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曹宇程 Tsao Yu-Cheng
近年來，「2030 雙語政策」（Bilingual 2030）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蔡英文總統明確揭示，將臺灣於 2030 年打造為一雙語國家，於是，政府登高一呼，雙語政策彷彿頓時成了一門顯學，全臺各地的雙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家長對於雙語教學更是趨之若鶩，亟欲跟上此波雙語教學的浪潮，深怕孩子在學習上輸在起跑點，不利於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然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這樣一個足以撼動數個世代的宏大教育目標，牽連著臺灣下一代的教育方針，究竟對於我國的長遠發展是利是弊？而雙語政策是否存在某些問題？在現行運作中又碰上了哪些難題？而我們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前篇：分析 2030 雙語政策（上）良方，還是毒藥？一起看看三大難題、四大迷思
在上篇文章中，首先分析了推動雙語政策的三大現行難題，並接著討論該政策有哪些神話與迷思。以下將繼續探討「雙語」和「全英語授課」的盲點，並試著為避免「雙輸」局面、迎向「多贏」結果，提出具體的四大建議。
迷思三：2030 雙語政策，是哪「雙語」？
當我們提起「雙語」，腦中很自然的會浮現兩種語言：英語和華語（或稱中文）。然而事實上，在 2030 雙語政策的願景中，唯一確定的只有英語。
根據東海大學何萬順教授的統計，在「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政策說明中，「英語」出現了 60 次，「雙語」出現 11 次，「中英文」、「中文」、「國文」、「國語」、「華文」、「華語」出現 0 次。何教授提出，雙語國家政策豈是真正要同時注重「雙語」？獨尊英語的態勢不言而喻，又何須欲蓋彌彰？
在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4 條當中寫道：「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同時明訂目前的法定國家語言共有將近 20 種，然而諷刺的是，其中並不包含英語。事實是，臺灣是個多語社會，法律也明訂各國家語言應同等重視，但在雙語國家政策之下，彷彿就好像開倒車一般，竟要從一個文化豐富的「多語國家」，退為「雙語國家」？
面對類似的質疑，政府相關部會的回答似乎不難預測。國發會主委龔明鑫在接受 YouTuber 阿滴的頻道「阿滴英文」專訪時便稱，雙語政策絕非在打壓本土語言，兩者是可以共存而不相衝突的。
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這樣的宣示似乎依舊只是理想。當全國上下追求雙語學習，英語的學習價值不斷抬升，學生的學習重點自然會擺在英語的學習，而如此一來，勢必會大大壓縮學生對於學習母語或其他本土語言的動機與時間。
此外，英語是升學考科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本土語言不是，在升學至上的社會環境之中，基於理性的效益選擇，家長與學生自然格外注重英語的學習科目，本土語言意識與母語保存都是其次。如此一來，真能聲稱雙語政策與母語保存不相衝突嗎？
迷思四：裹著糖衣的「全英語授課」，能學得深入嗎？
在雙語政策的巨大架構底下，高教階段的各大專院校為了順應此一潮流，紛紛推出所謂的全英語教學 EMI（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裡的定義，EMI「係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提供的學習課程，其內容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展示與評量 100% 使用英語」。
上述強調英語浸潤式學習的概念，看似和雙語政策的目標不謀而合；但我們必須回頭檢視，這樣的學習模式，是否真正符合高等教育的初衷？
根據臺大外文系助理教授張心瑜教授的實際田野調查，諸多受訪者（包含教師、學生）皆同樣提到了全英語教學對於教學內容的限制。同樣的課堂時間，因為利用英文授課，使得原先用中文可以講解到 200 多頁的進度，減少了 100 頁。為了幫助學生的理解，課堂講授往往必須利用更多的時間解釋名詞、概念，深怕學生對於定義的理解有誤或不夠精準，因此上課進度勢必會較為緩慢。這種類似的教學狀況，事實上在中小學的教育階段也同樣出現。
語言的使用，對於教學會有重大的影響：怎麼教、教什麼、如何備課、進度安排、參考書籍、評量方式等等，無一不是影響著學習的過程。因此，當甚麼都要與英文沾上邊，過度強調英語的結果，反而讓「雙語的初衷演變為單語的現實」。
事實上，全英語授課早已被不少人視為過時的教學模式，在「台灣語文學會」對雙語國家的立場聲明中，更是明白點出此點，其原文摘錄如下：
「雙語國家」所力推的全英語授課，是基於過時的「分離式雙語觀」，未能善用第一語言的功能，不重視語言之間的協同效益，也忽略第一語言是學生信心來源的載體，反而在語言之間築起高牆，讓語言學習變成焦慮的學習過程……一廂情願的認為教師只要以英語授課，學生便能同時增加英語能力與學科或術科能力，這是過度樂觀的假設……師資缺口、雙語教材研發等皆未就緒，盲目以雙語進行授課，可能犧牲學生對學科核心知識的理解以及對語言學習的興趣。更嚴重者，可能加速部分學生提早放棄學業。
基於上述，不難發現全英語教學的效果絕非十全十美，甚至有違高等教育的精神。然而在現今全臺各大專院校所掀起的一股 EMI 教育風潮，在在證明了我們對於全英語授課的尊崇迷思，仍舊有待破解。
綜合以上討論，不難想見現行的雙語政策，雖然有著看似十分理想的願景規劃，實際上卻是面臨著重重難關。
加強國人英語力、提升國民學習英語的意願、引進數位學習、增進公務人員英語能力等等，都是很棒的努力方向，筆者絕對不是要反對以上概念，反而其實是相當樂見決策者對於國家整體語文實力的重視。然而，面對不同質疑的聲浪，政府勢必得針對政策執行有更進一步的仔細考量。
因此，筆者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希望拋磚引玉，做為參考。
建議一：回歸英語教育的本質，而不沉浸於雙語教育的迷思
針對臺灣學童的英語學習，普遍認知是我國學子在英語的「聽、讀」方面具備較強的能力，但在「說、寫」方面就較為弱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為臺灣多年來教育現況是以考試領導教學的一大結果──當學習語言是為了應付考試，而非當作日常生活的溝通工具時，語言能力發展自然受到限制。
而雙語教學看似提供學生更多在平時接觸英語的環境，但現實是，當英語用來傳授其他專業科目時，相關的專業名詞與術語根本不會在生活上用到，反而還弱化了學生對於其他學科的學習效果，導致雙語教育成了學生額外的學習焦慮。
因此，與其著重於雙語教育，倒不如重新檢視我國「英語教育」的本質，優先解決長年來檢定考試領導教學、英語教學時數不足，以及英語師資無缺聘用等問題。同時，讓各學科回歸其專業領域，避免因為雙語政策，導致教師「反淘汰」的現象，讓各學科具備相當專業能力的教師，不被英語能力所限，皆能進入教學現場貢獻所能，才是不違教育的初衷。
建議二：調整政策評估之績效指標（KPI）
在績效指標上，應不單只重視雙語學校的數字，而是在教育的「質」與「量」之間取得平衡。此外，檢視各校實施雙語教學的必備條件，在事先考量學生語言能力及教師專業及語言能力的前提下，擬定各校轉型為雙語學校的條件依據，不強求每一學校皆要轉型成為雙語教學。
同時，採取循序漸進的模式，可先以實驗教育方式找出雙語教學的實際成效與可行性評估，再加以擴大辦理，而不貿然躁進。
建議三：廣納利益關係人之共識
在政策推動上，應導入學校、教師、家長、學者等多方意見，並且實際聆聽第一線授課教師的聲音，經過充分溝通與意見交換後，再針對政策內容進行修正。
另外，除了英語學者的意見，也應同時納入其他語言學者和相關專家的想法做為參考，當作政策擬定之依據。
建議四：完善雙語師資培育流程，提高誘因
前文提及師資方面，雙語政策的誘因不足、門檻過高，因此應增加基層教師願意投入雙語教育的意願，並且主動給予教師相關的支持協助，例如提供雙語課綱及雙語教材等等。
另一方面，不受「外師迷思」所侷限：不得不否認，引入母語者進入我國的英語教學環境，有助於學生增加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但也得同時意識到，本土英語教師仍舊有其優勢，能以自身學習經驗出發，更能體會學生在學習上所遭遇的困難，並加以協助。況且英語以外的其他學科有其專業性存在，外師教學絕非萬靈丹。
借鏡他國案例
平心而論，2030 雙語政策所要帶給臺灣下一代的教育，究竟是什麼？雙語國家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大概唯有留待時間證明。但若從其他國家的經驗觀察，似乎不難瞥見些許端倪。
實施雙語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新加坡，自 1987 年便正式推出「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教育政策，但由於過度強調單一語言英語的重要性，使得母語逐漸式微，2019 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公開表示星國的「雙語優勢正在相對減弱」。因應中國崛起的時空背景，各地紛紛掀起學習中文的浪潮，但新加坡的華文卻正在漸漸退步。
再看南非的案例，在其種族隔離制度移除之後，語言政策跟著鬆綁，學校可以在經過多方討論後決定授課所欲使用的語言。許多學校因為認為英語具備高度重要性，選擇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而非當地民間通用的非洲語，然而真實的現況是，因為使用學生不熟的語言上課，不只讓母語更加弱勢，教學效果打折的情形也紛紛浮現。2018 年針對南非林波波省的研究中，就有超過 8 成老師反映用全英文授課，學生常因聽不懂而無法理解課程。
因此，我國的 2030 雙語政策，真的是當代臺灣教育的解方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兼任教授周中天老師直言，「全球化時代，外語學習機會與環境越來越豐富，相對而言，被稀釋的本國語言學習資源更要珍惜。」臺灣是個多語社會，各式各樣不同的語言文化交融，相互激盪出今日我們所成長的臺灣社會。在雙語政策底下，強勢英語霸權來襲，本土語言的處境只會更加艱難。
筆者始終相信，「夠本土、夠在地，才有資格全球化」，唯有扎根本土、立足臺灣，才能放眼世界。一味地追尋國際化，而忘卻了自身的價值，彷彿一個人失去了自我的靈魂，終究會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沒。「雙語國家」是否終究會導致「雙輸」的局面，沒有人能預知；但能夠確定的是，營造「多語臺灣、英語友善」的環境，勢必能夠帶來「多贏」的成果。
《關於作者》
曹宇程 Tsao Yu-Cheng
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師資生。為一名於彰化出生長大，北上至台北念書的異鄉學子。關心教育相關議題，可能也由於自己是政治學系的背景，對於議題的切入角度容易帶著較強的批判意識。儘管如此，仍希望能在自己尖銳的文筆之下，蘊含著一絲溫暖，替社會帶來些許正向力量。
＊2023 年最新雙語教育深度分析，請參閱換日線夏季刊，各大超商及實體／網路書店皆有販售，歡迎點擊《雙語教育 2030：借鏡新加坡》試閱。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