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南韓總和生育率（以下簡稱生育率）迎來 9 年來的首次回升，從 2023 年的 0.72 上升至 0.75。與此同時，日本卻再創 125 年來的生育人數新低，新生兒人數降至 720,988 人，較前一年減少 5%。
這樣的數據變動看似呈現兩種不同趨勢，然而，不論上升與否，日韓仍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雙方都面臨難以扭轉的少子化結構性困境。
過去 20 年來，南韓與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試圖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但收效甚微。如今，南韓生育率的短暫回升，是否真的代表危機有所改善？而日本生育率的持續探底，又透露出哪些社會隱憂？
南韓生育率微升：政策奏效，還是短暫回彈？
南韓 2024 年的生育率（編按：指單一國家 15-49 歲的女性，一生平均會生下幾個孩子）微幅回升至 0.75，雖然結束了長達 9 年的連續下降趨勢，但與維持穩定人口結構所需的人口替代水準 2.1 相比，仍相去甚遠。
然而，本次的回升恐怕只是短暫波動，仍未足以改變整體趨勢，因為當生育率低於每對夫婦平均 2.1 名子女的標準時，該國將難以確保世代更替，進而影響人口總數的穩定性。
這次南韓生育率的回升，專家多半認為，主要是受到疫情延遲結婚潮的影響。由於疫情期間許多人推遲婚禮的舉辦，隨著社會恢復正常，南韓結婚對數於 2024 年達到 222,422 對，結婚率上升 14.9％，創下 1970 年公布數據以來最大增幅。
南韓的婚姻與生育文化緊密相連，結婚通常被視為生育的前提，結婚率上升雖可帶動短期內的生育數字，但其長期影響仍待觀察。
此外，南韓政府持續強化生育支持政策，如提高育兒津貼、擴大托育資源等，也可能在短期內對生育決策產生影響。不過，影響人們生育選擇的根本因素，如高房價、長工時、高教育成本與性別不平等，依舊未獲得有效解決。因此，本次生育率的上升，筆者認為或許只是短暫現象，並不代表整體情勢已有所好轉。
日本生育率 9 年連跌，少子化危機已不可逆？
與南韓的短暫回升不同，日本的生育率則連續 9 年下降。2024 年，新生兒數量降至 720,988 人，較 1990 年代每年超過 120 萬名新生兒的盛況大幅縮減，創下歷史最低點。
影響日本生育率持續下滑的因素，除了長期經濟停滯與高生活成本，還與整體生育意願下降、家庭模式轉變有關。
根據日本內閣府統計，2020 年 50 歲未婚率男性 28.3%、女性 17.8%，已遠高於 1990 年 50 歲未婚率男性 5.6%、女性 4.3%。雖然婚姻與生育的關聯性正在降低，但在日本，生育仍主要發生於婚姻內，社會與政策對非婚生育的支持有限。因此，結婚率下降的同時，亦將影響到整體出生人數減少。
此外，日本的長工時與職場文化進一步壓縮了人們的生育意願。在許多企業中，育嬰假仍被視為影響升遷的不利因素。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雖然法律保障男性可請育嬰假長達 1 年，2023 年男性育嬰假請假率達 30.1%（女性則高達 84.1%），但多數男性因擔心收入減少或影響同事工作，實際上僅請假 1-5 天，使得男性的請假比例遠低於女性。
這種職場文化導致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成為生育率回升的主要障礙之一，顯示即便政府提供補助，若未能創造更包容、多元的家庭支持環境，生育率下滑的趨勢恐怕難以扭轉。
企業文化與社會結構如何影響生育率？
無論是南韓還是日本，當地政府雖投入大量資源提升生育率，但結果顯示成效依然有限。筆者認為關鍵問題在於，這些政策未能真正改善職場環境、高房價負擔與性別不平等等問題，導致對許多家庭而言，生育仍是充滿不確定感與壓力的決定。
以南韓為例，首爾的房價在過去 10 年內上漲超過 1 倍。租屋市場競爭激烈，人們買不起房、租不起房，使組織家庭的成本居高不下。
同時，2022 年南韓女性平均薪資比男性低 31.2%，為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員國中性別薪資差距最嚴重的國家。這樣的環境下，女性在職場的經濟弱勢，加上婚後照顧家庭與育兒的負擔不均，使她們在生育決策時面臨更大壓力。藉此可看出，由於社會缺乏有效政策減輕女性在婚育後的經濟與職涯影響，許多女性不得不在職業發展與家庭生活之間做出艱難的取捨，進而降低生育意願。
另一方面，日本的生育政策則因缺乏有效整合，再加上未婚人口持續增加等因素，導致生育率進一步下滑。即使政府提供生育補助，但因生育仍與婚姻高度扣連，現行結婚率的下降，連帶使得這些補助的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雖然日本推出了一系列的家庭友善政策，但部分措施卻彼此矛盾。例如：政府推動育嬰假制度，旨在減輕育兒負擔，卻因未能同步改善職場文化，許多企業將「請長假」視為升遷障礙，致使男性育嬰假的實際使用率偏低、政策難以發揮預期作用。
職場改革、育兒支持，臺灣能否走出新路？
臺灣的生育率長期徘徊在全球數據後段班，2023 年僅為 0.87，而 2024 年新生兒數更跌至 131,745 人，創下自 1970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面對如此嚴峻的少子化危機，臺灣亟需以日韓經驗為鑑，思考生育政策的穩定性及長遠發展。
自 2022 年起，政府積極推動「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提供一次性生育津貼及托育補助，並增加公共與準公托資源。新生兒家庭可獲得 2 萬至 3 萬元不等的生育津貼，並依托育方式取得相應補助。這些措施雖在短期內減輕家庭經濟壓力，但持續攀升的托育費用、教育支出及生活成本，仍抑制民眾的生育意願。
此外，根據內政部 113 年第 3 季房價負擔能力統計，臺北市與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分別高達 16 與 14 倍，顯示雙北地區購屋壓力極大，數據中亦顯示其他地區的購屋壓力也不小。
儘管政府正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但可供一般家庭申請的數量遠低於實際需求，且現有社會住宅的地理位置與配套設施尚未完全符合育兒家庭需求。對許多人來說，高房價與不穩定的租賃市場大幅提高組建家庭的成本與風險，進而影響其生育選擇。
臺灣現行法規保障育嬰留職停薪制度，父母最長可申請 2 年的育嬰留停，並領取相應津貼。不過，根據勞動部 112 年性別勞動統計報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 98 年起實施至 112 年底止，累計申請者計 113.2 萬人，其中女性佔 81.3%、男性 18.7%，反映職場文化對男性請育嬰假尚有阻力。
據筆者觀察，許多企業表面上遵循法規提供育嬰假，實際上卻可能如日本職場，存在著升遷受阻及職場標籤化等問題，讓男性不敢請假，導致育兒責任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肩上，進一步加重女性的生育負擔。
結語：臺灣如何從日韓經驗中尋找解方？
少子化不僅是生育政策的問題，更涉及職場文化、高房價與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挑戰。南韓的生育率微升、日本再創新低，這些數字的背後，還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
筆者認為，臺灣可從日韓的經驗中學習，試著逆轉低生育率的困局，藉由強化托育與教育補助，確保家庭能夠獲得可負擔的教育資源，並擴大公共托育的覆蓋率，以減少家庭在托育資源上的競爭壓力。
同時，社會住宅政策的設計應更符合育兒家庭的需求，增加親子友善設施與資源配套，以提升生育家庭的居住品質。如此，臺灣能從「提高生育率」轉向「改善生育環境」，成為一個適合孩子成長、家庭發展的社會。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