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演員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曾形容：「紐約地鐵的同一節車廂裡，有人可能擁有 3 套豪宅，而有人可能只有 3 件帽 T。」
不只經濟上的差距，這裡也是文化與種族的交會處。一條街是西藏社區、隔壁一條就是孟加拉街。紐約尊重你來自的地方──這裡是我在美國少數見到，會把中文分成「Ｍandarin Cantonese」、「Mandarin Chinese」，還有「Mandarin Fukienese」的城市。
但主流媒體和影劇中所呈現的「紐約」與「紐約客」，卻經常只是當中的極小一部分而已。
為無證市民們提供緊急醫護
我任職的醫院，屬於紐約市立聯合醫療體系，任何人都可以來看病──不論他們是否擁有合法身分。
大部分的無證病人，醫療費用的支付來源是靠 Emergency Medicaid （緊急醫療補助）與 NYC Care：前者屬於美國聯邦醫療補助計畫，專門提供沒有身分或保險、且符合低收入標準的人，在發生「生命危險或緊急情況」，如急診、住院、生產、某些癌症治療時使用，但不包括日常門診、精神健康追蹤或慢性病管理。而 NYC Care 則是紐約市提供給無保險者的平價醫療服務計畫，無論身分皆可申請──持卡者可用低價甚至免費看診，包含初診、慢性病管理、精神健康諮詢、藥物與化驗等基本醫療。限制是只能在紐約市立聯合醫院就診，並且不支付緊急情況開銷。
這些政策的存在，是對紐約現在真實環境的回應：有無數的無證居民，住在我們的街道上，在我們的工地、餐廳裡工作，卻從不在任何官方統計數據中。紐約市立醫院之所以接納這些人，也不僅是出於單純的善意，而是基於一種城市治理的現實判斷：與其放任他們病倒、不穩定，不如讓他們進來接受治療；與其讓恐懼與壓力蔓延社區，不如創造一個能讓人回診、可被依靠的的空間。
若放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之下，這樣的作法就像是：一個偷渡來臺的人，在不通報警方的狀況下，由某市立聯合醫院為他提供廉價甚至免費的治療。
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像義診或密醫？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得以見證以下這些想分享給大家的真實故事──那些來到我們行為健康門診（Ambulatory Behavioral Health Department）的，與刻板印象中極其不同的「紐約客」病人們。
來自四方的弱勢族群，各有離家苦衷
「行為健康門診」提供全面的精神健康理療服務，包含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藥物濫用（Substance Abuse）、社區資源（Community Resource）等。我接觸過的無身分病人（無證病人）大多來自中國、尼泊爾、瓜地馬拉、哥倫比亞⋯⋯有時候是思覺失調症、分裂性情感障礙、躁鬱症，更多的是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的人。
相當一部分的病人，由於經歷了我們難以想像的「走線」，如在路上被搶劫、強暴，身無分文地來到美國，因而受到嚴重的創傷。而當他們的精神狀況惡化，在街頭與人衝突或因濫用藥物等狀況被送到急診，待病情穩定後來到門診，我們才第一次見到他們。
他們常與我分享，在紐約這座城市邊緣的生存法則：如可以申請 ITIN（Individu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個人報稅識別號碼），或是花錢「租用」別人的社會安全號碼（Social Security Number，相當於臺灣的身分證號）、再進到各個產業當「黑工」。住宿則多是日班和夜班共用床鋪，彼此交替睡覺。
由於紙鈔、硬幣在紐約確實非常流通，太多檯面下的工作支付現金當薪酬。紐約有許多店家──甚至不是街邊攤販──只支持現金交易。對於雇主而言，這不僅讓他們能獲取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也可以節稅，更是降低企業責任的手段。
有次，一位中餐廳的老闆對我說，其實不只中餐廳，很多印度、墨西哥餐廳也一樣。想想一條街有多少餐廳，每間餐廳裡有多少員工，廚師、洗碗工、外送員⋯⋯。後來我才意識到，現在這整間餐廳可能只有我跟老闆有合法身分。
他們為何來到這裡？
醫院同事説，有些國家的政府形同黑幫，法律等於笑話。在那樣的地方，所謂生活就是牢獄。因此即便在紐約要隱姓埋名、共用床鋪、過著近乎地下的生活，至少還有水、有電、有網路、有工作。至少這裡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綁架。有些人則希望可以獲得更多機會，賺錢寄回家，等到十年後，再偷偷離開美國。
另外一些病人則是以申請庇護的方式進入美國。庇護是正規的合法化路徑。其中一位病人告訴我，他們會趕在來美一年內申請政治或宗教庇護。一些亞洲教會甚至會主動提供法律諮詢，作為拓展成員的方式。若錯過申請的黃金期，只能選擇默默「黑」下來。有病人曾說：「我只要撐到 65 歲，就能申請白卡（Medicaid，美國聯邦醫療補助計畫）了。」另外，來自同性婚姻不合法的國家者（如南美洲大部分天主教國家），也會以 LGBTQ+ （非順性別異性戀群體）身分提出庇護申請。此時，精神健康的醫療報告就會是申請庇護的資料之一。
有些人則透過非典型路徑獲得綠卡，像是 VAWA（俗稱的家暴綠卡），或是 U-Visa（犯罪受害者綠卡）。然而即使有了綠卡，如果沒有學歷或專業技術，仍很難在這裡自立門戶，尤其是離不開中文生活圈的人。我有一個病人拿到家暴綠卡之後想要做美甲師，竟然反因他有綠卡而處處受阻。就他所述，老闆反而傾向雇用「黑工」──因為他們薪資低廉、老闆還能扣押員工的護照「方便管理」，以防員工學成出去開店。
另外一些病人屬於「無證父母」，他們正苦苦等待著（在當地出生即）成為美國公民的子女幫自己申請合法身分。這些病人往往來自關係緊密的家庭，主要照顧者通常是子女（移民二代）。一位病人的女兒在博物館工作，但因收入過低而無法擔任擔保人，遲遲無法幫母親辦理綠卡。
另外，即便是美籍子女，如今依法也不能幫當初非法入境的父母申請合法身分──醫院的律師團隊表示，目前僅有「非法滯留」（當初合法入境但未在簽證到期前離境）者，才有機會透過美籍子女獲得合法身分。
有位病人苦於憂鬱症、同時患有思覺失調，移民律師查到他早就被判定為遞解出境（Deportation），只是還沒收到正式公文。但他認為只要沒收到信，就還有希望。他從加州搬到紐約，希望這裡能提供更多幫助，但他女兒也沒身分，全家只有孫子是美國籍。在反覆確認無法獲得幫助之後，他就沒有再回來了。
＂ICE＂（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嚴查下的風聲鶴唳
還有一大群合法進入美國的國際學生。他們努力想要留下來，卻往往因簽證問題而影響身心健康。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選擇性實習訓練，俗稱「找工作簽證」）是一個與學生簽證綁定的工作簽證，讓國際學生可以在畢業後找工作一年。
在這期間，申請人能同步申請公司贊助的工作簽證，若沒抽中卻又想繼續留下來的話，他們得在 OPT 到期之後回國、或轉 Day-1 CPT （首日生效校外實習簽證）。CPT 同樣是與學生身分綁定的工作簽證，但申請人必須「同時擁有」學生身分──這意味著，你得一邊上課寫作業、一邊上班，同時年復一年等待 H-1B 抽籤，不能出錯。在這樣的壓力下，很多當年躊躇滿志來到美國、卻陷入進退維谷困局的留學生們，也因身心疾患來到我們醫院求助。
近期還有來自川普政府「嚴查移民」的巨大壓力：我有一位病人持學生簽證來到紐約，但因川普再度走馬上任，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開始嚴格審查國際學生身分，而被貿然撤銷簽證、連帶喪失了工作資格，我遇到他時，他已幾乎崩潰。
儘管一個月後透過行政救濟，他成功恢復學生簽證與工作資格，但也因此需要再花時間在一座新的城市尋找工作。而這樣一來一回，也讓本就難尋的工作變得更痛苦。哪個雇主會聘用只能工作半年多的人呢？
我的同事們說，川普在第一任期時，ICE（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也曾進入餐廳與酒吧進行大規模搜查，「風聲鶴唳」了 3 個月，造成同事兼職的酒吧完全沒人光顧。同事說，只能希望這次也會像（川普）上次任期一樣，（大掃蕩）雷厲風行一陣子後就會逐漸緩和下來。
而我們能做的實在有限。現在很多病人甚至因為害怕 ICE 出現，不敢來醫院拿藥或回診。除了線上看診之外，醫院也再三保證「聯邦」的 ICE 是不能隨便進入「紐約市立醫院」的，甚至發佈「針對 ICE 的應變指引」給無證病人，並反覆提醒他們：遠離任何可能接觸執法的情境，如避免超速、闖紅燈等。因為一旦與之「接觸」，對方是有權通報移民局的。最後，我們也會轉介病人去申請免費的法律協助（NYLAG）──但排隊往往要等上兩三個月。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我們也只能不斷學習將工作情緒與自身生活切割，不將壞心情帶回家，告訴自己有有些事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轉移注意力。
直至今日，我或許仍然無法清楚回答，到底是什麼讓這麼多人願意冒險、只為了留在這座城市裡。但或許答案就在這裡：紐約是一座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城市。即使你什麼都沒有，哪怕只有三件帽 T，這裡仍可能是你人生中，最接近「被看見」的地方。
或許這就是我的病人們，即使身處邊緣、即便備受現實中的種種壓抑與打擊，仍選擇堅持留在這座城市的原因。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