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前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目光：「德國各邦達成共識，將針對難民實施『社福現金卡』制度」。所謂的「社福現金卡」也就是以現金卡發放社會福利金給尋求庇護者，而就在年後，德國漢堡成了第一個付諸實行的邦。每位成年尋求庇護者，每月能從福利卡拿到 185 歐元（約新台幣 6,200 元）福利金，購買日常用品，不過福利卡無法在國外或線上商店使用，兒童的福利金也將存入家長的卡中。
推行社福現金卡政策的一大原因，是為了避免移民將福利金匯回家鄉的親友，也有德國政治人物表示，由於庇護者會將福利金匯回國，並可能最終拿去支付人蛇集團協助偷渡，因此發放禁止跨國匯款的社福現金卡，也能夠防止錢流向人蛇集團。
看到這則新聞後不久，便看到前年在難民營認識的朋友 Kamal 在 Instagram 上分享與妹妹於德國團聚的照片。而一年多前，Kamal 曾笑笑地告訴我，他每天長達 12 小時都在打黑工，就是為了寄錢回家貼補家用。
現金卡真能有效防範跨國匯款嗎？
還記得在難民營時，與好幾位難民朋友聊到赴歐洲後的生活。在他們的想像中，除了能在歐洲與部分家人團聚，更重要的是有機會打工、賺錢，縱使賺的錢對歐洲的物價水平而言並不高，但只要省吃儉用，每月還是能寄錢回家、分攤家中開銷。而確實也有幾位難民朋友提到，希望等自己賺了錢後，有機會將家人接來歐洲。不難想像，這樣的夢想背後，也包括一筆提供給人蛇集團的費用。
而到底西歐國家與難民本國的薪資差異有多少呢？以 Kamal 為例，若 Kamal 有機會在德國找到穩定、全職、領月薪的工作，德國 2024 年最低工資為一個月 1,584 歐元（約新台幣 53,500 元）；若是以打工維生，德國最低時薪則是每小時 12.41 歐元（約新台幣 419 元）。接著再來看看 Kamal 的家鄉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工作人員的最低工資為每月 5,000 阿富汗尼（約新台幣 2,147 元），且自 2014 年便再沒有再調整過；私部門則沒有設定最低工資。
根據 WORLD SALARIES 網站，阿富汗月工資中位數有 71,692 阿富汗尼（約新台幣 30,798 元），雖然數字看起來並沒有少得難以置信，但阿富汗各區域經濟發展不一，許多地區無有效政府經營與進行統計，因此該數據並無法有效反應阿富汗經濟。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20 年阿富汗 49.4% 的人口生活在國家貧窮線以下，再加上阿富汗對女性接受教育與投入勞動市場有諸多限制，家計多由家族男性扛起，因此對許多家庭而言，經濟負擔相當大，往往需要在外地家人寄錢回家貼補家用。如今已到德國的 Kamal 也是如此。
由此可知，「寄錢回家」對許多難民而言是必要花費，那麼政府用現金卡阻擋跨國匯款真的有用嗎？
難民本國的動盪有解嗎？
還記得 2014 年赴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時，領隊囑咐我們千萬不要捐錢給路邊的乞討者（多數為兒童），因為現金往往會被背後的犯罪集團收走。正當我們想問是否可以捐贈物資時，領隊馬上接著叮囑，不要捐贈奶粉或任何用品給乞討者，因為他們會將物資賣掉，再將現金繳給集團。
回到德國推出的社福現金卡，就有專家們認為，尋求庇護者仍可能為了獲得現金，出售用此卡購買的日用品。畢竟對於難民或生活較拮据的人而言，現金是最方便、最有用的，也提供他們最高的使用彈性。不過話說回來，確保福利金皆由申請人所用，並避免福利金流向人蛇集團也是相當合理，甚至必要的考量。在這樣的各自有理的矛盾下，又該怎麼辦？
問題的根源，仍舊是難民本國的社會動盪與嚴峻的生存環境，只要有金錢或逃離的需求，便會有供給，而若無法透過正當管道提供資源，便會出現黑市，這正是為什麼不少難民議題工作者擔心社福現金卡也可能造成黑市更加猖獗。
但國際又能如何降低阿富汗的動盪，提升該國發展？目前有國際組織開始呼籲國際降低對阿富汗的經濟制裁，好讓阿富汗經濟能夠發展，而非透過國際援助協助阿富汗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標準。筆者認為此一方法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甚至嘗試，縱使放寬經濟制裁可能是變相認可塔利班的反人權統治，然而若塔利班統治為既存事實，持續的制裁只會讓阿富汗人的生活雪上加霜，並持續創造逃離至歐洲的動力，為歐洲政治帶來壓力。
台灣如何貢獻難民議題？
如何改善難民本國的社會動盪與嚴峻的生存環境，是每每探討難民相關議題時總會出現的問題與無奈，然而也是面對該議題時，不可忽視的根源；需要注入創新思維，否則恐怕難以打破矛盾僵局。
身在台灣的我們很幸運，縱使也有面臨區域動盪與威脅，但我們擁有有效的政治體制，並靠著重要的地緣戰略、經貿與人權發展地位，在國際環境中有更高的話語權與支持。除了要不斷思考如何運用我們所擁有的，提升台灣的發展安全外，不妨也問問自己：台灣能在難民議題上貢獻什麼？我們的難民法草案是否有改善的空間？對於歐洲盟友，我們又能提供什麼樣的援助？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