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林欣蘋／換日線編輯部
距離陳哲藝初登金馬，已經 10 年了。2013 年，29 歲的陳哲藝憑藉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爸媽不在家》入圍金馬 6 獎，當時沒人料到這個「菲律賓外傭與新加坡小孩」的故事，竟能打敗王家衛、蔡明亮、杜琪峯等知名大導，爆冷拿下第 50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新導演、女配角和原著劇本共 4 個獎項；從此讓這個來自新加坡的名字，被臺灣媒體記得。
6 年後，陳哲藝以《熱帶雨》再登金馬，入圍 5 項，最後由女主角楊雁雁抱回最佳女主角。楊雁雁飾演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華語老師，在新加坡中學裡面對一群只想講英語的學生。兩部作品都圍繞在英文、華文與方言並行的社會裡，新加坡華人錯綜複雜的身份認同，與陳哲藝的人生交相呼應。
英語與華語
雖然自稱成長環境和一般新加坡小孩很相似，但陳哲藝的語言稟賦卻很不一般。出生在一個講英語的華人家庭、父母都是英校畢業，陳哲藝從小就跟著父親看好萊塢動作片、聽西洋樂，從布魯斯威利的《終極警探》、阿諾史瓦辛格的《魔鬼終結者》，到 Michael Bolton、Elvis Presley 他都如數家珍；當時流行的成龍武打片、周星馳喜劇和殭屍片也沒錯過。
在「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新加坡，英文理所當然地成了陳哲藝的第一語言，但他沒有刻板印象中的「Singlish 口音」，出國會被西方人誤認為 ABC；另一方面，和許多華語破碎的新加坡同儕不同，他講起中文流利自然，還帶著廣播主持人的字正腔圓。
為何如此？陳哲藝也不知道，他推測，或許是因為從小就對中文戲劇感興趣，10 歲參加中文戲劇班、進入中文劇團，對中文表演駕輕就熟；此外，大量觀賞華語電影，可能也有幫助。他回憶小學時，新加坡的華語電視台會在週末下午播放文藝片，於是他就這樣從張藝謀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 《活著》，看到李安的《推手》 、《囍宴》、《飲食男女》，再到侯孝賢、楊德昌等臺灣新浪潮導演的作品。
再後來，他甚至連小津安二郎和楚浮都看了。數年累積下，徹底翻轉了他對電影的印象：「以前看了很主流的好萊塢片、港產片，你以為電影是這樣的一個顏色、這樣的一個味道、這樣的一個形狀。然後它（文藝片）突然就讓我看到了電影是不一樣的。」
中學時，陳哲藝曾一度想當劇場導演，卻因英國文學課而打退堂鼓，「莎士比亞的劇本對白我怎麼看都看不進去，後來覺得如果你連全世界最偉大的劇作家都看不懂的話，怎麼可能去搞劇場？剛好那個時候發現更多外語片，然後就覺得原來不做劇場，我可以考慮拍電影。」
陳哲藝的第一部「電影」是 16 歲時，用一臺二手 Hi8 拍攝的，主題是中四那年，班上同學準備會考的日常。當時還沒有募資概念，他拿出積攢多年的壓歲錢，斥資 850 塊新幣在 eBay 上拍得攝影機；之後利用盜版軟體加上一本《Dummies for Adobe Premium Editing》，把拍了整年的素材剪成一部 45 分鐘的紀錄片。
畢業時片子在學校禮堂首映，票房、口碑都不錯──全班同學都去看了，他也藉著這部自導自剪的作品錄取新加坡電影學校；但隨即迎來全家族的反對。在傳統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即使能說一口道地英文，還是很怕家裡的長孫去搞藝術，未來會窮困潦倒，於是紛紛致電問候陳哲藝的母親：「你兒子瘋了？」
第一與唯一
「我不覺得自己特別地叛逆，但是我覺得自己一直都在跟世俗社會拉扯，這個拉扯來自於大家都會抱著一種很封閉、保守的心態去看之前沒有做過的事。」陳哲藝指的，不只是他當年夢想在電影工業荒蕪的新加坡，成為一個電影導演；也包括成為導演後，面臨的所有質疑和挑戰。
好比《爸媽不在家》在新加坡上映時，一位資深製片人告訴他：反正得獎了就好，不要對新加坡的文藝片票房抱太高期待，頂多賣個 20-30 萬新幣。當票房來到 30 萬時，業界都很意外，紛紛預測「50 萬有機會，100 萬不可能」，陳哲藝解釋，「在新加坡一部成功的商業片至少要破 100 萬新幣。我跟很多業界人士討論，大家都覺得賣到 60、70 萬已經是奇蹟，不可能破百萬。」最終，《爸媽不在家》以 120 萬票房收官，打破了所有業界前輩口中的「極限」。
其實，與其說前輩們對「新加坡文藝片」的預測失準，不如說他們雖然市場經驗老道，卻忽略了《爸媽不在家》有別於過往任何一部新加坡片──這點陳哲藝自己很清楚，他直言：「像我這樣一個導演，在新加坡特別孤獨。」
孤獨來自沒有同類，也無法被歸類。新加坡既有華語片導演，也有英語片導演，但嫻於在雙語間轉換的陳哲藝，偏偏無法從像梁智強（《小孩不笨》導演）那樣以通俗喜劇為主流的華語片，或追隨美國好萊塢風格的英語片中找到共同語言。
所以，陳哲藝沒有追隨別人的腳步。他成為了自己，並為新加坡影史寫下各種「第一」與「唯一」：他從早期拍短片時就嶄露頭角，《阿嬤》獲得坎城影展短片競賽特別提及獎、《霧》則拿下柏林影展金熊獎的最佳短片；接著首部長片《爸媽不在家》在金馬之外，還斬獲了包括坎城金攝影機獎等 40 多個國際獎項；至今的 4 部長片，有 3 部代表新加坡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過去稱為「最佳外語片獎」，直到第 92 屆奧斯卡才更名）。
然而，面對諸如「第一個得獎的新加坡人／華人」、「新加坡／華人之光」這類標籤，陳哲藝感覺很複雜：「新加坡太小了，新加坡的小會讓你有時候沒辦法把東西看得那麼透徹，甚至可能因此變得有點短視。當你回到新加坡的時候，這些標籤會無意中形成一種假象，讓你覺得自己很優越，然後就會停止成長、進步，這是我最害怕的事。」
也因此這些年，陳哲藝刻意和新加坡「保持距離」。他隨太太在倫敦長居了 15 年，身邊圍繞著才華橫溢的電影人，「這些人即使入圍過奧斯卡、金球獎，還是一樣努力，看到這麼厲害的人，你會覺得自己很渺小，你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得志都不算什麼，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小國與國際
但保持距離，不代表不再關心。相反地，這些年，陳哲藝一直在尋找把小國帶進國際的方式。他分析，新加坡的人口太少，電影市場太小，尤其疫情後，觀眾以影音串流平臺取代電影院，電影總票房與疫情前相比跌了一半。再加上，新加坡以英語為主要語言，歐美世界已製作了大量影視產品可供選擇，和韓國、日本、泰國等亞洲國家不同，新加坡本土影劇的市場需求並不強勁；所以即使是串流平臺，也沒有動機為這個極小的市場投入製作成本。
「大家從國外可能看到新加坡的富裕和成功，人民安居樂業，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你在一個生活費很高的國家做一個劇、一個電影，它的預算不會便宜。當你預算高，又沒有一個先天的大市場去消費，你很難做太本土的東西。所以我相信一個新加坡導演，在做出一點成績之後，唯一的機會就是走出國門，嘗試拍攝更國際的故事。」
這也是為什麼，今年陳哲藝兩部參與金馬影展的新作《漂流人生》和《燃冬》會和過往作品如此不同──《漂流人生》是陳哲藝的第一部英語電影，講述一位非裔難民逃到希臘的旅程；《燃冬》則是刻畫 3 個中國青年，在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際遇──兩者無論拍攝地點、題材還是演員，都與新加坡毫無關係，片場上甚至只有陳哲藝一個新加坡人。
陳哲藝說，自己很可能是新加坡第一個以這種方式挑戰國際市場的導演，但他深信還有更多人能參與，「新加坡人的一大優勢，就是適應力極佳。我們在多文化、多語言環境中成長，並不是像日、韓那樣具有高度同質性的國家，所以當我們走入世界時，往往少了很多包袱。」也因此，他不僅自己做，還帶其他新加坡人一起做，像是找 26 歲的作曲人何堅良（Kin Leonn）替《燃冬》配樂。此前何堅良並無相關經驗，對陳哲藝竟敢交付重任感到受寵若驚。
「我希望把很多不同領域、有才的年輕人慢慢地推向國際，他們才會被看到。」陳哲藝說。這些年，他也透過自己的製片公司「長景路電影工作室」（Giraffe Pictures）推廣亞洲新興導演的作品，何書銘的《花路阿朱媽》就是一例。
回頭找愛
陳哲藝坦言，這條路並不好走，他自己不怕找不到錢，怕的是金主只肯拍他導的作品，不肯投資還沒有實績的年輕導演，讓他經常得四處奔走、花好幾年融資。另一方面，看網路媒體長大的「90 後」、「00 後」世代，看慣了 YouTube、TikTok 等快節奏、搶眼球的短影音，越來越難靜下心看電影，特別是文藝電影。
在如此艱難的時代嘗試另闢蹊徑，經常令陳哲藝身心俱疲。最近他為了兩部新片全球跑宣傳，平均每天只能睡 4、5 個小時，一年裡有半年不在家，犧牲許多和太太與 5 歲兒子的家庭時光，他坦言自己也會受挫、會懷疑、想放棄，「拍文藝片又不會讓我大富大貴，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累？」
「每次懷疑電影，就要回頭找愛。」陳哲藝說，最近到波蘭參加電影節，工作之外的時間，他沒有出去旅遊，而是坐在電影院裡，靜靜地觀賞 1960 年代的波蘭黑白電影，「然後就覺得，電影很好看，好迷人，為什麼之前沒有發現這個導演？」
「只要走進電影院，熱情就會重新被燃起，你就會覺得好電影真的很需要被推廣、很需要被捍衛、很需要被看到。」陳哲藝的眼底浮出笑意，意識彷彿閃回電影院，無法自拔。
【陳哲藝小檔案】
導演過的劇情長片包括：
《燃冬》(The Breaking Ice)
《漂流人生》(Drift)
《熱帶雨》（Wet Season）
《爸媽不在家》（Ilo Ilo）
《熱帶雨》獲第 56 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
《爸媽不在家》獲第 66 屆坎城影展金攝影機獎、
第 50 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
最佳原著劇本獎和最佳劇情片獎
以及國際超過 40 個獎項
英國國家電影電視學院電影指導碩士
義安理工學院電影與傳媒學院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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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張翔一、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