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近期宣布對全球各經濟體發動新一輪關稅政策（以下簡稱關稅戰），立即引發包括美國自己在內，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股市劇烈動盪。臺北股市 4 月 7 日「災後」首開盤，加權股價指數亦以無量價崩之勢大跌 2,065 點，創下史上跌點之最。
股市往往反應對未來經濟的信心預期，各國政府高層在試圖救市穩定民心之餘，也普遍對川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舉措、稅率的徵收標準，感到震驚、憤怒或不解。
如澳洲長駐居民為「零」的海外領地赫德及麥唐諾群島（Heard Island and McDonald Islands）也被抽了 10% 關稅。「莫非要讓島上的企鵝繳關稅？」在媒體報導下，成為各國網民製作大量梗圖、苦中作樂的笑點，也讓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感到非常荒謬，他並在關稅戰隔日公開表示：「現在世界上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話說回來，美國對澳洲本土的關稅其實「僅」調升 10%，但對其海外領地諾福克島（Norfolk Island）則高達 29%，同樣令艾班尼斯感到不解。
嚴格來說，川普啟動「全球關稅戰」的戰術，難免令人感到有些啼笑皆非，但其對各國出口產業與資本市場、甚至全球經貿體系的衝擊，卻是無比真實的。
各國如何回應美國開啟新一輪關稅戰，自是一個重大議題，但筆者目前最先關注到的，更是美國國會、朝野兩黨對此的反應。
是否支持「關稅戰」？兩大黨都出現內部意見分歧
截至美東時間上週五（4 月 4 日）為止，共和黨的領導層內部，已對川普提出的關稅戰出現明顯分歧：
其支持方多認為新關稅措施有助保護美國本土產業、促進製造業回流，從而實現經濟復甦。當中以眾議院議長麥克．強生（Mike Johnson）為代表，他公開表示儘管政策可能帶來美國經貿層面的短期挑戰，但長遠來看仍將有利於美國工人與企業。
然而在參議院中，同樣於去年大選中過半的共和黨籍議員們，卻出現截然不同的聲音。認為關稅戰將導致美國物價上漲、擴大通膨，從而導致美國經濟陷入困境。
例如：肯塔基州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媒體訪問中強調，貿易戰最終將會傷害美國一般勞工，並呼籲白宮「採取更具合作性的貿易策略」。
愛荷華州參議員查克．葛拉斯利（Chuck Grassley）更直接在川普宣布「解放日」隔天，就與民主黨籍的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Maria Cantwell）共同提出《貿易審查法案》（Trade Review Act），法案內容主旨為「除非獲得國會明確同意，否則新關稅將在 60 天內自動失效」。
此案也象徵著共和黨國會議員並非都是川普的「橡皮圖章」，截至 4 日週末為止，該法已獲另外 4 名共和黨籍參議員加入提案，預計在本週參議院會付諸審議。
至於在去（2024）年大選中徹底淪為「完全在野」的民主黨，自然更普遍反對川普的關稅戰政策。例如參議員懷登（Ron Wyden）形容這些關稅將「等於對所有美國家庭購買的日用商品加稅」，並表示關稅戰非但無法重建美國製造業，反而會使普通家庭生活更形困難。
不過，民主黨黨內亦有極少數成員，對川普的政策表達「部分支持」，如緬因州眾議員高登（Jared Golden）此前就提議過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徵 10% 統一關稅，對於川普總統如今的「基準關稅」表示歡迎（但不包含「對等關稅」），並表示可針對此部分的立法與白宮展開合作。
事實上，由於美國兩大政黨的體制均較偏向柔性政黨（Weak party discipline），總統（白宮）政策一出後，本就未必能得到國會同黨議員的支持。尤其在關稅這類攸關外交、經濟與民生等諸多領域的重要議題上，更經常出現廣泛的不同意見。
筆者認為最著名的案例，則莫過於距今一百多年前，美國那場著名的「關稅大論戰」，其結果甚至出現了「大逆轉」，堪稱戲劇性十足，也對此後美國的關稅政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19 世紀末的美國「關稅大論戰」
上上世紀末的 1880 年代，美國的國際地位處於上升期，但國內的經濟發展仍處於落後當時西歐列強（如英、法）的轉型期，正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逐步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現代工業經濟體。
當時，美國的工業聚落集中在東北部和中西部，主要產業為鋼鐵、紡織、機械加工等，競爭對象則是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工業品；不過，美國的南方與西部地區仍以農業為主（如棉花、小麥、玉米出口），農民依賴國際市場，也仰賴便宜的進口消費品。
在 1880 年代初期（1881-1885），白宮由共和黨主政，但國會中的關稅之爭卻開始愈演愈烈：當時的共和黨由於主要代表資本家、東北與中西部的製造業者，因而支持「高關稅」與「保護主義」。共和黨仕紳要求聯邦政府保護美國的「幼稚工業」（infant industry）不受來自歐洲的廉價商品競爭，主張透過關稅屏障來「鼓勵國貨、抵制歐洲貨」，推動國內就業與產業升級。美國國會於 1883 年通過的《關稅法》、1890 年通過的《麥金利關稅法》（McKinley Tariff）等，都是高關稅政策的代表。
反觀當時民主黨的主要支持者構成是農民、南方州民、西部拓荒者、進口貿易商等，自然對這類關稅障礙極為反彈。民主黨仕紳因高關稅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貿易商成本暴增，加上美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在英國為首的國家報復性課稅下不斷流失。
因而強力主張美國的關稅制度應以「財政關稅」（Revenue Tariff，指單純為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和維持海關運作而課徵，通常較低）為主，而非採取當時的「保護關稅」（Protective Tariff，為保障國內特定產業的競爭力而課徵，通常較高）和貿易保護主義。
因關稅主張歧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開啟了關稅史上著名的「大辯論」，這段歷史的高潮發生在 1894 年的《威爾遜──戈爾曼關稅法》（Wilson–Gorman Tariff Act）：
該案始自民主黨籍的總統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成功入主白宮執政後，試圖推動關稅改革，因此決定透過立法方式，大幅降低美國的關稅，並試圖恢復南北戰爭時期開徵（至 1873 年）、但當時已停徵許久的所得稅制度，以降低對進口稅收的依賴。
關稅改革滑鐵盧
沒想到，該法案在送至參議院後，卻被共和黨議員與大量「跑票」的「親商民主黨員」修改得面目全非，最終成為一部「名為改革、實則保護」的妥協性法案。
原來，當時隨著美國工業化的發展加速，美國的資本家階級也迅速擴張其影響力，因此過去多半代表農民、城市內一般勞工的民主黨國會議員之間，也早已出現很大的分歧。
於是，此案最後不僅未能實現民主黨的承諾，還因當時的經濟不景氣與政治妥協等因素，造成民意高度反彈，導致民主黨先是在 1894 年的期中選舉慘敗、接著在 1896 年的總統大選中，又被共和黨人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以更為強硬的保護主義政綱擊潰，最後交出政權。
日後，美國的學界經常以這場「關稅改革的滑鐵盧」與先前的論戰進行反思：
- 首先，此案可說是政治學上永恆習題：「個人自由 vs 國家干預，應如何平衡？」的縮影。
- 其次，是政黨中不同「利益團體」與其影響力的展現：高關稅讓工業州（如東北）和資本家們受益，而農業州（如南部與中西部）和仰賴農產品出口的農民們，則需承擔成本。因此國會議員不論其所屬政黨的公開立場，基於其所處地區、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主張。
- 再者，美國自建國以來，一直面臨歐洲工業國的競爭，特別是來自英國的廉價工業產品壓力。若單以這場「關稅大辯論」的結果來說，卻強化了美國工業化的方向與速度──這也證明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以鄰為壑」的關稅壁壘未必是壞事，起碼讓當時美國的資本與技術創新，大量流入了工業部門。
- 最後，「關稅大辯論」也反應出美國的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資本與勞動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儘管高關稅幫助了美國工業化的進程，過度阻擋外國產品、外國資本進入，也會降低本土產業升級壓力、導致效率不佳。長期的高關稅下，更容易導致壟斷與保守，也不利產業創新。
歷史的啟示：川普想「讓失落的鐵鏽帶再次偉大」，真辦得到嗎？
重新回顧 19 世紀末美國陷入的關稅大辯論，相信《換日線》的讀者朋友們應已深知川普發動關稅戰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為了其代表的「利益團體」。
尤其是我們從川普針對中國、歐盟、墨西哥、加拿大等國，早在今日關稅戰之前就開始的強硬態度中，更可看出其邏輯思維與 19 世紀末美國的「高關稅」政策非常類似。
當年，美國政府透過關稅保護「幼稚工業」，百年多後的川普，則是希望透過關稅讓美國「失落的傳統工業」重新復甦──關稅，在川普眼裡不僅是「最美麗的詞彙」，更被視為一種「讓製造業回家」的手段。
然而，今日牽一髮動全身的世界早已和百餘年前截然不同，川普「意外」造成的全球大股災，更直接損害了無數資本家的利益。
從今日美國國會的情勢看來，這場 21 世紀的「關稅大辯論」，恐怕才正要開始而已。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