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以類比而非一致性教導世人。這代表歷史的教訓不會自動顯現；唯有承認廣泛經驗的意義，以此為標準，才能有所領悟；問題問得多好，答案就有多好。⋯⋯研究外交事務，即研究以國家為單位的行為，若缺乏對歷史脈絡的認知，不可能得出具重要意義的結論。──亨利・季辛吉，《重建的世界》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於 2023 年美國當地時間 11 月 29 日在康乃狄克州的家中過世，享嵩壽 100 歲。本文將帶讀者了解季辛吉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他是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流亡美國、二戰從軍重訪故土，接著進入哈佛大學一路攻讀到博士、擔任教授並參與公共事務。在華府身居高位時，為了改變冷戰權力平衡的結構，做出極具爭議性的決策，導致大量無辜百姓傷亡，與世人對其毀譽參半的評價。
台灣人對季辛吉的認識，多半還是停留在他透過大量秘密外交，促成美中關係正常化，犧牲了台灣的國際地位及外交空間，因而視之為「叛徒」；但本文將更進一步追問：我們能從這段歷史中學習到哪些啟示？這不僅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也是我們正式向季辛吉說再見時所應該思索的課題。
編按：本文為《換日線》Podcast 節目【換日線關鍵字 Ep.38】推動美中建交卻背叛台灣？如何評價「季辛吉」的傳奇一生的延伸內容，建議對美台歷史與冷戰史感興趣的讀者搭配 Podcast 服用。
出生德國猶太家庭，15 歲舉家移民美國
亨利・季辛吉，原名亨茲・季辛吉（Heinz Kissinger），於 1923 年 5 月 27 日在德國巴伐利亞西北部的福爾特（Fürth）出生，成長於正統猶太教家庭，父親路易・季辛吉 （Louis Kissinger）為一所公立中學的主任教師。1923 年的德國仍未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的陰霾，過度嚴苛的《凡爾賽條約》賠償、失敗的撙節政策，和負擔不起的福利國家政策加在一起，導致災難性的超級通膨。至季辛吉出生的 1923 年底，紙馬克（一戰爆發後放棄金本位的馬克，特別是超級通膨時發行的紙幣）價值僅剩戰前馬克的一兆分之一。
1920 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導致德國經濟受災嚴重，以出口為導向的福爾特到 1932 年有一半的工人失業。雖然納粹上台治理一年半後，生活已見改善，但猶太人權利受損的情況卻不斷加劇──1933 年，不到 50 歲的路易・季辛吉在與學校的猶太女教師一同被迫「永久退休」。
所幸季辛吉母親的表姊已在多年前移民美國，願意簽署財力資助書，讓季辛吉全家得以順利在 1938 年夏天逃往紐約。而 1933 年原本有 1990 位猶太人的福爾特，戰爭結束時剩不到 40 人。那些在戰爭期間未離開的 510 人，大多被以火車移往納粹德國在東歐的佔領區槍決、用毒氣毒死或勞動至死。
根據編寫季辛吉家族史手稿的作者，季辛吉的被害親人至少 23 人。然而，季辛吉本人總是極力撇清納粹大屠殺對他成長的影響。他說：「許多我的家族成員，還有約 7 成我的同學死於集中營。因此這種事叫人難以忘懷⋯⋯當時如果我生活在德國，而感情上對以色列的命運無動於衷，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動不動就拿我的猶太人出生來分析一切，這種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自己不這麼想。」
在朋友的眼中，季辛吉在大多數情况下會像移民那樣急於討好他的批評者，得到他們的認可，並讓他們改變看法；他似乎有「讓每個人都喜歡他的強烈需要」。與他共事過的知名學者、外交家與新聞工作者萊斯利・吉爾伯（Leslie Gelb）則認定季辛吉是「典型的威權背景產物：對待同僚心術不正、對待下屬頤指氣使、對待上司畢恭畢敬。」
二戰為美效力，戰後入讀哈佛
美國參與二戰後使原本就讀紐約城市學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會計系的季辛吉在 19 歲時入伍，並根據《二戰權力法》而得以接受 3 個月的基本訓練後，成為一名美國公民。他於 1944 年 9 月横渡大西洋抵達英國、輾轉至法國，並於 1944 年 11 月 25 日再次踏上德國土地。
季辛吉擔任反情報部隊（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CIC）小組的情報人員，負責戰術部隊安全、防止破壞及補給線安全，並且撤除被認為不可靠的德國平民，以及徹底搜查被截獲的德文信件，從中發掘情報。該小組的次要任務是解散納粹黨、逮捕高階軍官以進行偵訊、將納粹份子逐出公務體系，也就是「去納粹化」。
戰後受惠於《軍人復員法》（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季辛吉於 1947 年秋季入讀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政府系大二，接受威廉・艾略特（William Elliott）的指導。而同時戰後的冷戰格局也漸漸成形。
時任美國駐蘇聯副領事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在 1946 年向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 5 千字的電報（即史上著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內文提出美國應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型態等層面對蘇聯進一步的擴張施加極大壓力，從而削弱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力，最終導致蘇聯政權逐步軟化甚至垮台。此長期戰略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也就是人們熟知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就在 1947 年 6 月 5 日的哈佛畢業典禮上，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 Jr.）首度宣告了美國針對戰後歐洲的復興計畫：「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哈佛的俄羅斯研究中心也在隔年成立。而在季辛吉畢業的 1950 年，馬歇爾繼任者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在畢業典禮致詞時講述 1945 年以來蘇聯的敵意行動和宣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建立後不到 3 天，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
韓戰證實了 1950 年 4 月國務院和國防部提交給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 68 號文件」（NSC-68），預測蘇聯在 4-5 年內會發動一場攻擊，做為其追求全球霸權計畫的一部分。NSC-68 呼籲美國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受困於財政問題的杜魯門直到韓戰爆發後才批准 NSC-68。
論文透露政治思想，學術生涯奠定各界人脈
哈佛的學士畢業論文原本沒有字數和篇幅限制。然而，自從季辛吉交出長達 388 頁、哈佛有史以來最長的大四論文《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恩比、康德的省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 Toynbee, and Kant）之後，學校從此規定學士論文篇幅上限為 3 萬 5 千字、或約 140 頁，被稱為「季辛吉規則」。雖然支持了康德（Immanuel Kant）帶有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共和主義色彩的論述；季辛吉更傾心於強調國家利益和均勢以維護世界秩序的現實政治哲學與保守主義，這些都能從他的博士論文一窺究竟。
季辛吉的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探討的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與英國外相卡斯爾雷，如何運用外交手段穿梭於各國間，以締造後拿破崙時代歐洲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原子彈根本性地改變了國際關係，使得多數哈佛政府系的博士生皆選擇戰後（核子時代）議題鑽研，相較之下，研究 19 世紀外交史的季辛吉可說是「背道而馳」。儘管有學者認為梅特涅充其量只是個一心想將保守主義秩序強加於歐洲的反動分子，而卡斯爾雷則是連地位都保不住的外交官；然而，基於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挑戰，季辛吉的研究在核子時代確有其意義：
雖然未挑明拿破崙的法國與史達林的蘇聯之間的類比關係，他在論文裡高度讚賞包括梅特涅在內的保守派政治家如何透過巧妙的均勢藝術，與 19 世紀初的革命國家法國打交道（1815 年的英國身為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與 1950 年的美國同樣具有類比關係）不言而喻。論文第一頁即開宗明義展現界定季辛吉一生事業的現實政治世界觀：「一旦某一國或一組國家以和平──即避免戰爭──為首要目標，國際秩序的存亡就完全取決於國際社會中最殘酷無情的成員。」身為標準的歐式保守主義者，即便要維護的是壓迫性制度，他也會力求基於均勢的穩定。
受到指導教授的賞識，季辛吉從 1951 年開始，連續 17 年負責籌組每年夏天由哈佛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從而開始在學術與政治界建立自己的權力與人脈基礎。除了廣邀世界各國優秀的學者、政治人物、法官、律師、記者、作家、科學家之外，另一位 1923 年出生，在台大政治系任教的彭明敏也曾於 1956 年及 1960 年獲邀參加。
不過，真正讓季辛吉獲得大眾關注的不是這些人脈，而是一本探討核武與外交政策的學術著作。
從哈佛學術金童爬升至華府權力高峰
從博士班畢業後，以講師名義在哈佛任教的季辛吉同時尋找著其他發展機會。季辛吉第一篇有關國家安全政策的論文〈軍事政策與灰色區域防禦〉（Military Policy and Defense of the Gray Areas）在 1955 年 4 月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文中辯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總統大規模報復戰略中，片面依賴核武的觀念已過時且十分危險，因為蘇聯已於 1949 年 8 月成功試爆核子彈。美國威脅全面應戰已不足以嚇阻蘇聯向世界邊緣或「灰色區域」（即歐亞大陸邊陲的非北約地區）擴張。季辛吉主張應有一種不同於大規模反擊的選項──打局部「小規模戰爭」的能力。
季辛吉隨後於 1954 年 11 月擔任「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新成立的「核武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小組主任。集結了小組會議的成果，他在 1957 年出版了《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內容探討在大規模核子戰爭不可能發生的狀況下，如何用小規模的戰術核武佈署讓對手能被充分嚇阻，使己方取得勝利和外交上的權力平衡。該書不僅成為暢銷書，且受到白宮注意，使他在學術界和外交政策研究領域聲名大噪。1958 年哈佛成立「國際事務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並由季辛吉出任副所長。他在隔年 7 月取得終身教職及副教授的頭銜，並於 3 年後晉升教授。
季辛吉的才華得到石油大亨約翰・洛克斐勒（John Rockefeller）的兒子、時任紐約州州長的尼爾森・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賞識，令其主管新的專題研究項目，負責發現、解決美國 20 世紀後半葉面臨的戰略挑戰。季辛吉曾為洛克斐勒在 1960、1964 及 1968 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黨內初選中擔任外交政策顧問，雖然洛克斐勒 3 次挑戰皆失敗，但季辛吉在 1968 年的黨內初選後對擊敗其老闆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陣營表達願意協助取得大位。尼克森最終贏得了總統大選，並聘請季辛吉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1969 年 1 月，季辛吉離開哈佛到華府赴任，走上學者從政之路。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