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坤融
今（2023）年 9 月 8 日，勞動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明年基本工資月薪調升為 27,470 元，調幅 4.05％；時薪 183 元，調幅 4％。預估約 179 萬名月薪勞工、60 萬名時薪勞工可受惠，合計約 239 萬名，這也是總統蔡英文上任以來的工資「連 8 漲」。
消息公布之後，引發眾多民眾關注，因為過去幾年受到疫情影響，物價飛漲，生活費用節節攀升。許多民眾認為，儘管未能跟上物價上升的腳步，但薪水提高無疑是喜訊；然而，也有聲音指出，每當基本工資提升，物價也跟著上漲，難道漲基本薪資真的沒有壞處嗎？
明明漲薪水要很高興才對，為何有人聽到這樣的政策會不開心呢？本文將帶你一探究竟。
第一種「不開心」：具相對剝奪感的低薪勞工
我國目前約有 114 萬人平常領取的薪水，僅達基本薪資的程度；提高基本工資，無疑等同為他們正面直接加薪。
然而，對於另外那些「薪資高於基本工資」，卻仍無法維持充裕生活水平的人們來說，這樣的調薪，可能會讓他們感到一股相對剝奪感──別人漲了，我還在原地踏步。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部分的群體，因為基本工資提升，拉高生活成本，進一步加劇他們早已背負的經濟壓力。
舉例來說，目前大學畢業生平均就業薪資為 2 萬 9 千元，雖高於基本工資，但這樣的薪水用在許多地方，應該也說不上有多寬裕的生活水準；且隨著近年物價成長，若薪資結構沒有跟著改變，也讓可支配的金錢所得實質減少。
此外，在政府不斷號稱目前為「經濟最好的時刻」的背後，多項數據卻顯示台灣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像是 2022 年行政院調查資料指出，目前貧富差距已達 6.15 倍，維持近 12 年高點，這些都讓相對剝奪感不斷累積。
第二種「不開心」：弱勢的身心障礙族群
另一方面，社會上也有一群人可能因為個人因素，無法負擔最低基本工資要達成的工作量，進而缺乏工作機會。
這就像近期筆者訪談過的個案。一位透過「就業支援計劃」找到工作的身心障礙者，在工作場所中，他的能力雖然無法勝任大範圍的清潔工作，但仍能完成三分之二左右的工作內容；然而，因為他的身心條件，無法滿足基本薪資對應的工作量，最終還是被解雇了。
該名受訪者分享：「其實我可以工作，也很願意工作，只是比較慢而已。」他很希望可以領少一點的錢，以減少對應的工作量，讓他至少可以出來工作，為自己賺取生活費並貼補家用。
從這個案例我們也可以清楚看見：提升基本工資的同時，若無法靈活調整、分配工作量，可能對某些特殊群體反倒造成了反向排斥。
是時候推動《最低工資法》了？
從前面的案例，我們能夠理解提升基本工資所要面臨的代價，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視情況提升基本工資不重要──基本工資這樣的設計，確實能夠要求雇主給予勞工最低的保障，幫助許多人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但我們要理解它的侷限。
這樣的侷限，讓我們從基本工資的「產地」來看。根據現行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勞動部會邀集勞、資、政、學各界代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衡酌經濟成長率、就業狀況多項指標進行討論，只是，每次審議過程都呈現勞資「隔空喊價」的情況。
然而，面對這樣如同菜市場競逐的場面，政府應該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像是提出更完善的薪資保障制度，讓這些數字可以確實被計算與檢驗，才能讓人民真正感受經濟成長與薪資調整的好處，並減少人民對經濟不平等的苦痛。
所以，就有人倡議所謂的《最低工資法》。
這樣的做法，近期可回溯至 2018 年。勞動部曾在同年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但遲遲未能排入行政院院會審查，勞動部部長許銘春表示，相關計算指標仍待釐清、討論，由於《最低工資法》不僅攸關勞工的基本工資，還涉及資方的運作成本，因此需要待社會共識凝聚。
就在為文當下的 2023 年 9 月中旬，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出席會議時也指出：為強化青年工作者權益保障，他會持續調高基本工資，完成《最低工資法》立法。賴清德強調，他比較強調制度性建立，對勞工保障比較大，且要建立公開透明的參與制度。
放眼國際社會，包含美、英、德、日及南韓等國家，都設有最低工資專法，制度依不同國情而異，可分為「單一最低工資制度」與「多元最低工資制度」等。「單一最低工資制度」適用全體勞工，建立在全體勞工應擁有相同薪資保障的基礎；「多元最低工資制度」則考量不同區域或產業的差異，制定差異化最低工資標準。
將最低工資立一部專法的目的，在於確保社會大眾能在最低限度下維持生計。因此，面對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這也是我們能持續督促政府做得更好的地方。
因應問題，設計對應處理的制度，這樣才能穩定讓不同產業別、不同族群身分，可以獲得最合時宜的保障與調整。期盼政府不只被動「坐等」社會共識聚攏，也要主動出擊，引領社會討論適合台灣的制度。
《關於作者》
李坤融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生，知識型自媒體創作者，Instagram 帳號可點此參考。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