檢傷制度繼續孤軍奮戰，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有能力轉送與說服的團隊系統。例如：醫院可設置「非急症轉診區」，針對第五級病人進行初步衛教與轉介，由社工或衛教師協助轉至社區門診、夜診或做後續安排，也可以設立「社區快篩型門診」，承接那些有症狀但不需急診處置的個案。
這些設計，才有機會讓護理師不再再獨自承擔制度責任。分級不是分責，當體制將守門任務全壓在分類表和護理師肩上，急診就只能成為制度破口的集水池。
強化離開急診後的定期追蹤
許多病人在離開急診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幾天後會不會回來，尤其是那些反覆進出急診的個案──慢性病失控的長者、缺乏家庭支持的獨居者、精神疾病或成癮問題的中壯年人。
「高風險重返急診者」並非無跡可尋，急診現場都看得出來：有人過去 3 個月來了 4 次，有人因血糖過高、胸悶或心肌梗塞進急診。他們的困境不會在醫院一夜之間解決，需要長期照顧與生活支持。儘管當下治療完畢，他們離開急診室後，就沒有人再追蹤後續自我照護的情形。
病人離開後需要的是「第三層檢傷」，這已不是生理數據的分類，而是風險評估與照護銜接的制度設計。除了急診醫師在現場建議後續回診，更需要社工或長照管理員協助，提供連續性的居家追蹤、轉介健康培養支持團體，甚至定期電話聯繫追蹤用藥狀況，才能真正降低重返急診、再度佔用醫療資源的機率。
面對那些長期重複使用急診服務的病人，醫護現場急需一套跨部門聯合追蹤體系。這表面上像「延伸照護」，實際上卻是急診系統的最後生存防線。沒有完整的系統銜接和後續追蹤，急診就只能不斷拼湊、補救那些沒人願意接手的社會碎片。
總結與呼籲：檢傷制度應三層並進，不能只有門口分級
從 2021 年起，作為國家級健康制度創新政策的一環，法國以「實驗性質」推動 SECPA。這個由法國健康保險總署（Assurance Maladie）與相關衛生機構發起的基層健康照護創新計畫，核心目標是打造可持續的經濟與運作模式，支持以「團隊合作」、「社區參與」與「跨專業整合」為基礎的第一線照護單位發展。
在法國醫護體系中，SECPA 不只是改善看病流程，更致力於澈底調整家庭醫師制度如何融入社區、健康中心運作模式、參與者角色分工、財務維持及制度永續。
早在 2015 年，台灣就有專業人士嘗試解決急診壅塞，至今卻未觸及整個制度體系的缺口。這篇文章也希望台灣健保能從「醫學中心導向」回歸「社區照護導向」，搶在病況惡化前止損，促進病人自我健康照顧，預防勝於治療。如今檢傷制度問題不只是在急診，若該制度只存在於急診室門口，就像只築一道堤防，卻無引水分流的管道，無法承擔整個社會的洪水。
借鏡法國全民衛教共識，台灣的能否在急診檢傷制度端做些改革？筆者提出三層並進、銜接良好的動態檢傷機制：
一、前檢層：病人進入急診前，由家庭醫師、養護機構或救護派遣進行預篩分流，守住「誰該進來」的入口。
二、急診層：急診護理師負責生理分級，搭配社工與轉介系統，引導判定「誰該留下」。
三、後續層：病人離開急診後，安排後續照護、資料追蹤與社會支持，確保「誰不應再回來」的目標能真正實現。
要落實這三層制度，關鍵在重建「社區守門團隊」的制度基礎。筆者建議設立如「社區健康照護整合中心」（CHANC，Community Health Access & Navigation Center），設置於區域衛生所、核心診所或長照機構，作為第一線篩檢與決策的據點。團隊組成應至少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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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生活型態與慢性病照護的社區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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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是否為用藥問題、協助調整的社區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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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啟動社會資源與協助非醫療性困境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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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診斷與轉診判斷力的家庭醫師或全天候社區／線上醫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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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地民眾緊密連結、提供日常支援的照服員或居家服務員
這些專業人員不僅具備基本判斷能力與衛教能力，更需擁有跨專業溝通與實務經驗，能即時判斷誰是真的需要送醫。這個團隊存在的意義，是讓「非急症者」有地方可去、「不確定者」有人可問、「不想出事者」不必直接走入急診。
急診不能再靠一位護理師、一張分級表獨撐。急診守不守得住，絕非單一檢傷制度的問題，也不是 2015 年成立的轉診個案管理師職缺能解決。台灣需要的是一套真正理解「守門」概念的社區照護網與責任分流系統，及全民健康識能的共同提升，而非將所有生命困境和責任全部壓在急診。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