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處遇制度的設計，蘊含了整體社會對基本人權的重視程度，可視為國家進步與否的指標之一。相較目前臺灣現行的制度，仍有針對人身自由、人權的討論，以及資源、人力配套措施未到位的問題。那麼，那些位列已開發國家的日本、歐美等國，又是怎麼做的？
日本《醫療觀察法》 及早精神鑑定以便分流
去年 11 月，人權會組團前往日本參訪，高涌誠解釋，鄰近臺灣的日本，是採《醫療觀察法》制度，一旦心理社會障礙者觸法，便會及早進行精神鑑定分流，並轉向醫療觀察。
他進一步解釋，為了確認當事人的精神狀態，日本地區檢察官在羈押期間，通常會花 1 小時面談，並在 1 天內進行初步鑑定，只要判定有精神障礙無責任能力時，便盡早裁定不起訴，轉向醫療觀察法階段，因此不會有羈押期過長的情形，「也就是當檢察官覺得當事人的精神能力有問題，他要決定個案是病人還是罪人。病人、罪人分別有不同的處遇方式。」醫療觀察法還明訂，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觸犯縱火、強制性交、殺人、強盜等重大犯罪，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法院認定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判決無罪、減刑後，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指定住院或指定門診，再由法院「專庭」結合精神科醫師等專業合議審理，裁定當事人受指定住院或指定門診處遇，等於做到分流又分級。
相較之下，臺灣心理社會障礙者觸法進入司法程序後，並未強制規範檢察官必須進行精神鑑定，「這導致部分案件起訴後，法官才要求進行精神鑑定，沒有及早確認觸法者的責任能力，決定是否要放棄對個案的刑事訴追，導致刑事跟處遇程序會相互交雜。」高涌誠點出關鍵。
而在監護處分部分，荷蘭根據《TBS法》（Terbeschikkingstelling）（意指監護處分），為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打造「偽社區」，裡頭有超商、健身房等休閒場所，觸法者都有自己的房間，平常也能自由活動，但無法離開社區。美國則有「刑中治療」制度，監所會自成治療性社區，在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服刑期間，定期評估個案病情，待確認分級後，便於病床、復健等專區提供相應治療。
參考日本「社會復歸調整官」 導入個案管理概念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吳慧菁特別提到，個案服刑期滿、結束監護處分，要復歸社會、自主生活時，英國、荷蘭、美國等歐美國家的司法社工，都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日本在將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定位為「病人」後，不僅在偵審階段，便納入法律與精神醫學專業協力與判斷，也還設有「社會復歸調整官」，從法院受理檢察官指定入院、指定門診的聲請後，就開始啟動個案管理，包括依個案條件，擬定治療處遇和社會復歸計畫，「不論是日本的社會復歸調整官，還是所謂的『司法社工』，都是在監護處分實施與轉銜過程中，關鍵的銜接輔助橋樑，也是個案復歸社會時，協助家庭、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角色。」
「社會復歸調整官等於是『個案管理』概念，很值得臺灣借鏡。」高涌誠也認同此觀點。200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2008 年生效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便強調「陪伴、支持」的重要。個管師要陪伴個案直到順利回歸社會，且確保社區的公衛系統能無縫接軌，讓個案能在社區自力更生、照顧自己，並對社會是安全的。
吳慧菁特別提醒，一般社工會接受心理衛生、處遇協調等訓練，但要協助從監所出監、監護處分的個案，還須具備犯罪心理學等法律知能，才知道如何面對相關個案。例如今年 9 月，高雄爆發吳姓男子當著兩名幼童面前殺害父母，「類似這類案件，社會局處置時，便須安排具法律知能的司法社工協助，而非一般的保護社工。」
培力第一線執法、院檢人員 接受實務教育訓練
其實，不只社工需要接受法律知能訓練，從警察、消防員等第一線執法人員，到檢察官、法官等院檢環節，都應接受培力。一般來說，第一線執法者需要接受社區溝通與精神危機處理小組（Crisis Intervention Team，CIT）訓練，司法官也應參與CRPD及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監護處分相關課程。對此，衛福部回應，目前已跟急診醫學會、精神醫學會規劃實務教育訓練。
今年 3 月，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特地前往日本，考察日本的心理社會障礙者觸法處遇制度。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指出，觀察日本律師在心理社會障礙者觸法時，是如何介入案件，是否需要進行特殊處理，都是參訪重點，「不是只有法官、執法人員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專業訓練，法扶做為協助者，也必須接受教育訓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日本的《醫療觀察法》處遇模式，是針對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另立司法審判及醫療觀察程序，雖然相對友善，但核心精神卻與 CRPD 相悖。原因是 CRPD 肯認身心障礙者為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項權利的主體，應以「平等對待」為先，因此心理社會障礙者一旦觸法，同樣應循一般訴訟處遇流程，再因應個別需求，進行訴訟協助、自願治療、心理復健和社會支持等合理調整。日本身心障礙聯盟（Japan Disability Forum）便循此精神認為，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應比照非障礙者，接受同樣刑罰，不再區分責任能力而有特殊待遇，並待刑期屆滿後，平等回歸社會，自主生活。
臺灣因為地理位置、文化和日本相近，在處遇政策法制上，可以參考日本，但或許也能試著轉換觀點，從不同角度思考。也因為這樣的倡議顛覆一般邏輯，勢必需要投入更多社會資源，並讓更多人認識、理解此議題。國家人權委員會期待，未來，對於心理社會障礙觸法者的處遇問題，政府、法界、醫界、NGO組織與社會大眾，能有更多溝通、交流與合作，也期待臺灣社會願意用最大的擁抱跟溫暖，織起更綿密的支持網絡，共同撐起最容易被忽略、但卻被強加刻板印象的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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