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無論身處何方，打開電視、網路新聞或登入各式社群媒體平台，你是否發現經常看到上面充斥者政客們的危言聳聽、自媒體網紅的叫囂謾罵，以及主流媒體的「標題殺人」？
這是因為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公眾溝通儼然已成為一門「搏眼球的藝術」，更是一場「權力的博弈」──無論是誰，一旦掌握了輿論話語權，就能取得一定的影響力。而當輿論的「風向」逐漸比事實本身更重要，各種「操作手法」也就此應運而生，甚至從過往的極權宣傳中「死灰復燃」。這也導致儘管我們身處人類有史以來資訊管道來源最多元、最方便的時代，卻經常陷入所謂的「同溫層」甚至「訊息繭房」而不自知。
甚至，根據近年多項傳播學的最新研究，如今無論在專制國家或民主社會，政客和媒體「操縱輿論」的手段，已經出現非常高的相似度：用斷章取義來訴諸恐懼與製造仇恨。因為這種策略不僅能有效操控大眾的情緒（無論是基於所謂「推動改革」的正當理由，還是維繫既有權力的正當性），還能引（誘）導民眾的認知與行為，最終達到特定的政治或社會目的。
本文試著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宣傳手法談起，呼應少數當代極端政治人物、網紅的訴求方式，再轉向當代所謂「國際主流媒體」的輿論操作，聊聊這些標榜「自由派、進步派」的媒體，是否也在不經意間使用了與之類似的手段，從而讓如今的傳播環境更加險峻。
獨裁國家的經典手法：「樹敵」與「恐懼」
近代史上的極權主義政權，以及那些獨裁者們，幾乎無一不是操縱輿論的高手。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曾有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堪為其中代表。
納粹黨透過精心設計的宣傳機器，先將猶太人描繪成社會的公敵，再利用恐懼（如「猶太人正在聯合境外勢力摧毀德國」）來鞏固民眾對「反猶旗手」希特勒的忠誠。這種「內外敵對」的敘事，不僅讓當時的納粹得以集中權力，還讓大眾經常處在恐懼中，降低了原本該有的批判性思考。
同樣地，史達林時期的蘇聯政府，也擅長利用恐懼來控制人民。在大清洗運動中，史達林透過官方媒體，一再將其內部政治對手描繪成「人民的敵人」、「國家的叛徒」，並利用恐懼（如「間諜與叛徒無處不在」）來合理化其大規模的鎮壓與屠殺。這種「恐懼政治」不僅讓特定的政治人物或派系得以鞏固自身權力，更成功形成了「主流輿論」，逼迫那些異議者只能選擇沉默。
今日的極權與專制國家，如北韓與中國，也繼承了這種宣傳手法。北韓的媒體不斷強調外部威脅（如「美國隨時可能入侵」），並將金氏家族塑造成唯一的保護者；中國則透過「網路防火長城」與官方直營或高度控制的媒體，不斷將西方描繪成「試圖顛覆中國的境外勢力」，並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和大國崛起的敘事，來鞏固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只不過隨經濟表現不佳，這樣的合法性也開始面臨質疑與反對的聲浪）
這些例子均顯示，無論對內或對外，先塑造出一個「假想敵」，再訴諸恐懼的情緒，同時宣傳「唯有我能讓你免於恐懼」，是極權國家控制輿論的核心手段。
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圖控制人民的「大內宣」言論，不見得是全然造假或毫無根據，而是真假參半、或選擇性呈現的敘事：例如一戰後的德國確實因鉅額戰爭賠款面臨經濟蕭條、北韓或中國也確實面臨西方的抵制或競爭，但專制政權的宣傳機器們，卻透過「扭曲性解讀」與「極端化言論」，將往往十分複雜的國內外議題用極其簡化的方式呈現，正如前面提到的三段論：
問題來源都是「敵人」所致──這些問題會導致「空前危機」──只有「我」能解決敵人、化解危機。
而這些操弄輿論的手法，我們幾乎都可以從近代民主社會中的許多「極右派」、「極左派」政客和自媒體中找到對照組。舉例來說，歐洲極右翼的政客們和美國的極端川粉們，往往將一切既有社會問題指向「移民、難民」（假想敵），並宣稱「傳統價值與文化將因此消亡」（恐懼訴求），接著宣揚「選我就能／才能解決問題」，以遂行其政治目的。
更別忘了，上面所提及的德國納粹、蘇聯，甚至北韓中國到伊朗，再到近年的極端政治勢力⋯⋯某種程度上也都宣稱他們的治理才是符合「多數民意」，甚至是「真正捍衛民主自由」的，只不過這裡的定義顯然是「一個修辭，各自表述」。
說到這裡，可能讀者朋友會覺得怎麼又是篇老生常談，極權國家的宣傳手法誰不知道？但其實本文真正的重點才正要展開：
如今這種宣傳手法，是否僅限於那些被「主流價值」所鄙視的國家或群體？如果我們用同樣的邏輯來檢視當代的所謂自由社會、主流媒體，政客和媒體們是否也在使用類似的策略：為了讓自己價值觀成為「政治正確」，不知不覺中也在輸出仇恨與恐懼？
自由派媒體的「恐懼政治」：以川普為例
川普（Donald Trump）的崛起與執政，堪稱以歐美自由派為主、所謂國際主流媒體「恐懼敘事」（Politics of Fear）的典型案例。
自他於 2016 年代表美國共和黨參選總統以來，「國際主流媒體」便普遍將他塑造成對民主、人權與全球秩序的威脅。鼎鼎大名的《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CNN 等媒體，均頻繁使用如「獨裁者」（dictator）、「極端民族主義者」（ultranationalist）等極端化的標籤來描述川普，甚至暗示他的當選，將可能導致美國的「民主崩潰」（Harvard Political Review, 2021）。
這種敘事方式並非毫無根據，川普從競選過程的言論到首次施政，確實都帶來許多爭議，但當媒體的報導以「民主公敵」這類主觀價值判斷，作為其主要的標題與論述框架、而非盡可能多一點客觀分析時，便同樣落入政治操弄的陷阱。
例如 2017 年，川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Paris Agreement），此舉立即在國際間引發軒然大波，而自由派媒體則幾乎一致地將此決定描述為「災難性的環保倒退」。英國《衛報》在相關報導中定調：「川普的決定將更嚴重威脅地球的未來」，內文更直指美國的退出，足以讓全球氣候行動走向「崩潰」（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8）。
然而，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即便美國退出，歐盟、中國與印度等主要經濟體仍持續推動減碳政策，全球碳排放的下降趨勢並未因此立即逆轉。此外，川普政府雖然取消了歐巴馬時代的《清潔電力計畫》（Clean Power Plan），但也推出了「清潔能源標準」（Affordable Clean Energy Rule），試圖以市場導向的方式降低碳排放（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9）。然而，這些政策調整在自由派媒體的敘事中，卻幾乎完全被忽略：主流媒體更傾向於將川普描繪為「地球毀滅者」，這種情緒化的報導方式不僅削弱了理性討論空間，甚至讓環保議題本身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這種媒體策略可以從「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進行分析：框架理論認為，媒體在呈現訊息時，會選擇特定的角度來影響公眾的認知，進而塑造輿論（Entman, 1993）。例如，當媒體選擇將川普退出巴黎協定的決策解釋為「環境浩劫」，而非基於經濟與能源自主考量的「政策調整」時，這種框架便導引了觀眾的解讀方向，使其更傾向於接受一種負面評價，而非進行更全面的討論。
在川普主掌白宮期間，自由派主流媒體亦總是強調環境、種族、性別等議題，並將川普的政策與這些議題的「負面影響」聯繫在一起。例如根據皮尤中心的研究，CNN 在川普第一任期內發布的所有能源與環境相關報導中，幾乎沒有探討美國政府在能源獨立、經濟成長上的成效，而是集中於對其環境政策的批判（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這種現象也與「道德恐慌理論」（Moral Panic Theory）相關。Stanley Cohen（1972）提出，當社會面臨變革時，媒體可能會誇大某些威脅，以激發公眾焦慮並強化集體認同。
例如在川普執政期間，自由派媒體經常將其言行形容為「對美國民主根基的挑戰」，使得其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對立更加激烈──但事實上，雖然川普在施政過程中確實展現了強硬與爭議性的風格，但他的絕大多數政策仍在美國體制內運作，並未背離憲政框架。
立場先於事實的「框架呈現」：以（非法）移民問題為例
此外，從「選擇性曝光理論」（Selective Exposure Theory）的角度來看，媒體受眾本身的「偏好」，也在加劇如今公眾言論日趨極端、背離完整事實的現象：此理論認為，人們傾向於接收與自身觀點一致的資訊，並避免接觸與其立場相左的內容（Stroud, 2008）。這個在大眾傳播理論中存在已久的現象，如今更被社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不斷放大，導致即使在號稱「多元開放」的民主社會中，政治立場也日趨分化與極端。
美國的「移民問題」就是最好的例證：由於歐美主流媒體的核心受眾，大多都為都會中的自由派人士，他們對環保、移民、社會正義等議題有較高的關注與認同度，因此這些媒體在報導時，自然會強調符合這些受眾預期的內容，並忽略可能挑戰其立場的數據與觀點。
這種資訊迴音室（Echo Chamber）效應，使得川普「反移民」的負面形象，在自由派媒體的敘事中愈發被「妖魔化」，而逐漸背離了事實：
例如在非法移民問題上，自由派媒體的敘事往往偏向情感化，試圖透過「強調移民的困境」來塑造輿論，但這種方式卻容易忽視法律與國家主權的基本原則。套用前述的「框架理論」，自由派媒體在移民議題上的報導，通常傾向於使用「受害者框架」（Victim Frame），將非法移民描繪為遭到不公平對待的群體，並將執法行動形塑為「不人道的壓迫」，而非合法維護國家邊界的措施（Iyengar, 1991）。
但事實上，就法律而言，非法移民的身份本質上就是「非法」，這與同情其處境並不矛盾。任何國家都有權決定邊界政策，並對非法入境者進行規範與執法。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更忽略了關鍵背景──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DHS）的統計，2014 年至 2016 年歐巴馬政府時期，移民家庭分離的案例數量並不比川普時期少（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2019）。此外，美國最高法院曾在 Arizona v. United States（2012）一案中明確裁定，聯邦政府擁有最終移民執法權，這意味著川普的政策雖然嚴格，卻並未超出法律範圍。
回頭來看「川普陣營」：在同一時間，由於川普與其競選團隊的核心受眾（選民）多為俗稱「鐵鏽帶」搖擺州內，在全球化經濟體制下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如工廠外移導致工作機會減少）的傳統白人族群，其本人言論和眾多支持川普的「新興自媒體」，因此也明顯無視眾多「合法移民」們對美國整體經濟產生的助益和其重要性，更刻意忽略了美國自立國以來就是「移民國家」的本質。
此外，在川普於（第二次）大選期間的造勢活動上，以及如福斯新聞（少數「挺川」的美國主流媒體之一）、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等媒體，同樣只聚焦於少數「非法移民犯下殺人重罪」的個案，甚至試圖將所有無證移民（包括眾多尋求政治庇護者）塑造為都是「罪犯、毒蟲、失敗者」的妖魔化形象，並指稱他們是「美國危機」的根源。這些敘事不僅同樣無視美國治安問題的整體狀況（移民的刑事犯罪率並未超出均值），也嚴重偏離事實。
（關聯閱讀：《【美國大選】川普陣營「虛幻但有效」的議題設定》）
綜上所述，無論是所謂的「自由派媒體」或「右派媒體」，在報導移民問題的策略上，都各自體現了「恐懼政治」是如何被利用來塑造輿論、影響公眾認知的：
自由派媒體刻意強化「不人道」的敘事框架，讓川普政府的政策看起來如同大規模的侵犯人權暴行，而非移民法的正常執行；反觀右派媒體則刻意聚焦「非法移民對社會的危害」，而非美國普羅大眾在全球化下真正面臨的種種複雜難題。
而當這樣明顯不全面、甚至偏差的敘事「打中」不同的核心受眾時，為何卻能具有如此高的影響效果？這其實與心理學中的「可得性偏誤」（Availability Bias）相吻合，即當人們頻繁接觸某種信息時，便會高估該事件的普遍性與嚴重性（Tversky & Kahneman, 1973）。
簡言之，由於社群媒體演算法的推波助瀾，這類極端的報導方式不僅讓川普的支持者更加堅定其立場，也使其反對者在缺乏多元視角的資訊環境中進一步強化自身偏見。最終，媒體的極端化敘事不僅讓非法移民議題高度政治化、情緒化，削弱了理性公共討論的空間，更可能進一步導致社會撕裂，使政策討論淪為意識形態鬥爭，民主制度再也難以運作於理性對話的基礎之上。
媒體「流動的雙重標準」：以澤倫斯基的「形象」為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西方媒體上的形象，則是另一個值得玩味的案例。在俄烏戰爭初期，西方媒體普遍將澤倫斯基塑造成「民主的捍衛者」甚至「現代邱吉爾」。他的每一次演講都被廣泛報導，更被部分主流媒體譽為「激勵全球自由世界的聲音」。
這種英雄化的敘事，不僅讓澤倫斯基成為西方支持的象徵，還讓烏克蘭戰爭成為「自由與專制之戰」的象徵。
然而，當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開始動搖時，媒體的敘事也悄然改變。例如，2023 年秋季，美國國會對烏克蘭援助計劃的爭議加劇，部分媒體開始質疑澤倫斯基的領導能力與烏克蘭政府的透明度。甚至連過去向來支持澤倫斯基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都發表了一篇題為「澤倫斯基的挑戰：烏克蘭的腐敗問題與戰爭疲勞」的文章，將澤倫斯基從英雄降格為「有缺陷的領導者」。
這種「流動的雙重標準」，不僅揭示了所謂主流媒體的選擇性報導，亦讓人質疑其背後的動機。一位資深的歐洲外交官就私下對筆者表示：「當代主要媒體的敘事往往也取決於『政治風向』。當西方需要團結支持烏克蘭時，澤倫斯基是英雄；當支持動搖時，他就成了問題的一部分。」而他認為這種操縱輿論的手法，與極權國家的宣傳策略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結語：媒體的責任與公眾的覺醒
無論是極權國家的宣傳機器、偏激政治網紅的爭議話術，還是自由派媒體的敘事操控，其核心手法都是利用選擇性呈現的資訊和恐懼訴求，塑造或強化對立甚至仇恨，來影響公眾的認知與行為。這種策略或許能在短期內強化特定的政治或社會議題，但長遠來看，卻必將削弱媒體（或政治人物）的公信力，加劇社會對立，甚至讓民主機制陷入「被操弄的共識」（Manufactured Consent）之中。
當媒體不再是資訊的中立傳遞者，或至少能夠多元呈現不同觀點，而是淪為政治工具時，公眾所接收到的現實便被框架化，個人思考的自主性也必將逐漸被侵蝕。
恐懼，向來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之一。從中世紀的宗教審判，到極權國家的思想審查，乃至於當今媒體塑造的敵我對立，這種操作手法始終未曾改變，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換上了不同的面具。如今，媒體的話語權與社交平台的演算法結合，使得情緒化、煽動性的內容更容易擴散，形成「資訊迴音室」，讓不同意識形態的群體陷入自我強化的偏見之中。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右翼保守媒體，也同樣深植於自由派媒體的敘事模式中。
在這樣的時代，真正的自由不再只是擁有選擇資訊的權利，而是擁有辨別資訊真偽與背後動機的能力。正如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所言：「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是無知與恐懼。」若媒體成為恐懼的散播者，而非真相的探求者，那麼民主社會的根基恐將動搖。公眾必須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媒體，同時也應提升自身的媒體素養，透過多元資訊來源來建立更完整的事實拼圖，而非僅憑情緒與個人立場來決定何者為「真」。
在資訊過載的時代，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如何獲取資訊，而在於如何對抗操縱與誤導，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不僅需要對權力保持質疑，也應該對媒體的報導方式提出更高標準的檢視，拒絕單一敘事的洗腦。畢竟，真正危險的並不是哪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我們對於信息操控的無感與習慣性接受。只有當我們開始挑戰這種「仇恨與恐懼政治」的敘事邏輯，真正的理性與自由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舞台之上。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