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為何歐洲的「穆斯林難民」以男性居多？從一則陰謀論說起──不一樣的國際志工（九）
「這裡的難民大多來自哪個國家呀？」加入位在賽爾維亞貝爾格勒的難民組織 The Workshop 後，我好奇地問組織負責人 Jena，「蒲隆地（Burundi）」Jena 回，「過去有些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朗的難民，但最近都以蒲隆地為主。」
我轉頭看了看牆面上的世界地圖，看著非洲中部盧安達南方的蒲隆地，接著問：「我在希臘的時候，有一群來自索馬利亞與索馬利蘭的難民，是因為博科聖地（奈及利亞的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組織，曾宣示效忠伊斯蘭國，其後又宣告脫離）的恐怖攻擊，蒲隆地也是受到博科聖地攻擊嗎？還是是因為種族衝突？而且蒲隆地這麼小的國家，怎麼都集中到了塞爾維亞？」就在我一臉狐疑的時候，一旁另一位組織負責人 Nick 笑笑地回：「因為他們撤回承認科索沃！」
原來，2018 年 2 月，蒲隆地撤回承認科索沃共和國主權，3 個月後，塞爾維亞便取消了蒲隆地公民的簽證限制。至此，塞爾維亞成了那些想逃離蒲隆地、去到歐洲尋找更好生活人們的出口。
只聽過盧安達，卻不知蒲隆地？
可能因電影《盧安達飯店》，蒲隆地北方的盧安達對台灣人而言更為熟悉，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盧安達與蒲隆地在 15 世紀前屬於同一王國，具有相同歷史、語言，並由胡圖族（Hutu）、圖西族（Tutsi）和特瓦族等 3 個主要族群組成，直到 1962 年比利時結束殖民統治後，才分為兩國獨立。而類似盧安達發生的種族屠殺，也在蒲隆地發生。
比利時殖民時期，殖民政府為了穩固統治權，刻意扶持人口較少的圖西族，並以許多隔離、不平等政策挑起其與胡圖族的種族對立。長期的種族矛盾在 1993 年爆發，引發長達 11 年的種族屠殺與內戰，導致 30 萬蒲隆地人身亡。縱使如今屠殺與內戰已經結束，種族對立仍舊深植於社會。
2015 年時，蒲隆地時任總統恩庫倫齊薩（Pierre Nkurunziza）違憲參選尋求連任，民眾上街抗議，換來的是政府的暴力鎮壓以及隨後的長期高壓管制。Nkurunziza 於 2020 年驟逝，其繼任者恩達依希密耶（Evariste Ndayishimiye）持續以高壓統治迫害異己。社會的長期對立與政治動盪，成了蒲隆地人逃離、去到歐洲尋找新人生的一大推力。
賽爾維亞免簽，成歐盟邊境「破口」
在塞爾維亞開放免簽後，很快的，這個與 4 個歐盟國（克羅埃西亞、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保加利亞）接壤的國家，成了他們進入歐洲的最好機會。根據塞爾維亞非營利組織 KlikAktiv 的資料，自 2015 年已有超過 33 萬名蒲隆地人逃離家園。由於歷史的緣故，比利時已有蒲隆地社群，因此許多蒲隆地人以比利時為最終目的。然而，對歐盟而言，塞爾維亞開放蒲隆地免簽可不是什麼好事，而是邊界控管的「破口」。
根據 POLITICO，2022 年的前 9 個月，歐盟官方就觀察到超過 10 萬人從西巴爾幹非法入境歐盟，是 2021 年的 3 倍、2019 年的 10 倍。
不斷升高的「闖關人數」引起了歐盟的注意。歐盟會員國事務委員在 2022 年10 月召集奧地利、捷克以及匈牙利等 3 個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進行討論。歐盟的擔憂其來有自，除了難民對文化、福利制度與政治經濟造成的負擔；在俄烏戰爭期間，歐盟更擔心來自巴爾幹路線的難民將讓已接納眾多烏克蘭難民的國家吃不消，甚至可能造成國內動盪，影響對抗俄羅斯的能力。奧地利內政部長 Gerhard Karner 表態「我們的能力有限」，更直指塞爾維亞「濫用免簽」的行為造成庇護申請的快速上升，並指出奧地利在 2022 年 1 月至 8 月間就收到 5 萬 6 千份庇護申請。
國際政治的無奈下，志工能做什麼？
就在 2022 年 10 月 21 日這天，正在申請加入歐盟的塞爾維亞，宣布取消蒲隆地與突尼西亞的免簽優惠。蒲隆地的難民人口因政治衝突而生，他們的一線希望因政治互惠而起，然而卻也因政治因素，如今希望破滅。許多時候，難民議題追根究底是政治問題，而在極權政治以及國際角力底下，平民卻是如此的渺小。
作為難民志工以及關注難民議題的人，在了解議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與歐洲國家的兩難後，往往會感到無比無力。蒲隆地距離我們如此遙遠，也難以形塑國際輿論，對當地政府施壓，但當我與這些已經到塞爾維亞的蒲隆地朋友相處時，我可以做的，是藉由陪伴和英文教學，讓他們能在未來更好地融入歐洲社會，降低歐洲社會對非洲難民的排斥；並透過長期的支持組織，讓影響力有機會擴大。這樣的行動或許無法改變政治環境，但難民議題影響的是一個個的人，而對個人而言，這有機會成為改變他們未來生活的關鍵。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