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這樣的場景，隔三差五就要在社群上演一遍：某個弒父弒母、酒駕致死的判決結果出來，由於被告刑期不如預期，民眾義憤填膺，紛紛留言認為是「恐龍法官」、「枉法判決」。
為了把不同生活經驗、價值思考和法律感情，帶進法庭，並且讓司法審判過程更加透明，台灣參考了美國、英國、日本等國民參與刑事案件審判的制度，訂定《國民法官法》、研擬出「國民法官制度」，並於2023年1月1日正式上路。
國民法官制度 致力讓司法審判更透明
對於國民法官制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專庭法官趙書郁解釋，其實就是有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民眾，與法官坐上法庭共同審判，「政府希望藉由國民法官的參與，讓民眾更清楚司法是如何運作，讓司法不再高不可攀。」趙書郁去德國參與研討會時，就曾聽到當地法官分享，德國的刑事、民事等各種案件，國民法官都有參與機會，讓民眾時刻處在法律的氛圍中，並了解判決是如何形成。
目前，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已逾一年半。根據司法院的國民法官問卷調查及審結案件報告顯示，去年檢方起訴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有108件，其中審結了16案，約有65％的國民法官認為參審案件不難，尤其「交通工具致死」案件，較易審理，但是「殺害直系血親」則較難判決。其中，有九成願意再度擔任國民法官，對司法信任度甚至達到百分百。
對於國民法官認為交通致死案件容易審理的原因，趙書郁解釋，現今社會有強烈的「反酒駕，零容忍」氛圍，民眾對酒駕案件普遍熟悉。相較之下，雖然殺害直系血親的案件，認定事實不難，但由於案件往往不只牽涉被告，還關乎了解當事人的背景，會遭遇「良心」壓力，「通常愈了解被告的生活、家庭等因素，就愈難決定刑期。有時候還會讓人心情沉重，情緒難以平復。」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民眾直覺應該「唯一死刑」、重判的酒駕案件，國民法官最終卻予以緩刑、輕刑的情形。原因是國民法官實際參與審理後，發現包括酒精濃度的高低、飲酒後多久開車上路，甚至被害人是否闖了紅燈等，都是必須全面納入考量的因素，無法再單純以「直覺」判斷，如此才能做出合理、適切的判決。
趙書郁分享，曾有位擔任國民法官的大姐結束審理後，說等判決新聞出來，她先生一定會罵「判太輕」，但大姐也會好好向先生解釋，並非全然在新聞、網路上看到的那樣，「當國民法官會回去跟親朋好友分享經驗，就達到國民法官參與審判的意義，也能提升全民的法律素養。」
法官、檢察官和律師 加強研習、進修與討論
在推行國民法官制度的過程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也必須經常研習、進修和討論。比方說，傳統訴訟中，檢察官會將手上的所有證據，一併呈給法官，由法官自行篩選；但國民法官無法在短時間內聚焦重要證據，因此檢察官便多了個「篩選證據」的功課。又或者是確定審理的六位國民法官後，審判長、受命法官和陪席法官三位職業法官，會先針對涉及的法律重點、異議，進行審前說明，開庭期間也會在休息時釋疑，確保妥善解答國民法官的疑問。
趙書郁透露，曾有位被抽選上的國民法官，在開庭前半小時，突然說自己「不想參與了」，追問下才知道，對方前一天聽完審前說明後，覺得自己必須決定被告的刑期，「壓力太大」，同時也擔心專業不足、做出錯誤決定。後來審判長告訴對方，刑度並非由一位國民法官決定，而是由九位法官一同討論、投票訂下，加上被告、檢察官都可能再上訴，讓案件進入高等法院，未必會在地方法院確定，「結果那位國民法官不但願意繼續參與審理，表現還游刃有餘，討論時都積極發表意見，最後填寫回饋，完全沒寫到自己曾經有過的擔心。」
建構支持系統 保護國民法官心理健康
趙書郁特別指出，為了確保國民法官的心理健康，不會被案件影響，司法院還打造了支持系統、製發手冊。而案件審理結束後，都會舉辦小型座談會，告訴國民法官可以如何檢測心理壓力、提供諮詢機構清單，甚至有些民眾擔心家有老小，自己不方便參與審理，司法院也有托育補助、失能家屬照護等相關資源可以申請。
至於做為法官的趙書郁，她笑稱，要是說自己有很多收穫，可能會被認為不夠「專業」，「但我覺得就是大家彼此分享經驗的過程。」像是她曾遇過有心理疾病的被告，光看醫學報告，其實不太理解這個疾病的患者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情緒反應。正好該案的候選國民法官中，有位心理研究所的學生，向大家解釋容易混淆的不同疾患，和患者病期行為，讓所有人對心理疾患有更多理解。
趙書郁鼓勵，收到候選國民法官通知的民眾，能多多參與案件審理。除了能分享自身生活經驗、專業素養，以及拓展知識領域，更重要的，是促進「司法民主化」，增加對司法的理解與支持，進而成就「共融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