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影音、社群媒體、AI 製圖，影像早已是這個時代共同的溝通語言，2010 年前後出生的青少年被稱為「阿法世代（Generation Alpha，又稱 α 世代）」，他們一出生就活在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數位影音環境；他們消化訊息的習慣，以及感受世界的方式，已與上個世代截然不同。
儘管電影已是自 20 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文化媒介，台灣卻未將「影像教育」納入正式課程，以致學生不僅欠缺媒體素養，也無從培養對於影像創作藝術的品味賞析能力。
由富邦文教基金會與國立中央大學台灣電影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2024 影像教育國際論壇」，以創新影像教育與其工作者培力的精神，透過舉辦本次專題演講與主題論壇，借鏡荷蘭、加拿大與韓國的經驗，鼓勵國內重新思考「影像教育」的核心意義。
荷蘭：串連地方，找到兼具策略性與實效性的作法
無論是 IG 上的短影音、YouTube 上的節目，或是電視新聞、電影等傳統媒介，「只要是流動的影像，都是影像教育的一部分。」來自荷蘭，由國家級電影博物館 Eye Filmmuseum 支持的 Netwerk Filmeducation 計畫創辦人 Margreet Cornelius 說道。
Margreet 從事小規模的影像教育活動時，深切感受到資源及延續上的困境，她與其他同業組成「影像教育網絡」，並串連學校、藝文據點與產業人士，共同凝聚出影像教育的願景。以荷蘭電影資料館作為基地，爭取到政府經費的支持，並以全國 6 個藝文場館為據點，提供各地區教師培訓及教學活動，開發出適合不同科目與學齡的電影課程。
「地方的參與」讓荷蘭的影像教育打破以阿姆斯特丹首都圈為核心的困境，將影響力逐漸普及到全國。該網絡每年舉辦的「年度影像教育教師」選拔就由各區推薦教師，在網路上開放投票，放大宣傳效果、形成風潮；更推出提供全國教師使用的教室互動軟體，提高教師納入影像教學的動機。
加拿大：「先問烏龜」，堅持以觀眾為中心
多倫多國際影展（TIFF）觀眾與社群部資深主任 Keith Bennie 從「一定要先問烏龜（Always Ask the Turtle）」為題切入，引用女權主義者 Gloria Steinem 在學生時期的故事：她曾自以為要拯救烏龜，把辛苦上岸產卵的烏龜搬回海邊，才知道這個行為對烏龜其實是一種傷害。
Keith Bennie 分析，影像教育的推動不能一味「高調」，必須從活動要吸引的對象的「觀點」去考量。像是多倫多子影展「新世代潮流（Next Wave）」，就由 15 到 18 歲的青少年組成選片委員會，在影展團隊的輔助下，挑選來自國內外適合青少年觀賞的電影作品，並於展期映演與主持座談；也透過工作坊讓新一代電影創作者與產業工作者有交流的機會，積極爭取年輕觀眾。
Bennie 表示，青少年的選片圍繞在談論「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困境，其中不乏女性、非裔移民、原住民等議題。此外，透過長期對觀眾的觀察、統計，他們發現年紀稍長的青年對這些片單也有興趣，因此結合場館的會員制吸引青年會員加入，帶動主影展青年觀眾的增長。
TIFF 在市中心有大樓場館，也延伸針對不同觀眾族群規劃定期放映，例如：專為銀髮族安排的系列，也都同樣秉持「先問烏龜」的態度，與社區合作配合辦理週邊活動，讓他們不僅僅是「觀眾」，而是可以與其「互動」。
韓國：社會重視學業成就，改從爭議性議題切入
韓國釜山國際兒童暨青少年影展（BIKY）是國際少數「專為兒童及青少年主辦」的影展，影展由 15 位兒少委員組成評審團，挑選徵件影片的獲獎者，並籌備頒獎典禮跟兒少限定的「創作者之夜」。新任影展執行總監 RALM 說，讓孩子們自主透過影展與同儕互動與學習，其實也是影像教育的一環。
拍片出身的 RALM 提到，韓國與台灣同屬高度重視學業成就的東亞國家，在韓國推動影像教育，同樣面臨許多來自家長、教師的挑戰，在選片的時候尤其明顯。她坦言，長久累積的教育風氣不易改變，但電影可以創造切入爭議性議題的機會；孩子也在參與影展的過程中，會展現對社會上既有思維模式的「小叛逆」。
身為流行文化的輸出大國，韓國偶像們在螢光幕上的言行舉止，也深深影響青少年的日常生活。RALM 也觀察到短影音的呈現方式，讓孩子在「滑過」螢幕的過程中，習慣流行文化美好的那一面，而對痛苦相關的內容逐漸無感，忘記坑坑洞洞、黑暗面其實都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BIKY 對於韓國社會的重要貢獻，正是透過影像讓青少年看到生活的真實面。在展期以外，BIKY 還有一整年的教育行程來接觸學校和市民，團隊會鎖定特定對象，像是以媒體、創作為主的學校，或是希望課外活動較多元的校長，並且與這些學校的教師合力開發教材、提供巡迴放映的影片版權，以及教師培訓課程。
台灣：目前仍缺乏對影像教育的共同意識
「我們想找到孩子在觀看影像的過程中被啟發的關鍵時刻。」同為論壇主辦方之一，富邦文教基金會總幹事冷彬提到，電影教育同樣應針對成人族群，尤其當老師缺乏自己對電影的詮釋跟觀點，等同對影像沒有態度，也就很難期待電影教育在學校裡發生，遑論成為學生的啟發者。
除了給予教具或教材，更需要大量的溝通和訓練。本次論壇主持人之一、現任立法委員陳培瑜也以過去閱讀推廣的經驗回應，影像和文字閱讀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技能和素養，惟經費有限，使得電影教育在政策上的投入更是遠遠不及，更涉及知識平權的議題。
陳培瑜提到：「如果公立學校沒有承接這些所謂中產階級的閱讀或是影像教育，那偏鄉的小孩跟都市的落差只會越來越大。」因此，在不造成教學現場的壓力下，回應孩子受影音影響所致的崩壞，非常需要跨部會的合作。現場多名與會人都不諱言，教育部在內的政府單位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當台灣仍缺乏對影像教育的共同意識，對電影教育的想像也難以開展，這也是本次論壇透過不同的子議題，尋求與戲院或場館經營者、電影產業、政府單位對話的原因──電影教育也應透過非正規教育系統內的個人和團體，找到參與其中的可能。
學校之外，社會各端可以如何串連？
除了學校教學場域之外，如何與不同單位或地區進行串連，活用既有資源，公立館舍也是重要的中介者。威秀影城資深公關經理、影評人李光爵（膝關節）提到，即使觀影人口以年輕客群為大宗，但影城基於商業考量，實務上確實較難有包場以外的影像教育參與；反之，公立館舍在營利之外，還肩負了更多教育推廣和知識平權的責任。
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為例，就有出借館藏公播影片予地方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國家影視聽中心則以基地學校的形式，近年積極與在地中小學合作，以場館所在地新莊為圓心，引導師生進館參訪、觀影，對外則以偏鄉巡迴放映的模式推廣台灣電影，用同心圓式的規劃強化跟地方的連結，再擴散到台灣各地。
事實上，日常的影像教育，能回饋到末端的電影消費行為，為產業建立起正向循環。高雄市電影館館長黃晧傑提到，電影館在平時經營的「長短腳電影院」時段，以短片選集結合親子同樂的劇場、閱讀活動，有助於行銷高雄電影節的「孩子幻想國」單元。此外，在國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十年來也透過組織青少年評審團，帶領新一代的觀眾透過電影打開新視野的嘗試。
那麼，產業端與創作者如何思考自己在影像教育中的角色？前景娛樂創辦人黃茂昌以過去發行環保議題電影和公部門、學校合作的經驗，說明在申請政府補助時，對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成為需要評估的面向。資深監製李烈也從自身經驗出發，認為即便是商業類型電影，透過家長與師長的引導，也可以為孩子觀影帶來很好的啟蒙經驗。
廖克發導演則分享自己對影像的啟蒙是從「電視」開始的，他在電視上觀賞伊朗導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電影作品後，發現電影中對於「回教」的詮釋與自身經驗很不一樣，進而對「電影」這個媒介產生好奇。因此，當自己是創作者時，他也注意到在放映《還有一些樹》時，這個觀看的場域也為不同族群的觀眾開啟交流的可能，更產生超越語言範疇的溝通。
對廖克發而言，作為一個創作者更重要的，是找到真正對話的對象，至於用哪一種形式（電視、電影、或網路傳播）接觸到觀眾，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因此，無論通路、載體如何變化，「找到觀眾」是創作和發行工作者持續在嘗試的──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了青少年。如果從企劃製作開始，即思考與觀眾的連結，無論載體跟通路怎麼改變，即使是非主流的獨立製作也能找到利基市場（niche market）。
不變的心法：對青少年抱持更多信任
然而，現階段的媒體素養課程以辨識假訊息、認知面為重點的學習，涵蓋的範圍不比以電影為主體能觸及的人文與美學層次。
冷彬更分享了近 10 年與高中職教師、學生互動的經驗，她觀察到青少年長時間暴露在大量粗糙的影像中而迷失自我，甚至因為短影音來去快速的特性，對真實生活中的情緒「無感」，這或許是為何即使台灣各地或多或少都有影像教育的嘗試，卻始終無法發揮更大效益的原因，若借鏡多倫多國際影展「以觀眾為主」的核心價值，我們可以給予青少年更多的信任，創造出更具參與空間的平台。
電影是一扇認識世界的窗，透過這個共同的敘事工具，我們可以找到超越文化、時代的語言和共感時刻；與新世代觀眾、創作者互動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給予耐心，並對青少年抱持高度信任，或可視為影像工作者／影展團隊／教育人員在和觀眾對話時不變的心法。
無論是仿效荷蘭的經驗，試圖建立「影像教育網絡」，讓各類影像工作者的端點相連，建立更綿密扎實的合作系統；或是多倫多國際影展，在規劃節目時不斷扣問「對話的對象是誰？」都值得我們借鏡。而台灣也逐漸像釜山兒少影展，發展出由台灣青少年自己的選片團隊與評選機制，更透過揀選電影作品展現獨屬當代的聲音。
在影像的呈現以及質地變化迅速的當下，找到每個團隊的戰鬥位置、成功運作網絡，是影像教育在台灣的下個挑戰。
註：本文由國立中央大學台灣電影研究中心授權換日線重新編輯後刊登。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