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澳洲打工度假已經數個月了。在出發之前，我帶著一些疑問離開台灣，因為這項職涯選擇，在台灣總是充滿著世代爭議──部分長輩認為是「浪費時間」、不認同孩子「出國當外勞」，但在 Z 世代年輕人的眼中，卻是對於異國文化的追尋，以及生命經驗的探索。這之間的認知落差導致衝突不斷，卻缺乏適度的溝通，遑論彼此理解；正因為如此，我想親自體驗過，用自己的經驗，為爭議找到合適的回應，也對於父母的疑惑，提供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年輕世代的職涯選項
澳洲從 1975 年開始實施「打工度假」政策，先對昔日的英屬國家開放，爾後陸續與不同的國家合作，並因時薪高、文化開放、講英語等特色，吸引世界各地年輕人造訪。這項政策為澳洲這塊大陸，帶來大量的經濟活動與勞動力，更提供了澳洲潛在移民一個體驗當地生活的機會。根據 2020 年澳洲議會的新聞稿，打工度假的人潮已為澳洲帶來 30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台灣於 2004 年 11 月，與澳洲簽訂打工度假協定計畫，根據歷年的澳洲打工度假報告（Working Holiday Maker Visa Program Reports），官方核發給台灣人的簽證數和簽證成長幅度均名列前茅。這些年，澳洲的台灣人打工度假社群逐漸成形，提供了許多嚮往打工度假但英語不佳的台灣人社群支持，也讓澳洲成為台灣人打工度假的熱門選擇。
來澳洲打工度假的目的與理由很多，其中薪水大概是被討論最多的話題。從台灣剛出社會的薪酬結構來看，除非是進入台灣目前發展蓬勃的產業如科技業，或者是大型跨國企業，否則作為台灣白領的年輕世代，薪酬大多微薄。在這個前提下，澳洲打工度假便成了另類的高薪選項。
我的打工觀察
多元文化共融的移民社會、遼闊寬敞的生活空間，以及能好好喘息的工作／生活平衡，這些都是我在澳洲現場的實際觀察。
作為旅館房務，我有機會和不同國家的同事互相交流文化，同事來自的國家，從柬埔寨、法國、菲律賓、西班牙、土耳其、印度到智利都有，這在種族相對單一、國際工作者較少的台灣，是很難得的體驗。
還記得有天，我與一位年約 40 的柬埔寨姊姊，討論「高棉大屠殺」、「中國人詐騙集團如何影響柬埔寨」、「柬埔寨貪腐的政府如何讓人民民不聊生」等話題的同時，這些過去在課本、新聞中出現的社會、歷史議題，瞬間不再遙遠；透過意見交換，我也看見了個人在理解他國時的局限。
居住環境方面，Share House 是澳洲租屋市場上常見的一種房型，指的是幾個租客合租 House，一起享受有著前庭後院、大客廳和停車位的寬敞空間與相應的生活品質。在地狹人稠的環境與有限的收入條件下，大部分台灣租客住的都是公寓中的「套房」和「雅房」，鮮少有機會住進「House」。
工作文化上，澳洲準時下班、即使加班也有限度的環境，也給予了人們更多生活與喘息的條件。不過不同的職務，確實仍有差異，這點還是得視具體的產業和工作而定。在澳洲，不是沒有辛苦、工時長的勞動工作，不過對台灣至少打兩份工的藍領工作者而言，他們付出相同努力，能在這裡兌現的勞務所得，絕對超過在台灣。
為何我們要對「出國當外勞」充滿成見？
既然澳洲打工有這麼多好處，為什麼我們仍然經常聽到對於「到澳洲打工度假，從事藍領職務」的不認同呢？我認為這和台灣人的價值觀有關。
在台灣，有一群人在追尋社會成就的路上特別地「快、狠、準」，他們從大學時期就爭取出國交換的機會、曾經在跨國企業實習，也可能透過獎學金或家庭資助留學圓夢──這一些「前段班」同學，透過家庭支援或者個人努力，很快找到不用做藍領工作，仍能獲得跨國文化交流的機會。我很佩服這些同學在生涯規劃上的早熟與努力，但坦白說，這並不是多數台灣人都能有的異國機會與出國途徑；而「打工度假」作為一種門檻較低的選擇，為不同群體的台灣人，開啟了一個可能。這些人也想把握機會，探索人生，為什麼就因為從事的工作不那麼「高大尚」，而必須面對來自各方意見的指教呢？
不同的人對於「打工度假」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想像。在台灣，「能以英語日常溝通」的台灣人，不外乎「外語專長畢業」、「前段大學畢業」、「具備雙重國籍」、「經過社會歷練」等，而第四種類型的人更往往具備一定的國際工作經驗，對學生來說較少見。前三種類型的人，則通常具有特定的背景優勢，能提前體驗異國文化。換句話說，不具備這些條件的 Z 世代，可以體驗異文化的方式有限。在「澳洲打工度假」中，不具高難度技術的藍領工作機會相對多、語言要求相對低，這也成為了多數人可以參與異國體驗的機會。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總是瀰漫著「如果不讀書，未來就要去工地工作」的印象，以一種對於階層的刻板印象和焦慮，影響著個人選擇的價值觀。我在出發前往澳洲前，也曾因此感到掙扎，擔心選擇的代價。但不管是基於怎樣的價值觀，我都把這些對於我的關心，作為再次思考這項決策的參數，最後帶著朋友們的祝福，前往澳洲找尋答案。
異文化交流，反思台灣生活
寫到這裡，或許很多人會說，他們並不是對藍領工作懷有成見，而是認為打工度假對於想要出國進行文化交流、鍛鍊語言能力沒有太大幫助。而理由不外乎多數人會自我限縮在台灣人或者中文母語人士的社交圈中，或者勞力工作沒多少深度體驗外國文化、和外國人交流的機會。
但上述這些理由，對我來說都不成立。來自韓國和智利的室友，以及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同事，都是我在這趟旅程中的意外收穫。那些對於台灣職場文化與價值觀的不理解，竟在這些跨國友人身上找到共鳴。
韓國室友過去在機械公司上班，是標準的工程師，有著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但他在韓國壓抑的社會感到窒息，好像非得去到大型企業，才能出人頭地。為此他選擇了離開，來到澳洲找自己的人生答案。因為熱愛柔道，他選擇了一個附近有柔道場館的住所。他不確定這會是職涯轉換的機會，還是逃避韓國現實的出口，但至少他能確定的是──把握而立之年前最後的歲月，在一個高度刺激的異鄉環境，經歷全新生活，持續自我辯證。
西班牙同事跟我年紀相仿，我稱他為「包手包腳刺青會計哥」。他在西班牙任職於日商消費性電子大廠，是一名會計。他來旅館當天我就問他：「你怎麼會想離開西班牙？」他不假思索地說道：「也許就是一種直覺吧！」而在得知他還打兩份工時，我又再問他：「這樣不會太累嗎？」他說：「他在西班牙工作 8-10 小時不等，這樣還可以接受。」原來，他也是來此追求更具彈性的生活方式。
智利室友則是工業設計師，在智利因為產業發展的限制，以及薪酬條件的影響而選擇了這一條路。他大聲地跟我分享著：「來這裡沒有朋友、沒有家人，但卻在這裡發現很多的機會。」在極右與極左的政治角力下，智利修憲失敗，使得年輕世代對於國家保持著不信任，也對特定政客在政策遊說上的「表演」感到失望。從他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政經環境的穩定性，如何影響著青壯世代的職涯選擇。
另外，我也曾和土耳其同事交流地震議題。相似的地震經驗，讓我們彼此都能理解天災的危險性；不過土耳其如今面臨的難民與通膨挑戰等，卻是身為台灣人的我從未體會過的。我很難想像非法移民會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抑或是我今天買的生活用品，下一季的價格就會浮動二至三倍。聽了他們分享，讓我更珍惜台灣給予的機會與條件。
這些交流都讓我得以從台灣以外的視角回望家鄉，思考國家環境對於個人職涯選擇的影響，為這趟旅行賦予了更深的意義。
對於澳洲資源的肯定與期待，並不是基於對西方社會的嚮往，而有的矯情和期待，而是看到了更具體的社會個案，讓我意識到社會制度與經濟結構，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一個人的發展。
在澳洲職場，我的主管曾分享：自己在少女時就生下小孩，她的先生、也是我的同事，則在青少年階段就被趕出家門。若是相同情況在台灣，很可能會發展為高風險家庭，但他們因為被澳洲完善的社福制度接住，而得以過著十分「正常」的生活。先生是個溫暖的同事，在上班期間總會關心我的工作狀況，把 “ All Good, my brother? ” 掛在嘴邊。我看到的澳洲，是即使作為中產以下的社會階層，也有翻轉生活的機會。
當然這只是社會發展的其中一個面向，也只是眾多案例之一，不代表澳洲對任何背景的人而言都是完美無缺。比如，對於在台灣社會收入前 20% 的階層若來到澳洲，必須面對高稅賦的生活和昂貴的人力服務，台灣可能才是更好的選擇。任何選擇都牽涉每個家庭擁有的資本與條件、期待與挑戰，根據各自的狀況衡量，才能回答「在澳洲到底有沒有發展的空間與機會？」這項大哉問。不過至少就我個人觀察，一樣是藍領勞動階層，澳洲比起台灣，確實給予了人民更好的生活盼頭。
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會選擇打工度假嗎？
出國前我曾看著行腳節目《冒險王》，想像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行萬里路，親自參與異國文化，那是我對出國有限的想像。而在澳洲經驗之前，我僅有兩次出國的機會，第一次是小時候跟家人到泰國旅行，第二次則是幸運地跟前東家去日本出差，那天我甚至不知道要如何在機場 check-in，還跑到服務台詢問：「我要去哪裡領票？」在那一刻我也才意識到自己跟世界的距離。
我的周遭幾乎沒人有雙重國籍或移民經驗，所以從來沒有思考過移民。不過來到澳洲之後，可以看見來自各國的中產階級，因為各式理由，來到這塊大陸發展與深耕。即便移民之路上的考量複雜而多變，但在澳洲當地看到、聽到移民們的故事，也讓我見識到跨國移動的多元面貌。
小時候期待以旅遊的角度看見各國風貌，而出社會以後則透過商務行程，一窺各種社會樣態；來到澳洲以後，更進一步地思考移民或是多重國籍人士，如何融入一國的社會。我對於世界的好奇，進一步變成了「如何跟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對於體驗世界的渴望，則變成了「如何成為世界一部分」的自我叩問。
當一個人來到異鄉，重新開一個帳戶、申請一個稅號、成為澳洲伺服器上的另一種購物憑證時，重啟人生的既視感，就實實在在地呈現在眼前。
這幾個月的時間，有很多想法與計畫都在變動，時間還太短，領悟可能也還太少，觀察頂多是如前述那些「與其他國家的年輕人有的共鳴」、「對澳洲經濟實力的見證」和「東亞生活與西方生活間迥異的體驗」。我在打掃房間的時候，總跟自己說這一切還真像玩 RPG 遊戲，「有條件的簽證遊戲生命和無限制的任務與探索」，兩者都讓自由意志感到錯亂和瘋狂，在體驗的過程，找尋這些細碎空間的意義感，變成了生活的主要目的。
在台灣上班族的日常，我向前、升遷和達標，然後經歷消耗、恢復，再出發的循環往復，就像遊戲已安排的主線副本，你擁有循規蹈矩的轉職和發展。澳洲的生活則像極了開放式的空間，不再有安全的儲存點，但多了無盡探索且升級的機會，是自己設立的副本、是自己期待拼裝的武器，也是自己需要承擔的經驗與挫折；這項彼時的選擇，成為了此時此刻的一種升級感受。
「有限的職涯期間和無限的生活探索」，這是我認為在打工度假當中，最重要的一個課題，以打工形式換取的生命經驗，在職涯與專業工作的累積上，確實是種犧牲與交換。每個人的家庭環境不同，「什麼時候要面對務實的財務議題？」、「什麼時候要發展個人的工作專業？」、「什麼時候又會遇到重要他人？」，抑或是「什麼時候才需要面對重要的關係與羈絆？」，這些都是「獨自升級」時，需要時時刻刻回答的問題，複雜但也總是耐人尋味。
如果能夠重來，我還會突然辭職，來澳洲打工度假嗎？我想經歷過後的我會說：「這個抉擇將需要考量的是：一個人的家庭背景，一些務實的人生問題，以及個人所能擁有的經驗，和所能承擔的挫折。」而在我的條件下，仍然肯定這趟旅程能帶來具體且實際的經驗。
打工度假對我來說，既是一種重複性的勞動、是一種異國的孤獨、是一種恍惚的漂泊，但同時也是一種無條件卻有意義的探索、一種具體認識他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機會；更是一種超然於既有人生的經驗。而我從搜尋「澳洲打工度假」的那刻起，便已開始獨自升級。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