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 2017 年開始，公開自身受到性侵犯與性騷擾經驗的 #MeToo 運動聲勢浩大，在歐美各國尤其如火如荼。而看來當時並沒有「搭上這班車」的臺灣，在 6 年後的今天，因為熱門政治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一段廣為流傳的劇情與台詞，野火燎原般掀起第一波真正的 #MeToo 浪潮。
這讓在日本的我不禁好奇，日本當地的 #MeToo 運動發展如何？又有哪些著名案例，當事人現在又過得如何？在爬梳這段晚近歷史的過程中，我彷彿逐漸接起一條看不見的線，連結散落在日本不同角落的故事。
日本的 #MeToo 象徵：伊藤詩織
標誌性的案件出現在 2017 年 5 月 29 日，獨立記者伊藤詩織控訴 《TBS 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前局長山口敬之性侵案。由於本案在公眾視野的發展歷程，甚至早於「#MeToo」關鍵字在全球的初步擴散期，作為當時日本極少數以真名現身的性侵受害者，伊藤詩織常被稱為日本 #MeToo 運動的象徵。
她曾獲選《時代雜誌》全球百大人物，《紐約時報》稱其創舉打破了日本對性侵的沉默。然而，伊藤詩織在法律途徑上走得並不順遂，起初檢方以「準強姦」嫌疑進行的刑事調查，但因罪證不足而不起訴，伊藤轉而提出民事訴訟，要求山口提出 1100 萬日圓（約 236 萬新臺幣）的損害賠償。
2022 年 7 月 8 日，歷時近 5 年的纏訟，最高法院駁回二人互告之民事訴訟，維持先前二審的東京高等法院判決定讞。法院認定山口敬之有「非合意性行為」，應賠償伊藤詩織 332 萬日圓（71 萬新臺幣），但針對伊藤的著作《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則認定書中描寫「山口使用約會強姦藥物」的段落難以查證屬實，涉及妨害被告之名譽，因此判決伊藤詩織須賠償山口敬之 55 萬日圓（約 11 萬新臺幣）。
劃破寂靜的「巨響」
猶如一道劃破歷史寂靜的巨響，伊藤詩織勇敢果決的行動，鼓舞了許多從未想過「可以這樣站出來」的被害者。2017 年 12 月 17 日，筆名「Ha-chu」（はぁちゅう）的部落客兼作家伊藤春香，在網路論壇 BuzzFeed 上實名指控了過去的上司、廣告業巨擘電通史上最年輕的執行創意總監岸勇希。
對於當時剛從慶應大學畢業、滿懷理想進入電通的伊藤春香來說，岸勇希是曾經出過書、值得尊敬的業界大前輩，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工作前景的對象。然而，當她表現出希望從名古屋分社調職到東京總部的意願後，經常受到岸勇希語帶輕蔑與辱罵的騷擾，批評她的長相與身材，威脅她「進貢」更好看的人給他玩弄。甚至在伊藤春香因受不了他的騷擾而徹底離開廣告業之後，岸勇希仍暗中運用人事權力，阻止她以作家身分參與電通贊助的演講活動。
受到告發後不久，岸勇希發表道歉聲明，同時辭去其創立公司的董事職務並離職。伊藤春香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時表示，她站出來並不是為了復仇、要求道歉或賠償，只是想要讓他知道「你的行為很卑劣，社會是這樣看待你的唷」。
此後不久，長期推動女性參政運動的「政治系偶像」町田彩夏，以及 15 歲就創立公司、有「女高中生社長」之稱的椎木里佳等意見領袖，陸續在推特上說出自己被性騷擾的經驗，短暫延續了「兩伊藤」帶動的聲勢與風潮。不過僅到 2018 年初，也就是伊藤春香發表指控後不到一個月，「接棒」舉發自己曾受性騷擾的聲音就安靜了下來。不過，以上事件仍可被視為日本第一波 #MeToo運動的啟蒙。
還有更多 #MeToo 事件
2018 年 4 月1日，以拍攝 SM 題材與女性裸體聞名的「情色攝影大師」荒木經惟也受到 #MeToo 指控。其實早在 2017 年 8 月 5 日，曾為時裝模特兒的藝術家湯澤薰，就用日、英二語發表題為「何謂藝術」的 Facebook 貼文，自述其 19 歲時，因參與荒木經惟的雜誌拍攝工作而罹患精神疾病，嚴重到後來無法繼續模特兒事業。
她認為荒木經惟的攝影是「假藝術之名的性虐待」，並質疑「難道為了藝術可以犯罪嗎？」時間來到隔年的 4 月 1 日，與荒木經惟合作長達 15 年的模特兒兼舞蹈家 KaoRi 也發表文章，自述長年受到來自荒木的精神折磨，甚至痛苦到一度考慮自殺。
曾在《進擊的巨人》真人版電影中，飾演女主角米卡莎的演員兼名模水原希子，在看了 KaoRi 的文章後受到觸動，除了公開力挺表達支持以外，也自述 20 多歲某次擔任荒木的企業廣告模特兒、因故處於半裸狀態時，突然有 20 多名男性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出來圍觀拍攝。
後來網友查出，該企劃即是化妝品公司資生堂 2013 年元旦的報紙廣告。由於受到社會關注的壓力，資生堂也因而針對高層性暴力啟動公司內部調查，但最後仍以無法釐清當時情況作結。2019 年 12 月，無獨有偶，同樣在攝影界地位崇高、獲獎無數的人權攝影師、新聞攝影雜誌《DAYS JAPAN》前總編輯廣河隆一，也被 7 名女性透過《週刊文春》集體指控敲詐、性侵、性暴力等行為。
日本政治圈也逃不過性騷風波
除新聞、公關及影視界外，先前在 2018 年 4 月，在日本有如小火慢燉的 #MeToo 運動也終於延燒到政界，對象是財務省事務次官福田淳一。《週刊新潮》爆料，針對安倍政權醜聞「森友學園事件」，一名女性記者在爵士酒吧裡採訪福田淳一時，福田竟詢問是否可以摸她胸部。
一系列性騷擾對話的錄音罪證確鑿，福田淳一主動宣布辭去事務次官一職。此事導出的案外案在於，該名記者原來不隸屬於《週刊新潮》，而是朝日電視台的記者，而她曾多次將錄音等證據呈報給長官卻被壓下，後續才憤而尋求其他管道公開。
對於沒有妥適處理員工的性騷擾申訴，朝日新聞台在後來的記者會上表示將深刻反省，建構能讓所有女性安心工作的環境。福田淳一辭官之後，曾短暫在 SBI 大學院大學擔任「經濟政策的理論與實際」等課程講師，後來透過曾任公務員之身分、經由特殊的「律師資格認定制度」取得律師資格，現任思佰益控股公司董事，並於「瓜生・糸賀法律事務所」擔任特別顧問。
2018 年的第二高峰期過後，時隔四年，這把 #MeToo 之火再度燒進電影圈。2022 年 3 月 9 日的《週刊文春》報導，數名女性陸續指控導演兼演員榊英雄的性侵犯行為，例如以討論床戲為由在會議室強暴演員、在居酒屋聚餐完的巷弄中強迫口交、並威脅「事情鬧大會殺了你」等。
事件爆發後，榊英雄原本即將上映的兩部導演作品《蜜月》和《警示燈》都中止上映，至今仍未公開；榊英雄妻子榊泉宣布恢復舊姓為橘泉，並帶著兩個子女與其離婚。
#KuToo 「脫苦」運動
或可稱為「巧合」的是，曾經把日文中「鞋子」（靴，kutsu）跟「痛苦」（苦痛，kutsuu）的諧音連結，鼓勵職場女性拒穿高跟鞋並引起巨大迴響的「#KuToo」運動，其核心人物之一的活動倡議家、作家兼前演員石川優實，居然也是榊英雄暴行的受害者之一。
在《週刊文春》關於榊英雄的重磅報導問世隔天，石川優實立即在部落格發表 1.2 萬字的長文〈我在《週刊文春》關於榊英雄先生的報導中受訪〉，表明自己就是那「數名女性」之一。
談及為何要提起 7 年前的往事，她說是因為無法忍受「看著一個性侵犯拍了跟性侵有關的電影，而且馬上就要上映了（指《蜜月》）」。石川優實說，她在那時候就認清了，自己無法在這種必須滿足有權者要求的環境下繼續當演員，「因為我想做的事情是演戲，而不是跟導演的性行為」她說。
雖然因此被迫離開演藝圈，但放棄最初夢想的這 7 年來，她無法停止自問「該離開的人是我嗎？」後續至 3 月 18 日，包括是枝裕和、西川美和、深田晃司、諏訪敦彥、岨手由貴子、舩橋淳等 6 名導演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導演利用權力進行性加害的行為。
2022 年 3 月底，與榊英雄私交甚篤、出演他多部作品、常在日劇中飾演配角的演員木下鳳華，也被指控曾以演技指導為由，脅迫女演員到家裡發生性關係。在此之後中箭落馬的，則是以血腥、暴力、色情題材著稱的國際影展常客，臺灣觀眾也相當熟悉的鬼才導演園子溫。
2022 年 4 月 4 日的《週刊女性 PRIME》報導，指園子溫濫用導演權勢，透過試鏡掌握生殺大權的機會性侵多名女演員，更曾以炫耀語氣表示「女人就是想要工作才來找我的」、「現在那些女星都是因為我的幫忙才會紅」。此外，被稱為園子溫左右手的電影監製梅川治男，也被指控強迫女演員到廁所拍攝私處照片給他看。
受到猛烈批判的園子溫，隔日隨即以手寫形式、在經紀公司官網發表道歉文，但仍反駁指報導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後來他向《週刊女性 PRIME》的出版社提出刊登道歉廣告、刪除網路報導、以及至少 1 億元的損害賠償等要求，現正繫屬於東京地方法院。
然而，在同年 11 月，園子溫被人發現以「山本孝之」的名義，悄悄復出擔任電影編劇。其妻神樂坂惠在受訪時表示，改名的用意只是希望觀眾能單純欣賞作品。然而 12 月時，曾受到園子溫性侵的 #MeToo 告發者的演員千葉美裸在家中輕生離世。
不只女性，日本男性也有 #MeToo
2023 年年初，日本則陸續爆發一系列圍繞已故「傑尼斯事務所」創辦人強尼．喜多川的性侵害指控。這件震撼日本演藝圈的大事件，早在 20 多年前《週刊文春》即有類似的報導，而引發綿延數年的法律訴訟。
不過，相關事件過往甚少被放在 #MeToo運動的脈絡下討論，但若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強尼．喜多川掌握男子偶像團體出道與否的決策權，他的行為完全是 #MeToo 故事中，常見的「權勢性交／權勢猥褻」，而事件走向也有許多共通之處。
2021 年開始，相當於練習生的前任「小傑尼斯」成員前田航氣、岡本考安（岡本カウアン，或譯岡本 Kauan）等人，先後在各種專訪、社交媒體、網路節目中披露強尼．喜多川對公司旗下男藝人的性侵害行為，但皆未獲主流媒體重視。
直到今（2023）年 3 月 7 日，英國《BBC》專題報導《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秘密醜聞》上線後，雖然大多資訊是整理自《週刊文春》1999 年的報導，卻瞬間在日本網路引爆巨大迴響。
岡本考安趁勝追擊，在 4 月 12 日召開國際記者會，完整講述受害經歷。這場記者會終於擊破日本主流媒體的沉默之牆，不僅《讀賣新聞》等 5 大報跟進報導，因製播《The 少年俱樂部》等長壽節目、而與傑尼斯事務所擁有深度合作關係的 NHK，也罕見地在下午新聞時段提及此事。
然而，與前述事件不同的是，因當事人強尼．喜多川已於 2019 年離世，我們看不到加害者直面這場社會運動、或是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場面。5 月 14 日，強尼．喜多川的外甥女、傑尼斯現任社長藤島茱莉景子發布 1 分鐘影片，4 度鞠躬向受害者、粉絲與社會大眾致歉。
5 月 16 日，岡本考安與另一位前「小傑尼斯」成員橋田康，共同出席了立憲民主黨舉行的眾議院聽證會，呼籲國會檢討有關性被害及《兒童虐待防止法》的修法程序。
日本媒體的待改進之處
東京大學教授林香里在她為《共同參畫》雜誌 2020 年 3、4 月號寫的卷頭語文章〈日本不流行 #MeToo嗎？〉一文中指出，常有記者詢問她：#MeToo 運動為何在日本不盛行？
對此，林香里認為其實不然，因為日本光是近幾年來，就有抗議「東京醫科大學不正入試」的遊行、抗議法院經常判強制性交罪被告無罪的「鮮花運動」（フラワーデモ）、要求根絕「求職性騷」的學生運動、提倡不穿高跟鞋的 #KuToo 運動、痴漢巡邏隊活動等，日本社會各界早已展開了各種主張女性尊嚴的嶄新 #MeToo運動。
因此她認為該問的不是「為何不爆」，而是「為何媒體不讓它爆？」因為與其他各主要國家相比，日本媒體在處理性別平等相關話題方面表現相當消極，原因之一在於，在媒體業工作的女性是壓倒性的少數。如果以男性為主的媒體本身沒有伸起接收這方面資訊的天線，那新聞的選擇、內容、優先程度的多元性、以及來自少數族群的視角都會變得很單薄。
林香里教授的說法雖然意在批判日本媒體，但同時也讓我想到，雖然臺灣記者常被批評只會上網「抄新聞」，但若沒有主流媒體的跟進報導，網路社群上熱火朝天的按讚數、分享數和批判聲浪，能否在主流社會形成具象化的譴責力量、進而在社經層面上真正制裁加害人，也是一個未知數。
最後，在最近臺灣這波 #MeToo 浪潮下，另一個在社群中常見的討論是 #MeToo 運動之所以能「燒起來」，是不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出於種種很明顯的原因，與其他大多數領域相比，臺灣在性別平權議題相關的討論中，向來很少將日本視為值得效法的對象。
不過，即使在這樣看似保守與女性權益不彰的國度，#MeToo 運動仍在不同領域持續至今，在 2017 年、2018 年、2022 年陸續有過 3 段高峰期。雖然星星之火不至燎原，但也絕非一閃即逝，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從前述一些指標事件的結果可以看到，在社會大眾心裡，加害者的功過不會相抵，只會並陳。希望這些受害者們的勇氣，能昇華為社會進步的動力，讓未來無論是職場、校園還是其他領域，都不要再有人受害。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梅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