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難者家屬雙手掩面，悲痛欲絕地泣不成聲，這是台灣 921 大地震後，許多媒體所捕捉到的場景；眼神沉重的罹難者家屬，主動伸手協助其他受災戶，展現出人們在苦難中的韌性與互助精神，這則是 2024 元旦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強震發生後，多數當地電視媒體拍出的畫面。
回顧過往，大家還記得 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嗎？由於發生在 3 月 11 日，後來又被稱為 311 大地震，這場災難之大，除了撼動日本國內經濟外，更影響了世界經濟局勢。我在地震發生隔年，以媒體人的身份深入災區，並且前往靠近災區的各媒體據點──包括 NHK、讀賣新聞、仙台放送、河北新報社，力求瞭解日本媒體如何報導災難新聞，而這也成了我後來旅居日本的起點。
整體而言，撇開衍生而出的「花邊」政治新聞，日本所有媒體似乎有著一致的默契，針對災難新聞的處理甚是謹慎。如此高自律的行為準則，是我當時對於日本媒體圈萬分好奇的一大原因。
日本媒體的角色：降低災難所造成的損害
日本的《放送法》，主要用以規範日本所有針對民眾發送訊息的播報單位。其中，針對「災害報導」更有著詳細的明文規定，像是第 108 條：
關於廣播事業者的災害播報業務：在進行國內主要播報業務時，如果發生或有可能發生暴風、豪雨、洪水、地震、大規模火災等災害，應當針對防止災害發生或減輕災害所造成的損害來播報。
換言之，在緊急災害來襲之際，日本媒體必須盡可能地透過傳遞訊息，防止或降低災害恐對民眾帶來的傷害。這也是為什麼在文章開頭提到，同樣是災難新聞，部分台灣媒體傾向採用災難中的家庭離散等「具張力的畫面」來爭奪觀眾眼球，或以聳動的標題吸引閱聽者觀看；而在日本，電視媒體會盡量避免這些加劇民眾不安的訊息，並將播報內容著重在以下部分：
- 目前災情的實際狀況
- 有助於防止災害擴大的資訊
- 災民們協力救災的情況
- 對災民們有實質幫助的訊息
此外，日本主播或記者在報導相關消息時，也會隨著天災的嚴重程度改變語調及口吻，進而影響民眾的行動。舉例來說，當主播要呼籲海嘯來襲的危險性、請觀眾及早避難時，會使用「命令式且高昂」的口吻，來強調訊息的重要性；當記者在天災現場進行直播時，也會避免展現個人情緒，而是以沉著克制的語氣報導災情，當然，更不會刻意使用一些「現場道具」來加強新聞張力。
重視記者的人身安全
根據我在日本的觀察，各家電視台為確保記者的人身安全，也會制定自己的一套 SOP（標準作業程序），若超過一定的危險程度，就不會委派記者到現場。而只要是被指派到災難現場播報的記者們，一定都會戴上防災安全帽，並且根據現場狀況換上戶外用的外套，以利行動自如。
此外，許多電視台在面臨較大規模的災難時，因為不適宜派記者到場拍攝，因此會善用事前設置好的攝影機，或自家的攝影直升機從高空進行拍攝，這不僅能保障記者的人身安全，也可能幫助到救難隊援救受災戶。許多財力雄厚的電視台，辦公大樓頂樓也會有直升機停機坪、相關設備，配備完善。
我還記得，《仙台放送》在 311 大地震發生之時，為了傳遞災區的真實樣貌，派出了自家攝影直升機在災區上空進行拍攝，意外捕捉到災民受困的畫面，使得救難隊得知受困災民的確切位置，因而成功救回人命。
謹慎選擇播報素材，避免二次傷害
關於播報的「內容」本身，每家媒體也會有自己的指標，以判定什麼訊息應該／不該被播出，這是因為每一則訊息都可能影響到任何一位觀眾，不容小覷。尤其是災害新聞，相較其他新聞類型更為沉重，若播報程序不夠謹慎，更有可能讓民心紊亂，甚至造成對受災戶的二次傷害。
舉例來說，在 311 地震發生後，有《河北新報》的記者潛入災區拍攝現場畫面，放眼望去有眾多未被指認的遺體、數不清的棺木堆積，這些畫面回到了報社後，報社高層最終決議僅刊登棺木的照片。他們認為，若真的刊出了遺體堆積的照片，等於再次揭開罹難者家屬們的傷疤，這不是報導災難新聞該有的本意。
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美國著名的政治學、社會科學泰斗哈羅德拉斯威爾（Harold Dwight Lasswell），曾經在《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論文中提到「守望相助環境理論」。意指在災難發生時，媒體人成了能幫大眾看得更遠的瞭望台，並可將適當的訊息傳達出來，進而安定民心──這正是當時《河北新報》真真切切在做的事，也是我認為媒體人應負的使命：代替千萬人的雙眼，幫大家看得更遠。
災害新聞「洗版」，恐會造成民眾共感疲勞
雖然媒體人有傳遞災害新聞的義務，但過多的報導也可能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在探討災害心理學時，有一個詞彙經常會被提及：共感疲勞。
所謂「共感疲勞」，指的是對於身處困境者的痛苦感情過於感同身受，導致自己的心靈也感到疲憊，具體「症狀」包括感到無力、容易情緒低落或生氣等等。因此，在災難新聞遍佈的情況下，適時報導正向或其他氛圍的訊息，以避免民眾產生心理狀況，也成了媒體人的責任。
比方說，在台灣，我們偶爾會發現在有重大災害發生時，有些電視台為了收視率，會無預警地將原本的節目停播，改為持續播報災害新聞。這樣的情況雖然在日本不是沒發生過，但以 2024 年初的能登半島大地震為例，近日民營電視台的新年特別節目依然都正常播放，沒有因此而延後播出，但在能登地區後續出現餘震時，相關消息還是會迅速出現在螢幕最上方，以求資訊快速傳遞。
台灣媒體人的兩難
長期研究媒體生態的我也曾好奇：究竟為何台日媒體在針對災害新聞播報上，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對媒體人而言，往往 KPI 看的就是收視率，這也是會大幅影響廣告收入的關鍵指標。而造成台灣與日本媒體圈生態大不同的原因，除了民族性格外，我想還有一項重要因素：電視媒體的數量。
台灣的電視台若包括宗教台，頻道高達 100 多台，但全國人口只有大約 2,300 萬人；在人口超過 1 億的日本，去除特殊付費台，一般民眾可以收看到的電視頻道卻僅約 7 台。而台灣這樣的情況，造成電視廣告費被大量分散在各個電視台，每家電視台所獲得的資源，與日本電視台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各家媒體為了獲取更多收視，便會開始想出各種「奇招」來爭取觀眾的注意力。
因此，台灣媒體圈形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化：學會討好觀眾。觀眾成了至高無上的顧客，而新聞記者則像是販售商，無論是冷硬的知識內容，還是較為嚴肅的災難新聞，媒體都必須絞盡腦汁將其包裝為顧客會喜歡的樣子。但人們總是喜新厭舊的，因此「創新」也就成了新聞包裝的另一重點。
讀者們或許看過以下這樣的畫面：
一名記者在暴風疾雨的颱風天，站在水勢滾滾的河堤附近，身穿黃色塑膠雨衣，一手拿著雨傘，另一手握著麥克風。風雨大到連腳步都站不穩，身上雨衣被風吹得大聲作響，無情的雨水打在臉上，早已看不清播報者的五官。記者一邊大聲地對鏡頭吼出颱風資訊，即使手裡的雨傘在播報過程中早已被風吹到開花，仍要敬業地握在手裡。
這就是為了博取觀眾眼球所誕生的新聞畫面。有些觀眾對於這樣的現象總會忍不住譏笑，但站在媒體人的角度，我感到很是心酸。當初在學生時期，教授們也未曾教過我們應該如此播報新聞呀，究竟有哪位記者不想在安全的情況下，更有尊嚴地進行報導呢？
至今我仍會感嘆，要在專業與收視率之間取得平衡，的確是極為困難的挑戰，偏偏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從業人員所付出的勞務和獲得的報酬，往往並不對等。
旅居日本已經 10 年，回首過去這 10 年台灣主流媒體的發展，許多結構性的環境問題，似乎沒有獲得太顯著的改變。不過，也是因為科技的邁進，有了更多不同形式的媒體可供閱聽受眾選擇，實踐訊息正義。期待不論台灣還是日本的媒體圈，都能不斷開展新的篇章，在每個重要時刻為大眾帶來真正有幫助的資訊。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