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2 月 6 日與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在兩國劍拔弩張互相放話近一年以來，通了第一次的電話。主因當然是當天發生在土耳其和敘利亞邊界規模 7.8 的致命強震。
截至目前，死亡人數已突破數萬人，但隨著黃金 72 小時流逝，大型機具進入災區開挖，最終確認的死亡人數可能多出好幾倍，土耳其及敘利亞兩國因此次地震而無家可歸的災民人數，更是多達幾百萬人。
在這簡短的對話中，米佐塔基斯與艾爾多安表達希臘政府和人民對悲慘生命損失的哀悼，並願意提供即時協助。在獲得艾爾多安的首肯後，希臘立即動員一架 C130 軍用貨機滿載著醫療用品以及救難犬、特種部隊 EMAK、醫生和急救人員，以及 5 架裝滿人道援助物資飛機前往災區，各個民間團體及各級機關，也自發性地發起捐助物資的活動。
此外，希臘當地的媒體更是 24 小時馬拉松式地報導當地救災的消息。許多人像婆婆一樣，整體守在螢幕前，不停在胸前畫著十字架，為災民念著祈禱詞。
這次兩國領袖及近年罕見的友善通話，除了被各方媒體放大檢視，更普遍將此舉視為「土希地震外交」（earthquake diplomacy）慣例，對於打破兩國政治上長期的敵對氣氛，有著謹慎且樂觀的期待。
雞犬相聞的「地震外交」其來有自
希臘與土耳其的地震外交始於 1999 年夏季。土耳其在該年 8 月發生 7.6 級的大地震，傷亡人數多達幾萬人，希臘在當時則是第一個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國家。同年 9 月，也就是土耳其地震發生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希臘緊接著也遭到 5.9 級地震摧殘，導致上百人喪生。 土耳其見狀立即投桃报李，也成為第一個到達現場的國際援助。這場患難中萌生的友誼，也換來了兩國 10 年間正面友善的外交氛圍。
雖後續 2020 年另一場 6.7 級地震和海嘯襲擊了土耳其西海岸，希臘也對此迅速派出救援隊協助救援，但兩國友好的氣氛，卻未能像 11 年前一樣維持下來。
土希間的世紀糾葛史
就像是婆婆每日必追，動輒幾百集的土耳其愛情連續劇一般，相鄰的希臘與土耳其雖然在文化及食物上有高度的相關，但關係卻總籠罩在幾世紀的戰爭及愛恨交雜的複雜歷史之中。
近年又因愛琴海經濟海域、國家領空、長期存在的塞浦路斯爭端及國内激進民族主義，同屬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與希臘的衝突不斷升溫，屢屢互相指責是對方違反了國際法。
除了去（2022）年 12 月艾爾多安公開恫嚇「土耳其導彈可以擊中雅典」的政治言辭外，同年 6 月艾爾多安的親密戰友奧馬爾．塞利克（Omer Celik）針對愛琴海小島的歸屬權時說的：「我們可能有一天晚上就會突然來了！」也讓希臘各界對此言論譁然一時。每次聽到頭上的飛機引擎作響，朋友間就會開玩笑地說：「是土耳其人打來了！」
以宗教及人種為準的「人口交換」
回溯到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打敗的東羅馬帝國可能太遙遠，但屹立到 20 世纪初的鄂圖曼帝國的巨大陰影至今仍籠罩在希臘上空。
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鄂圖曼帝國分崩離析，領土遭到列強瓜分的時刻，1832 年從鄂圖曼帝國獨立出來的希臘，也試圖吞併小亞細亞（Asia Minor 又稱 Anatolia）來擴大自己的領土。到 1922 年，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則一鼓作氣把絕大部份希臘軍隊趕回巴爾幹半島，取得最終勝利。
從 1914 到 1923 年的戰爭期間，雙方都犯下了許多殘忍戰爭罪行。然而，鄂圖曼及後來凱末爾的政權主導了國際種族滅絕學者協會認定的「鄂圖曼希臘基督徒的種族滅絕」，更在當時造成數十萬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死亡。
戰後，歐洲列強和土耳其及希臘政府開會商談新的地區秩序，簽訂了 1923 年的「洛桑協定」（Traité de Lausanne）。該協定同意希臘與土耳其可以美其名「交換」，其實是名正言順地「驅逐」居住在各自領土內的希臘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
此舉也導致約有 120 萬逃過大屠殺的希臘倖存者，被迫離開小亞細亞，逃到當時僅擁有 500 萬人口的希臘。值得讓人反思的是，這是彼時主流的政治正確。世界政治家皆稱讚，透過「人口交換」，不失為解決無法共存的少數民族問題的良好方法，兩國政府可將交換移民視為創造單一文化的難得機會。
再次遭土耳其驅逐的希臘人
原本控制著鄂斯曼帝國首都重要商業、藝術和文化及生產領域的伊斯坦堡希臘人憑借著影響力及財力，成功地被排除在 1923 年的希臘—土耳其人口交換名單，取得了繼續在土耳其生活及工作的協議，但留下來的日子卻愈發艱辛。
在 1923 年與希臘人口交換之後，土耳其的政府便開始實施了一系列歧視非穆斯林的措施，包括 1942 年對非穆斯林課徵高達 156%-232% 的財富稅（對比穆斯林的 4.94%），以及 1955 年 9 月被有些媒體稱為「土耳其版水晶之夜」的伊斯坦堡希臘人遭屠殺事件（原水晶之夜指的是 1938 年納粹德國各地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當晚除了多名希臘人遭殺，連猶太人及亞美尼亞人的住家、商店、學校、工廠和教堂都遭到嚴重破壞或摧毀。
後續土耳其更以塞普勒斯衝突為理由，在 1964 年開始正式驅逐第一批「對土耳其國家有害」的希臘人出境。一年之內，就約有 4 萬名希臘人被迫離境。在他們被迫離開時，只被允許攜帶 20 公斤的隨身物品和 220 土耳其里拉（約 353 臺幣）的現金，而這些希臘人所留下的財產、房屋及銀行帳戶，則皆被土耳其政府沒收。
移民家族揮之不去的黑歷史
我先生的家族也是從土耳其移民到希臘的後代。
公公的外祖父之前的世代家族一直住在伊斯坦堡。可能是身為商人的敏銳，公公的外祖父早早察覺不利希臘東正教徒的局勢正在升溫，所以早在 1920 初就果斷變賣家產，帶著所有家當及眷屬，連根拔起搬到雅典。
婆婆的家就像一個時光膠囊，牆上掛的還是伊斯坦堡帶來的珍貴手工地毯，櫃子擺的是從伊斯坦堡搬來的成套銀製餐具，桌上放的是祖傳的絲綢桌墊。我第一次去婆婆家時，吃飯時湯汁滴到桌布，先生一句玩笑話：「妳滴到我曾曾祖母的手工桌布了！」嚇得我臉色發白！
公公的外祖父因為離開伊斯坦堡的早，還有本錢可以在異地重新開始，算是幸運的一批。後來那些被迫倉促離開土耳其的希臘人，大多數都出生在土耳其。其中許多人從未去過希臘，也不懂希臘文。
「他們在希臘沒有特定的地方可去，他們也不知道到達那裡後該做什麼。」1964 年記錄當時土耳其人驅逐伊斯坦堡希臘人狀況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報導中這樣寫到。很多受過高教育水準及良好的身世背景的人，一夕之間失去了大全部的財產，一窮二白地回到希臘，更因外來者的身份遭受希臘本土居民的歧視及排擠，成了應是自己國家的難民。
這段長達一世紀傷痛的歷史，無論是在希臘還是土耳其人心中，都是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話題。不只因為宗教及民族主義造成的人類悲劇，更是因為同宗教同種族的移民在自己的家鄉，卻遭到自己人的歧視。這段複雜且不堪回首的過去，也讓當權者在許多書籍抹去了這段歷史，成為迄今許多人寧願選擇閉口不談或遺忘的黑歷史。不過，也有許多移民的後代及歷史學家自建社團及網站，來蒐集這段時間的史事，以及撰寫相關的故事及小說，讓眾人在公開討論歷史的傷痛，讓後人有前車之鑑。
意識形態挑動土、希兩國的敏感神經
從公元前 7 世紀至 1453 年鄂斯曼帝國打敗東羅馬帝國前，舊名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伊斯坦堡，一直是希臘文明和東正教文明的中心。從大部分希臘人信仰的東正教的最高宗教領袖巴爾多祿茂（Bartholomew I of Constantinople）是土耳其人，所有重要宗教節日，希臘人還是以伊斯坦堡舉行的儀式馬首是瞻來看，希臘對於伊斯坦堡的歷史情感是無可取代的。
不過，無可否認的是，激進的宗教、民族及領土分界的政治言語，也時時挑撥著兩國人民以愛國為名的敵對情緒。土耳其外長梅夫魯特在 2 月 12 日與希臘外長的救災進度會議上，回憶起 1999 年土耳其和希臘發生地震時的互助時，他就曾表示：「我不們必等待另一場地震來發展關係。」
「我當時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這麼說的，但我今天作為土耳其外交部長也這麼認為。我希望我們努力以真誠的方式通過對話，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梅夫魯特說道，希臘外長尼科斯在旁不斷點著頭。
雖然正是當前的世紀地震悲劇將土希兩國的友誼重新連上線，但這段回溫的友誼在兩國選舉的政治考慮下，到底仍是曇花一現還是扭轉乾坤的開始，世界都在看。
《關於作者》
希臘二姐
土生土長的臺南人，雖上了從小的第一志願政大新聞系，但陰錯陽差踏入商界，一天記者也沒當過。在荷蘭讀完 MBA，定居新加坡，從事大宗商品交易。不間斷地出差旅行十幾年後，2021 年決定帶小孩隨希臘夫婿搬到雅典，轉換人生跑道，改行當建商。
從臺語也通的繁華獅城到連買菜都常常雞同鴨講的歷史古城，從整天把「效率」掛嘴邊到最常聽到的詞是「放輕鬆」的生活轉變，筆者重拾寫作愛好，自圓記者的小時夢想，更希望可以自娛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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