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宥甯 Jocelyn Liao／換日線校園大使
2022 年底，我搬家換到新的住處，隔壁鄰居正好和我畢業於同一間高中，我們一見如故，所以時常到彼此房間串門子。她的聲音略帶娃娃音，不管天氣陰晴都愛穿裙子，床上和桌上的擺設以粉色與淺紫色調為主，喜歡海豹和海豚娃娃。
某個普通的夜晚，我們在走廊上巧遇，她告訴我，等等要講一通很長的電話：「等我回來後，我再去找你，跟你分享我遇到了什麼衰事、為什麼要講這通電話。」
我說好，心裡有了個大致的猜測，暗自忖度像她這樣的女孩，除了煩人到可以說是控制狂的爸媽以外，生命中應該也沒什麼可以被稱之為「衰事」的對象了吧？
她在大約一小時後敲門走進我房間，「我要來跟你說我遇到的事情了。」正在鋪床的我，聽見她深吸了一口氣。
「我在上學期開學第一個禮拜被性侵了，剛剛跟我講電話的是我的律師。」她說。
「熟悉」的同鄉，「安全」的學校圖書館
「什麼？」
我害怕自己聽錯，連「性侵」這兩個字都不敢複述。
她接著談起整個經過。事件起源於上學期開學第一週，剛進入大學的她和一名男性同學一起去臺大總圖討論功課。「我們系上男女比相差很大，」就讀自然組科系的她說：「我只是想找一個可以討論功課的人，他又剛好跟我來自同一個縣市，哪知道……」
哪知道，這個同鄉兼同學將她帶到臺大總圖的討論室──一個被視為「公共場所」的地方──請她喝下一杯水，而那天吃了頭痛藥的她，在喝下水後竟不省人事。
「我醒來之後只覺得下面很痛，然後發現我的裙子上都是血，他的手上也都是血。」她的嗓音逐漸高亢，日光燈照得整張臉一片慘白，「他找的那間討論室，剛好沒有監視器。」
她原本不想報警，也不知道該怎麼做，甚至是在打電話給姐姐後才決定去驗傷，沒想到驗傷後就來了警察，儘管那時已經離事發當下超過 24 小時。「我在醫院抽血，護理師不知道戳到我手上什麼傷口，血直接噴了出來，護理師甚至拿桶子來接我的血。」
「我覺得自己怎麼可以這麼衰？為什麼電視上那些社會新聞會發生在我身上？我越想越委屈，就在急診室大哭了起來。」她笑著說出這段話，彷彿這一切只是黑色喜劇電影中的一個畫面：「我姐姐看到我哭就跟著哭，我爸媽看到我們在哭也哭了，於是我們全家一起在醫院急診室抱著彼此痛哭。」
她告訴我加害者的名字，那個被她稱呼為「爛人」、連全名都不願再次提起的存在。「我那時只要想到他就吐，什麼東西都吃不下，甚至吐到胃出血。」她說：「我在家裡待了一個多月，為了跟爸媽證明我可以回學校上課，我拿那個爛人的照片逼自己看，但看不到幾秒鐘，我就衝進廁所裡，蹲在馬桶邊吐得亂七八糟。」
漫漫法庭路──沒有盡頭，只有路口
「剛剛律師打電話是來問我，我和那個爛人的聊天訊息裡，每個表情符號是什麼意思，我跟他解釋了好久。」她告訴我，她得在法庭上鉅細靡遺地回憶事發當天的動線，解釋她和加害者說過的每一句話、按下的每一個表情符號，並回應檢察官的質疑與不友善態度。
「那個負責的檢察官真的很兇，有一次我嚇到什麼話都說不清楚，走出法庭後，律師和我媽說我講得不夠好、需要改進，聽著聽著我就暈倒了。」她依然在笑，像是在笑話自己遭遇的一切。「我醒來後躺在家裡的床上，我媽跟我說剛剛我昏倒後被送去急診室，但我什麼都不記得了。」
「醫生說，我的症狀是精神解離。」她在述說這段經歷時，一臉難以置信：「我那時想，這不是電視劇裡才會有的情節嗎？怎麼就發生在我身上？」她的「我忘記了」和加害者的「我忘記了」，明明是同樣一句話，卻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一個因此不停強迫自己回憶起痛苦的經歷，另一個自欺欺人地表示失憶。
「我第二次去開庭，檢察官劈頭就問我要不要和解，說這個坎我要自己想開。」而她在第二度昏倒、被救護車送出法院前，對著這位檢察官大吼：「如果和解了，我才會一輩子過不去這個坎！」
「檢察官跟我說，我應該更明確地拒絕。」她怒極反笑：「但那個時候的我完全不清醒，要怎麼拒絕那個人？我爸媽也問我想不想和解，因為他們擔心，有一天我精神解離到連他們都認不出來了。」
而她為了尋找證據，回學校總圖調監視器，沒想到工作人員調到完全相反路線的鏡頭，正確的版本卻因監視器檔案的保留期限已到，遭到刪除。情緒崩潰的她，在辦公室裡狠狠發了一頓脾氣，「但我後來想想，罵那些工作人員也沒用，畢竟這也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唯一的證據，是她跑進廁所的鏡頭。而那個鏡頭裡的她，裙子上沾滿自己的血。
學校性平會是怎麼處理的？
「學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呢？」我問她，這似乎是我能想到的最後一根稻草，壓垮駱駝、或救人一命的稻草。
學校性平會在詢問她整起事件後，拿著未經她審閱的逐字稿，便把加害者找來。「這完全違反行政程序，理論上那份逐字稿要先讓我看過才對，是我媽媽寫信給校長後，校方才重新問過我。」
她告訴我，性平會決定在過程中暫不公開整起事件，因為要保護她，也保護加害者。「那個爛人說，學校不能剝奪他的受教權，所以他還是每天大搖大擺來上課，甚至會跟我上到同一間教室的必修課，還會故意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有一次，她在系上活動看到加害者時摔倒在地，全身發抖地請身邊的人幫她擋住視線，不停問加害者到底走了沒。
「不管是法院或是學校性平會，都在問我，妳真的要告他嗎？他還不到 20 歲，妳真的要告他嗎？」
在 2023 年 5 月的某個夜晚，爸媽特別北上告訴她，臺大性平會判定此案不構成性侵。「我爸媽知道後瞞了我兩天，為了讓我好好完成系上的活動，心情不要被影響。」她花了整整 3 天，才終於看完那篇邏輯與現實不符的結案報告：「他們已經想好該如何申訴了，但我還在思考，會不會我重複經歷痛苦的申訴過程後，還是獲得一樣的結果？」
「性平會說我沒有『受害者』的樣子，難道我要在委員面前直接跳樓，才有受害者該有的樣子嗎？」她嗤之以鼻，「而加害者什麼處分都沒有，沒有退學、沒有記過，我不知道性平會到底在做什麼，但我會繼續上訴。」
性暴力加害者作案，只要幾分鐘乃至幾小時；但要讓加害者被定罪，少則數月、多則數年，甚至是一輩子──我這才意識到，這些在新聞報導中讀過無數遍的文字，就真實出現在我的身邊，發生在這個號稱「臺灣第一學府」的校園裡。
一生傷痛，如何能彌補？
「上禮拜我的律師代表我去開調解庭談和解，那一天我忘了這整件事。」直到當晚，她突然無法克制地流眼淚，才想起了那天有調解庭。
「我媽告訴我，對方律師一進來就告訴我的律師，他們只願意賠 3 萬元，而且不會自己轉學或休學。」她氣得抓起枕頭砸向床鋪，「我的律師告訴他，那我們不用談和解了，直接按法律程序來吧。」
3 萬元，可以讓一家人在臺北合租到一間小公寓一個月；可以支付一個臺大理工學院學生一學期的學雜費；竟也可以彌補一個女孩被侵犯的身體自主權、畢生因性侵造成的陰影，以及一整個家庭的傷痛？
她告訴我，加害者的父母也一口咬定她是自願的，自己兒子什麼錯都沒有，「而且他其實有姐妹，我以為這會讓他比較懂得尊重女生。」討論的過程中，我還得知了加害者常去某間知名廟宇扛轎，是虔誠的媽祖信徒。
我想說「不要害怕」，但我說不出口
在那一晚的對話過程中，她幾度哽咽，卻不曾落下半滴淚水。聽著這些事情的我，也只能用一句句「憑什麼？」來遏制自己的憤怒。
憑什麼？臺大的校園安全網如此脆弱，性平會草率結案；憑什麼？法律無法保護受害者，甚至帶來二度傷害；憑什麼？受害者必須忍受數年的精神折磨，才可能獲得所謂的正義。
儘管學校後來決定重審這起案件，但究竟何時才能獲得「正義」？恐怕她還得等上很長一段時間。
每喊一次「憑什麼」，我的腦海中掠過一個個身影──是母親在昏暗的客廳裡，告訴我她曾在幼年時遭家中長輩猥褻；是待我如親子的阿姨，在我受教的國小任職時，被當年我曾敬重的校長職場性騷擾；是在社團活動中遭遇鹹豬手，從此對親密接觸產生陰影的摯友……
隔天一早走出住處時，料峭春風讓我回想起許多記憶碎片：我想起高中剛入學時，教官在朝會告訴我們，女校學生容易遇到性騷擾，要學會「好好保護自己」；也想起在學校匿名靠北版上，常見到女生們發文互相提醒，學校附近哪個路段又來了一個暴露狂，專門挑穿女校制服的學生下手，記得保持距離以策安全；還想起某次隻身走夜路，我懷疑自己被跟蹤，發現是虛驚一場後，一個人蹲在紅綠燈下大哭。
我想跟她和她們說：「沒事，不要害怕。」但我說不出口。
《關於作者》
廖宥甯 Jocelyn Liao
是 Z 世代成員也是九年級生，想進入新聞業的歷史系學生，未成年即在臺灣各城市間漂泊的彰化鄉下小孩，姓名第三個字為了平仄和諧請讀二聲。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