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6 月 12 日，印度航空 171 號班機在降落過程中失事，機上共 242 人（含 12 名機組人員）中有 241人罹難，僅 1 人生還。這位唯一的倖存者卻痛苦地說：「我原本想讓哥哥換位置的⋯⋯我寧願不是我活下來。」
這句話，很熟悉。2015 年臺灣復興航空空難中唯一生還的空服員，也曾在面對鏡頭時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我活下來？」
這些回應反映出的痛苦心情，其實並不罕見：在心理學中，這類經驗通常被稱為「極小機率創傷」（low-probability trauma）或「倖存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它與我們熟知的「創傷後症候群」（如歷經家暴、兇案、罹患重大疾病等）不同──倖存者的創傷並非僅來自「個體直接受害的經驗」、甚至未必來自「災難本身」，而是面對「為何是我活著？」這個無解之問。
倖存者的「雙重創傷」
在臨床心理學上，當人們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如墜機、隨機殺人、地震海嘯或核災，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存活下來，內在往往不僅被恐懼擊潰，更會被一種「無從理解的命運」所震懾。這不是我們相對熟悉的悲傷、焦慮、驚嚇，而是一種深刻的存在性撕裂。
像是印航 171 這樣毫無預警的失事，一切只在幾十秒內發生，生與死更完全由不得人選擇。若有極少數的倖存者出現，外界自然會直覺地以「無比幸運」稱之──但這卻與倖存者實際經歷過的經驗出現極大的落差。
倖存者因此不僅需要處理重大災變後的創傷，更會被：「為什麼是我？」這個問題所困，起初可能是指向自責、內疚，或者一種茫然；後期若沒有適當的輔導和協助，更可能陷入對存在本身的懷疑當中。
專業心理師能做什麼？
我們首先能做的，是在災難後先給予倖存者最基本的心理承接。
這是「緊急心理處置」（Psychological First Aid）關注的重點：穩定情緒、確保安全、建立連結。我們要讓活著的人知道，他們正被社會所需要──因為倖存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希望。如果一場災難中沒有人活下來，社會往往只能憑空推測現場有多絕望。但只要有一個倖存者，他／她所說出的每一句話，不僅成了整個事件的見證，也可能是後人修正錯誤、改善制度、或者只是好好說再見的唯一機會。
因此，首先要強調倖存不只是「個人命運」，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延續甚至更大意義的基石。
接著，它（倖存者經驗）也可能轉化成對生命意義的追問：「我還活著，要用這個生命來做什麼？」
從「為什麼我還活著？」到「我能做些什麼？」的轉變，是復原歷程中極為關鍵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不一定需要宏大的使命，而是從日常中重新與世界對話。例如有倖存者轉而投入公共安全改革、有人成為創傷經驗的陪伴者，也有人只是就此下定決心每天準時回家，留時間好好陪家人吃頓晚飯。
為什麼「你很幸運了，看開一點」，並不足以完成療癒？
對於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倖存者既已「幸運」活下來，心理上的創傷問題「想必沒有這麼嚴重」，但事實卻往往與之相反。
這是因為倖存者的心理復原路徑，往往不像我們熟悉的 Kübler-Ross 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那樣線性。面對極小機率創傷的倖存者，常常無法經歷「否認」，因為事情來得太快，甚至沒有情緒準備的空間。他們的創傷經驗也不像憂鬱那樣有邊界，而是像黑洞一樣，不斷發出低鳴，長期盤旋在心底。在這樣的狀況下，語言往往無法承載所有感受。
這時有些人會轉向靈性、宗教、自然、藝術，作為朝向存在意義探問的過渡性容器──並不是為了解釋發生什麼，而是讓那無法承受的，有地方可以暫時安放。或許文學藝術，靈性宗教的駐足，不是每個人的依靠，但它提供了一種人類古老的心理策略：當邏輯與理性無法回答「為什麼是我」，人們至少還能透過某種超越性的連結，讓苦難不至於完全孤立。
給倖存者的告白
倖存不等於幸運。倖存的人要，重新學會活著，很辛苦吧。但或許也正因為你還活著，你的存在本身，就成了一種證明：證明極端條件下，個體仍有生存的可能，證明在面對未知與無常襲擊，人的內在仍有選擇不放棄的自由。
我們無法預防所有災難，但我們可以練習建立一種與風險共生的心理彈性：不要活在恐懼中，而是承認脆弱、風險管理，活出尊嚴。每個願意走過創傷的倖存者，不一定要為他人負責，如果能從自己的倖存中看到自己的未竟之願，那麼光是這份面對苦難以及活出自己心願的誠意，就足以照亮他人。
所以對於那些曾經問過「為什麼是我活下來？」的人，請讓我也回應你：因為你還活著，所以你有機會為這世界帶來不同的光。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