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曼達在西岸一個相對富裕的小鎮中長大；這個小鎮，讓我想起為了這本書訪問過的美國各地社區，多半是這樣：靠著高額稅收維持的美麗市區，父母是白領階級，工作時間長，孩子也跟父母一樣努力，不僅認真完成他們的功課，週末也投入球隊的練習活動。
小時候，亞曼達很喜歡學校。她告訴我，她「很擅長當學生」，而且她很喜歡學習，一直到她上了七年級。她說：「人們開始跟我說，為了申請大學，我一定要參加這個活動，或選修那門課。生活完全就是為了進最好的大學提前做準備。」
在高中漫長的 4 年裡（註），亞曼達的活動行程一直都是密密麻麻的，其中包括了全年的體育活動、服務社區弱勢族群的課外社團，以及塞到不能再滿的資優課程（honors classes）和大學先修課程（AP classes）。
她的父母強烈灌輸給孩子「努力工作是美德」的道德觀。她的爸爸在科技公司擔任律師，每天工作 12 個小時；而她的媽媽在家長會中擔任各種領導職位的志工。他們的房子總是維持得井井有條。亞曼達記得，每當有客人來訪， 即使只是順路來送個東西，都會引發家中騷動，只為了讓一切都能完美到位。過節更是重要大事，她的母親會花幾個星期布置，努力為孩子創造童話般的回憶。即使是家庭度假，也會有條不紊地計劃，不容許一絲意外。她說：「對我爸媽來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獲得成就，是最重要的事。」
陷入憂鬱的高中生涯
談到亞曼達在學校的表現時，她的爸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談論成績。取而代之的，亞曼達說：「是更巧妙的話術，打著『你沒有發揮應有潛力』的幌子。」如果從學校帶回一份得到 C 甚至是 B 的作業，父母就不發一語、冷眼相待。她說，即使他們沒有直接說出口，所傳達的訊息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知道你能做得更好。
她的很多朋友也有同樣的感覺。亞曼達說：「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區，你的成績、你的外表、你的體重、你去過哪裡旅行、你家是什麼樣子──一切都必須是最好、最完美的， 而且要看起來輕而易舉。」她回憶高中的學業競爭很激烈，要求也很高。老師在課堂上期待學生有高水準的表現，教練在課後體育練習活動也是這樣。
大多數的時間，亞曼達看起來都能應付這一切；但突然間，她就做不到了。高二結束時，大學申請迫在眉睫，壓力越來越大，亞曼達會挑燈夜戰，然後躺在床上徹夜難眠，被焦慮淹沒。第二天，因為筋疲力盡了，她會蹺課躲進練琴室，去彈奏巴哈或蕭邦的鋼琴曲， 暫時逃避一下現實。
雖然當時亞曼達沒有意識到，她其實是陷入了憂鬱。她的生活模式變得僵化，幾乎沒有時間享受簡單的快樂，甚至沒有時間休息。持續不斷的壓力導致了飲食失調，在厭食症和暴食症之間來回切換。每當她放棄自制吃了「禁忌」食物，偷偷狂吃餅乾或冰淇淋，以此來麻痺痛苦，這只會提醒她，她又一次沒有達標。她的自尊會隨著體重計上的數字或測驗分數的高低而波動。「我總覺得自己在家裡、學校和網路上都必須保持這種完美的形象，所以我並沒有跟大多數人有真正的連結，尤其是跟我爸媽。」她說：「那是一段非常孤獨的日子。」
亞曼達的心理健康問題並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因為儘管她有這些狀況，她仍然設法帶著優異的成績回家。週末給了她短暫的放鬆時光。「我和朋友整週都這麼拚命，我們覺得該放飛一下自我，」她說。他們會喝到爛醉，有時候甚至會喝到斷片。
亞曼達還說，鎮上有一些青少年的爸媽跟他們的孩子有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你在平日裡表現出色，週末你就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她告訴我，有些父母會提供酒水，甚至還會跟他們一起喝酒。亞曼達的父母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跟朋友出去玩是浪費時間，所以我每次都必須跟他們大吵一架，才有辦法出得了門。對他們來說，高效能和成功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甚至是友誼，都是其次。」
出社會後，熟悉的驅動力再次找上門
當亞曼達離家去上大學，她已經接受了「工作時拚命工作，休閒時盡情玩耍」（work hard, play hard）的思考模式。在大學校園裡，她發現了一個比高中競爭更激烈的環境。她努力保持優異的成績。她的飲食失調越來越嚴重，酗酒的情況也越來越糟；她甚至用吸毒來逃避自己始終無法達到標準的羞愧感。來自父母的壓力，從學業成績轉移到了暑期實習。
畢業後，亞曼達在廣告業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也搬進了舊金山的一間漂亮公寓裡。她很開心。
然而，那種熟悉的驅動力；成就更多、爬得更高、成為同儕中最優秀的人，卻如影隨形。「我沒日沒夜地工作、獲得升遷，但我的生活失去了平衡，也找不到健康的方式來處理壓力，」亞曼達說。她回過頭去依賴不健康的舊習慣。一天晚上，她跟朋友一起狂喝了很多酒，吸食了古柯鹼之後，她坐在公寓大樓旁的馬路邊，想著要不要自殺。「我絕望了，我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她回憶道。「我整個人完全被掏空，只想著要結束這一切。」
亞曼達的憂鬱症加重，很快地，她開始在工作日也喝酒。一天晚上，她開車回家時被警察攔下測出酒駕。在近 10 年的酗酒和吸毒生活之後，這次被捕迫使她正視自己的問題，也迫使她的父母接受這件事：他們的女兒看似擁有一切，內心卻感到空虛。
亞曼達進入了勒戒所。現在，她已經戒酒兩年了。她正在接受心理治療，慢慢地卸下 20 年來因為父母的期望所累積的沉重包袱。亞曼達說：「這一生，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必須是完美的，否則人們就不會愛我。」這種心態已經根深柢固，以致於她懷疑是不是真的有辦法完全擺脫它：「我還是想要表現出色，我還是想要取得成就；但現在，我會在我做不到的時候，盡量不要去懲罰自己。」
擁有一切的孩子竟是「高危險」群？
當桑妮雅．盧塔首次研究美國青少年的生活時，她把重點放在市區生活的挑戰。1990 年代，她身為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要追蹤一群生活受到貧困、犯罪和藥物濫用影響的青少年。由於需要一個對照組，她在鄰近的富裕社區尋找青少年受試者，追蹤相同的變數：憂鬱症、違規行為發生的機率，以及吸毒和飲酒的狀況。
令她驚訝的是，她發現住在郊區的中上階層青少年，在許多研究指標上的表現更差：他們比一般的青少年和市區的孩子更有可能喝酒、抽大麻和使用成癮性藥物；尤其是郊區的女孩，罹患臨床憂鬱症的比例要高出很多，而郊區的男孩和女孩在臨床上的顯著焦慮程度，都比正常程度略高。
對於盧塔來說，這項研究的結果似乎違反直覺。對其他人來說，研究結果看起來簡直大錯特錯。盧塔告訴我：「一開始，這個發現引發反彈：這些孩子擁有了一切、獲得了一切機會，竟然還可能比普通美國孩子表現得更差，更別提生活在貧困中的孩子了。」人們無法理解這項研究的結果。盧塔表示，美國人認為財富等於幸福，或者至少能保護孩子不會陷入這類困境。
在這項開創性的研究之後，盧塔和其他科學家發現，孩子會成為臨床高度焦慮、憂鬱和藥物濫用的「高危險」群，原因並不是中上階層的家庭背景，而是處在一個永無休止的壓力環境之中。2018 年，羅伯特．伍德．強生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簡稱 RWJF）頗具影響力的公共衛生與政策專家發布了一份報告，列舉出對青少年健康有負面影響的環境條件，前幾名就包括了貧困、創傷、歧視和「過度的成就壓力」。
根據 RWJF 的報告，「以極端壓力要求成功或超越他人為特徵的家庭及學校環境──通常但不限於發生在特別富裕的社區──可能會對青少年產生相當大的傷害，包括引起高度的壓力和焦慮，也可能造成酗酒、濫用藥物或藥物成癮」。無論是因為種族、階級、族裔，還是因為身分認同而被邊緣化的學生，都可能受到巨大的壓力，讓他們更難成長茁壯。
這些具競爭力的學校，標準化的平均考試成績都位居全國的前 25%，通常也坐落在大多數家庭收入在全國前 20% 或 25% 的社區（大約在每年 13 萬美元以上，具體收入取決於所在的地區）。當然，這些學校和社區中也包括了一些家庭收入排不上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學生可能也承受著同樣持續不斷的成就壓力。換句話說，危害孩子成長、影響整體健康的並不是家庭收入，而是孩子的成長環境。
常遭批評是「被寵壞」的一代，實際上卻正好相反
我遇到的許多高成就的學生，儘管擁有種種優勢，但他們對自己的形容，都是焦慮、憂鬱和孤獨。正如一名學生解釋的：「我在高中的時候有嚴重的憂鬱症，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勉勉強強撐過去的；其中有部分的原因，是我就讀的高中和朋友圈裡都充滿了注重成績和表現成就的有害文化所造成的。」
史丹佛大學附屬的研究組織「挑戰成功」（Challenge Success）針對全國 4 萬 3 千名學生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高中生表示他們「經常或總是擔心」大學申請。當你生活在一個由高成就者所組成、對成功有嚴格定義的社區中，當你的朋友總是在競爭同一個領導職位、進同一個團隊，或者為了被越來越難進的頂尖大學錄取而擠破頭時，你就會在一個期望過高的環境中長大。
你可能會認為，這些學生一旦進了大學，就能解決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即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的毀滅性影響之前，大學校園裡的心理健康問題就已經越來越讓人憂心。在疫情之前的調查數據發現，有五分之三的大學生表示，過去一年中曾經歷過無法承受的焦慮；五分之二的人則表示，在過去一年裡曾經因為過度憂鬱而無法正常生活。
2020 年，哈佛大學特別工作小組進行了一項長達 15 個月的調查，發現學生遭遇的問題是「高壓、過勞、擔心自己跟不上同儕，以及沒有保持健康應對策略的能力。課外活動不但沒能提供無條件的放鬆，反而常常成為競爭和壓力的另一個來源。」從高中開始的競爭，會在大學繼續下去。
無論來源是什麼，高壓讓年輕人更容易出現長期的身體健康問題。當我們感覺到危險時，身體就會分泌像是腎上腺素和皮質醇等荷爾蒙，來暫時提高我們的注意力。一旦迫在眉睫的風險過去，我們的身體就會回歸到基本狀態來進行修復。我們的身體無法處理長期的心理壓力，永無休止的那種。
生活在這種持續的警惕狀態下，相應的神經化學物質和荷爾蒙會源源不絕地產生，可能導致短期和長期的傷害，包括了心臟病、癌症、慢性肺病、肝病、糖尿病和中風。濫用藥物的風險似乎也會持續到成年時期。一項研究發現，到了 26 歲，就讀過頂尖學校的人更有可能身陷藥物濫用的問題，風險比他們中產階級的同儕高出了 2-3 倍。
「這一代常被批評他們被寵壞或被過度保護，但實際上我認為正好相反，」盧塔說：「他們被想要取得更多成就的期望所壓垮。」這些學生在鍍金的壓力鍋裡度過他們的青春歲月——外表光鮮亮麗，但裡層卻嚴格殘酷。每一次的勝利都會帶來更高的期望：難度更高的課程、挑戰更多的比賽。即使像是運動或彈奏樂器這些原本應該是有趣和抒壓的活動，也變成了有目的的手段：為人生履歷錦上添花。
跟年輕人交談，讓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壓力的傷害性有多大。一名住在紐約的學生回憶，她小學三年級因為數學考了 C 而在教室裡放聲大哭，因為她覺得這破壞了她進哈佛然後「過上好日子」的機會。
註：美國高中為九到十二年級，為期 4 年，與台灣高中 3 年不同。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書中所指的高一仍為十年級，高二為十一年級，高三為十二年級。
《關於作者》
珍妮佛．華萊士（Jennifer Wallace）
美國獲獎記者和社會評論員，報導主題涵蓋教養和生活風格趨勢。她經常為《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撰稿，並定期出現在電視上討論她的文章和其他新聞話題。
註：本文摘自珍妮佛．華萊士的《懸崖邊的學霸：為什麼好學生會崩壞？美國 6000 個菁英家庭的第一手調查，幫助身處競爭壓力的孩子保有韌性與幸福力》，由漫遊者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