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哲瑜
今（2022）年 3 月 25 日，在沒有人反對的前提下，立法院以壓倒性的局面通過了修憲案，擬將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公投的年齡門檻下修至 18 歲，後續則將交由公民複決。
正當眾黨派及民間團體為此蓄勢待發之際，社會上卻仍不乏反對的聲浪，例如，有人便認為 18 歲還不夠成熟、沒辦法為自己的選票負責，甚至可能反過來被政黨操弄。然而，權利的保障真的需要以特定能力條件為前提嗎？又為什麼是下修到 18 歲呢？
讓我們從參政年齡門檻下修的實質意涵談起。
投票年齡門檻下修的實質意涵
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從過往儒家的「民本」思想轉變成現在的「民主」思想，基本人權的正當性也不斷地往增進人民「自主性」的方向發展──讓人民透過權利的主張，能夠「主動地」爭取自身權益、對抗不當侵害，甚至積極建構自己所希望身處的社會環境。
而參政年齡門檻的下修，便是讓原本在各種政策或選舉上只能「被決定」的年輕人（18 歲以上、未滿 20 歲），取得相關（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利，從而能夠積極主動地為自己表達意見，進而「做出決定」，其中體現的正是當代基本權利的核心內涵──讓更多國民享有參與和決定政治生活的「主體適格（資格）」。
除此之外，權利其實也和義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可以試想，如果權利的擴張只是給予人民更多自由，而且這樣的自由能帶來更多好處，那麼我們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廢除參政權的門檻，讓任何人一出生便能「自主決定」呢？
如同筆者在〈「宇宙是黑暗的森林，文明是帶槍的獵人」——從《三體》的「黑暗森林法則」看契約論中自由與權利的角力〉一文中提及：「權利保障其實根本上是建立在對於個體自由的限制之上。」所謂參政權資格的擴張，除了代表人民有更高的自主性和參政自由／可能外，另一方面也代表了相應義務的加諸──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相當於一種「自我治理能力與地位的承認」。
換言之，當我們說一個嬰兒不能享有投票的權利時，也正反映了我們認為：其現階段無法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反之，當我們承認部分年輕人的參政權時，其實也是肯認了他們在政治參與上能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由此可知，參政年齡門檻的下修意涵，表面上是對於人民自主性的賦予；另一個層面上，卻也是對於人民自我負責的要求。
18 歲還不夠成熟？
當我們為年輕人取得更多自主性感到雀躍時，有人便可能會擔心，現況下的年輕人是否都真的能在權利賦予的自主性肯認下，適得其所地開展自身的意見表述，為自己的選擇認真負責？
但筆者認為，此處的擔憂並不該成為反對參政門檻下修的理由。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權利的保障是一種對於人民「自我治理能力與地位的承認」，其背後所傳達的便是：我們肯認他們能夠且應該「學習為自己負責」。
即便退一步來說，現況下有部分青年相對缺乏政治參與的能力，那也應該回歸到政府對於青年賦權（empower）的義務問題，而非直接回過頭抹煞掉對於其權利的保障。簡言之，權利來自於對「潛能」的承認與期許，而非「既有能力」的檢測。
可以試想，當我們在談論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保障時，並不會主張他們因為無法達到某些社會的主流「標準」，如生理上的自由行使或心理上的思想表達，而回過頭剝奪對於他們社會參與的保障，反而會覺得社會應該負起賦權（empower）的義務，提供教育或協作措施，讓他們能夠更順利地「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所以，現況下 18 歲的青年是否足夠成熟，自始便不該成為參政門檻是否下修的爭論點，反而更該思考：當我們承認在 18 歲便可以且應該享有權利、負擔義務時，政府或社會是否已經提供他們充足的資源或配套措施（註一），促進年輕人對於政治生活的認識與參與了？
為何投票門檻是「18」歲？
從前述觀點可知，我們該反思的問題並非「被加諸權利的族群是否『已經』具備足夠能力」，而是：為何我們覺得「18 歲」的青年有學習為自己負責的「潛能」？為什麼不是 16、17 或 19 歲呢？
從立法院的議題研擬資料可以發現，各國在年齡政策上的參酌不脫 3 個要素：生理與心智發展、社會結構和國際趨勢。然而筆者認為，這些原因其實都很難去說明如何把所謂的「成熟」一刀兩斷、界定出明確界線，畢竟成長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並不是一過 18 歲生日就突然從「不夠成熟」變為「成熟」，而年齡的劃分自始都是政策上為求便利而做的類型化規範。
由此而論，筆者認為，為何是 18 歲而非 16、17 歲等，並不是此次修憲案的重點（註二），毋寧更關注其背後的意涵：「下修」。
因為不僅在現有立法政策上──如民法成年、刑法責任能力等（註三）──可以看見立法者肯認青年學習承擔責任的潛能，在實務上，青年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也與日俱增，如今年 8 月 11 號甫結束的「這次換我說！108 課綱高中生論壇」，就是由高中生組隊向教育部等主管機關，面對面分享自身實際在 108 課綱下的學習經驗與想法。
種種皆顯示，政治參與的潛能不斷在青年世代的身上展現，因此應該「下修」參政權的門檻，讓青年取得公民權的最後一張門票，也透過權利加諸的責任要求，讓政府看見青年賦權的重要性。
結語：未竟之業
權利賦予我們更多選擇的自由，卻也加諸我們一定責任的要求。參政門檻的下修不只代表了年輕人能做更多的事，更也代表了，我們對於年輕人能做更多事的肯認與期許。
此次修憲案的核心關懷並非「實際能力」的肯認，而是「世代潛能」的承認；不是年齡界限的精準劃分，而是參與門檻的下修解困。
不過，當我們沉浸在修憲案送出立法院的雀躍時，也別忘了後頭仍有公民複決這一大難關，在權利地位的追逐上，人類早已刻畫下無以計數的深痕，不管最終結果如何，皆期盼，每個人都能擁抱那更廣闊的蔚藍。
註一：關於配套措施的討論，請參考：賴宜欣，〈進擊吧青年！降低參政年齡門檻，注入政治活水？〉一文。
註二：筆者認為會界定在 18 歲的原因，其實更可能是一種策略考量：一方面選擇先契合目前的立法共識（諸如刑民事相關規範）；一方面也算是一種漸進式改革，因此沒有像某些國家降到 16 歲。
註三：其他年齡相關的立法規範可以參酌：吳子毅，〈修憲公投真的來了：開放 18 歲公民權，關我們什麼事？〉一文。
《關於作者》
張哲瑜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二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