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難民不是很危險嗎？」──不一樣的國際志工（四）他們在難民營外蓋了一座牆
今年秋天，我放下在台灣的研究工作，來到希臘中部小城市約阿尼納（Ioannina），在當地的難民培力組織 Habibi Works 擔任志工。不管是出發前與身邊的朋友、家人提起這趟旅行，或是在希臘當地與人聊到我的工作時，經常得到的回應都是「難民？會不會很危險啊？」
「難民危險嗎？」從肯定到困惑
還記得剛來到難民組織之初，面對這樣的提問，我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一點都不危險」，並拿出各種數據，強調難民群體的犯罪行為與「危險」、「犯罪率高」的刻板印象是受到媒體未平衡報導而導致的想法。但當我認識越多來自營區的朋友、越了解營區裡發生的事，我漸漸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了。
Hassan 是個滿嘴髒話、滿手刺青的少年，和他認識一起做音樂的第一天，開口閉口都是對各地政府以及對世界的抱怨；Isaba 是個年輕的男孩，來組織後，總是找機會跟女志工們聊天、加 WhatsApp，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女志工，都收到 Asaba 詢問是否要一起約會、甚至一同過夜的訊息（我之後會以另一篇文章討論如何面對難民朋友的不當行為）。
某天下午，組織突然召開緊急會議，因為發現有營區的人在組織抽大麻（娛樂用大麻在希臘為非法行為），在會議上也才知道大麻買賣一度在營區中相當氾濫。又有一天，和另一位志工女孩 Maria 聊她過去的志工經驗，Maria 向我提到她上一個擔任志工的營區，是出了名地危險、發生過多次暴力事件，而她也因為環境過於惡劣、危險，提前離開，花了點時間調息，才再選擇來到較平靜的 Habibi.Works 擔任志工。
我原以為在 Habibi.Works 的工作會讓我了解更多有利於「為難民說話」的數據或證明，但在更深入的認識與接觸、聽到更多故事後，我不再敢大聲地說「難民一點都不危險」。陷入矛盾與困惑之際，組織的工作持續進行著，而就在與一位位難民朋友接觸，以及與夥伴們討論的過程中，我慢慢改變了我的想法與態度。
標籤源自於距離：難民就和我們一樣，只是面臨不同環境
某天晚上，和組織夥伴聊著各自的家人是否支持我們在 Habibi.Works 的工作，這才發現，不分男女，幾乎每個人的父母都曾擔心地問過類似「難民是否很危險？」的問題。有趣的是，唯獨經歷過最艱困境的 Maria，她的父母沒有這麼問，因為他們的工作正是服務難民社群。
當晚的對話讓我發現：「標籤」源自於「距離」。Maria 的父母當然知道女兒曾經歷的危險，然而他們並不會因此就為所有難民都貼上「危險」的標籤，因為他們認識這群人，了解危險的是行為、是環境，而不是人；更因為長期的接觸，他們知道每一位難民都不一樣，而任何標籤都不能概括他們的全貌，或者他們所面臨的議題的複雜性。Maria 的父母比誰都清楚在難民社群擔任志工，可能確實是個危險的工作，但不代表這群人就是「危險」的，而且面對危險行徑，更重要的應該是了解背後原因，而不是貼標迴避。
和 Maria 聊了更多後，了解到她服務的前營區之所以暴力事件頻傳，主要原因是人口過多、資源不足，希臘政府隨後分散該營區人口至其他營區，暴力事件也已隨之降低。我之後想了想，世上許多暴力頻傳的地區，不也都面臨人口過多、資源不足的問題嗎？換句話說，環境造就行為，但行為所帶來的印象，並不能代表一個人。
我開始改變在 Habibi.Works 工作的態度，來到這裡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瞭解「難民」，因為他們就和我們一樣都是人，不應該因為難民身份而被貼上任何標籤；這裡的工作讓我有機會了解他們所面臨的環境，以及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而我看到的是流落異鄉、失去社會保障、資源短缺的處境下，確實可能導致「危險行為」；但與此同時，這樣的處境也讓難民朋友「格外脆弱」。
當避難國政府緊縮難民政策，許多難民為了不惹事、維持好形象，面對不公義的事也只好忍氣吞聲，私底下發發牢騷、宣洩情緒；甚至當被當地政府或組織索取指紋等生物辨識個資時，沒有人知道自己有詢問用途以及說「不」的權利，更遑論了解歐洲有 GDPR 的個資保護法律機制。難民的身份和語言的隔閡，不僅讓他們不懂如何保護自己，而輕易地將一切給出去；更讓他們總被當地政府或部門像皮球般處處推卸，往往要仰賴 Habibi.Works 這樣的組織或組織內的外籍人士，才有一點發聲與解決問題的機會。
現在的我，面對「難民？會不會很危險啊？」的問題，我不再想盡辦法、甚至偏頗地為他們說話，我也不再對這樣的問題感到反感，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難民社群，而因距離產生的標籤本就在所難免；如今面對這樣的問題，我會透過一則則與難民接觸的故事，拉近提問者與難民的距離，並且說明難民面對的處境，讓人看見同樣身為人的人性與複雜性，慢慢化解一概而論的標籤。
下篇：「我再也不想做志工！」──不一樣的國際志工（六）如何面對「擺爛」的受益者？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