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選擇將智庫研究員工作轉為留職停薪，並負笈北京清華大學就讀博士班深造三年。等到第四年陸續因應博資考、論文開題之前，不幸在 2019 年底爆發的 COVID-19 疫情迅速蔓延。猶記得國外疫情傳遞速度之快，幾乎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遍佈全球，死亡人數更是直線上升。
雖當時官方宣稱 COVID-19 僅是短期的大規模流行病毒，但至今原病毒的變異株不斷翻新，疫情似乎也看不見明確的終點。這也使得像是歐美如時任英國首相強生宣布，不再以強硬的手段封鎖控制，而是將與病毒共存。
當時人在北京的不祥預感
然而，中國官方媒體向來報喜不報憂，初期體會清華大學封控清零管理、將疫情來源地的湖北學生管制，清華師生甚至需要批准方能進出校園內外，學生宣稱為「封校」。
直至在清華校醫院問診時，大夫無意中透露說：「疫情不會蔓延，即便染疫者是真實是得到 COVID-19 而死亡，但官方統計仍會將染疫者視為因「其他流感症狀」死亡。」在聽到的當下，讓筆者錯愕不已。
當時筆者完全體會了北京防疫物資缺乏、校園被迫式集中管理、新聞台播報國外疫情嚴重卻對自身防疫歌功頌德，以及中國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混亂。
職此，筆者在當年寒假毅然決然回到臺灣躲避疫情，希冀等到疫苗的研發與施打能抑制 COVID-19 病毒。不過，即便各國政府最初清零病毒擁有雄心壯志，但隨著病毒珠不斷地變異下，終究被迫採用與病毒共存的軟著陸策略。
無奈的是，筆者對疫情蔓延及其對應解封的想法，似乎太過天真了。臺灣新聞台或其他網路平台，原先探討政治現象、公共政策、經濟議題的政治名嘴或財經專家卻集體失聲，探討疫情的政策企業家則慢慢導向為醫衛專家。
筆者開始適應聆聽醫衛專家每日掌握疫情動態的「播報」。在經過好一段時間，再將這些公衛醫療專家與政治評論家、公共政策專家、經濟學家對等人疫情的評論進行比較，發現在疫情最嚴重的階段，這些名嘴所言幾乎已無用武之地。
「疫情返臺就學銜接計畫」成了接觸公衛的開始
相對來說，衛福部成為內閣部會之首，衛福部長兼防疫中心指揮官的一舉一動皆佔據國內媒體的大篇幅報導。臺灣更在此時頓時成為「醫衛國」，除筆者連帶發現臺灣過去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愛恨糾葛，臺灣網民與 WHO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爆發種族歧視的網軍攻擊，以及政府積極組織口罩國家隊，到疫苗國產等一系列爭議。
筆者過往就學背景以國際政治、區域經濟、公共管理及政策分析為主，但面臨堪稱全球最致命的公衛危機的疫情，或許也是因為缺乏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的背景知識，顯得手足無措。當時甚至覺得社會科學的常態特質將被打破，而醫衛領域頓時成為推動社會科學尋求新典範的契機。
當疫情蔓延高峰之時，因尚無合格疫苗可施打，原先在海外留學生相繼返臺。為了不讓疫情影響而喪失就學權益，筆者就依照教育部核定「一般大學辦理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計畫」，決定將北京清華課程暫時休學，返臺就讀臺大公衛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亦為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之後就讀第二碩士，開啟了一段臺大法學士如何修讀公衛理學碩士之旅。
常見一類、二類、三類學生齊修課的公院學院
臺大公衛學院的建築品質和精美地段，常被法學院知名刑法老師戲稱為「臺大101」；由於公衛學院是從醫學院獨立出來，讓那位知名刑法老師直言：「公衛學院是醫學院的小跟班！」
不過，話說 20 多年前，公衛學院大樓的興建所累積的工安與噪音問題，以及佔有男生宿舍區的壘球場、排球場、網球場，是當時居住在附近男 16 宿舍（經濟系學生）、男 4 宿舍（法律系、政治系）心中永遠的痛。男生宿舍的生治會三不五時抱怨公衛學院施工，不僅影響宿舍區學生的生活作息，更是讓準備國家考試的考生無語問蒼天。
生治會的版群建立在「批踢踢兔」，甚至直接以「萬惡的公衛」為標題放入精華區。然而，事隔多年隨法律系、政治系、經濟系學生陸續搬回校總區的宿舍，原先的男 16 宿舍被拆掉改成「藥學院」，而原本舊公衛區域也要重新整修改為「護理學院」。男 4 舍則從過去的法律系、政治系學生居住地，演變成公衛學院男生的宿舍區，使得從徐州路至紹興南街的精華地段，業已成為公衛學群的棲身地。
臺大人對公衛學院的印象，乃號稱「小臺大」，因無論一類、二類、三類的學生都能在公衛學院課程相遇，公衛學院也鼓勵學生跨系所雙修或輔系。此外，在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兩科大魔王嚴峻的挑戰下，公衛學生統計能力更勝醫學院學生。
公共衛生係屬整合性科學，核心學科包涵「生物統計」、「流行病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社會與行為科學」、「政策與管理科學」5 大類。對於公衛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而言，跨領域知識與團隊合作，乃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事實上，臺大公衛學院目前設有一個公衛系學士班，確有設立 5 個研究所，分別為：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研究所、食品安全與健康研究所、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等，因應在職生進修及符合國際化的需求，於是又設立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全球衛生學位學程兩學程。
臺大公衛系參照美國「公共衛生學院學程聯盟」（ASPPH）指引，設計 5 大專業領域核心課程：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生物統計與健康資訊、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以及健康政策與管理。
此外，近三年因疫情在臺灣仍未見明顯趨緩的跡象，大家透過臨床或媒體見識醫護人員的辛勞與偉大，從新聞及輿論上報考公衛學群的人群激增，公共衛生學群突然變成抗疫的顯學。指揮中心在記者會經常提到「Ct 值」、「R0 值」、「Rt 值」之定義，大家也是琅琅上口。
COVAX 面臨公共衛生倫理之困境：徒善不足以為政
筆者修課期間，對其中一堂課程「公共衛生倫理」產生極為濃烈的興趣，該名授課老師原來為精神科醫師，但受到法律的感召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深造，回台後成為地檢署的檢察官。
該教授在課堂上談到公共衛生倫理議題爭辯時，常直接詢問同學：「自由主義者會怎麼思考？康德主義者又會怎麼想？」在此課的薰陶下，再加上當時臺灣缺乏疫苗的時空背景，也讓筆者不經易地思索：「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GAVI）和 COVAX 似乎面臨公共衛生倫理之困境，疫苗供給「患寡也患不公」？
試想，COVID-19 病毒自 2020 年初爆發，全球染疫總數已逾 1.8 億人，諸國採取鎖國封城，造成全球經濟重創，百業蕭條。隨著後續疫苗問世，國際社會無論國力大小，皆出現疫苗搶購的熱潮。後續當美國、歐盟國家各自圈購疫苗之際，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則如火如荼向開發中國家援贈、推薦國產疫苗，涵蓋印太、中南美、中東、非洲等區域。現在疫苗已等同國家安全戰略物資，供需關係形塑新的大國賽局，疫苗外交於焉興盛。
然而，全球正面臨疫情當前，疫苗的研製和分發工作成了國際社會的頭等大事，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立「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GAVI）的組織，耗資 180 億美元在 2022 年前，向全球提供 20 億劑 COVID-19 病毒疫苗， 並重點保護醫護人員和被認為風險較高的人群。然而，不少學生認為 COVAX 疫苗分配機制立意良善，但有陷入「徒善不足以為政」之公共衛生倫理之困境。
反思：分配疫苗也需要「公道」
COVAX 的保守目標是為每個國家／地區 20% 的人口接種疫苗，據估計這足以覆蓋高危人群和醫療衛生工作者。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已制定 60%的覆蓋率目標，需要為實現這些不同的目標建立合理的秩序。
例如：南非和印度呼籲世界貿易組織（WTO）必須放棄對 COVID- 19 藥物和疫苗的智慧財產權保護，以促進疫苗的生產和普及，並且得到 WHO 秘書長譚德賽的支持，但英國、美國、加拿大、挪威及歐盟的反對下，該提議被擱置不前無疾而終。
筆者再讀第二個碩士時，時常思考倘若沒有安全網保護弱勢的放任市場，且把均貧富與增共善的措施，都排除在外的最小功能政府，勢必導致 COVAX 面臨公共衛生倫理難以挽回的困境。
職此，全球亟需一個有道德信用的權威平台，來支持疫苗的全球可及性，在目標受到威脅時進行干預，並極力聲討不公平公正的行徑。無論如何，筆者希冀能有愈來愈多的公衛師能來關懷此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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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梅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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