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序進入 1990 年代以後，馬來西亞政府提倡「2020 宏願」，為了達致先進國目標，在族群政治限制上稍微放鬆，一時之間，華人文化活動驟然蓬勃，華社也為此振奮。
與此同時，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馬中建交、解除旅遊中國探親禁令，與中港臺的文化交流也有顯著增加，不論是學術交流、書籍流通等活動都顯現活躍的景觀，甚至有人稱此為「文化熱」。
實際上，上述變化也伴隨著全球化的背景置換，多元化與跨國交流已是不可避免的大勢所趨。這對一直處在相對封閉系統中求存發展的馬來西亞華人文化是一個契機，它可說已經「干擾」了華社記憶傳承和馬華文化的自然演化。不過問題是，固有的民間華社機制與文化型態是否能夠把握契機，並能支撐和因應此契機所帶來的可能轉化與挑戰。
「哲學的空白」與「順手亂抓」現象
事實上，政府長期的壓抑政策使得中文學術與思想得不到良好延續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哲學的空白」。這也就是說，過去華人社會的文化生活是在嚴重缺乏「上層建築」作為其基礎和指引的，這不能說不是一項危機。因此當文化政策鬆動下，許多有關中國學術的活動首先突然活絡起來，很多學術研討會都相續舉辦，中國、臺灣、美國學者陸續受邀到來，這也就不令人驚奇了。但是，這是 1990 年代之前所無法想像的，有人喻此為「學術大拜拜」，顯見其熱鬧有餘的一面，不過大體上它對華社的學術建構還是起了一些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哲學的空白」之後也產生「順手亂抓」的亂象，許多所謂的研究會如「孫子兵法研究會」、「三國演義學會」、「易經學會」、「紅學會」等憑空出現。之所以說它「順手亂抓」是因為其活動之非學術性質，反而造成許多文化誤讀的現象。無論如何，這些文化景觀說明華人社會有中國文化復歸之勢，華人傳送中國文化記憶似乎寬鬆得多了。
華人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壓抑有了某種程度之解弛，但文化如何深化與建制化仍舊是一項難解的問題。問題的另一面是，華人社會過去強烈的文化悲情與憂患意識亦隨之逐漸淡去，這為華人文化發展增添了幾許不確定性。
美國學者柯雪潤在研究跨國媒體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關係時注意到，對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等地區，尤其是香港的跨國媒體消費、旅遊機會以及與中國大陸文化資源接觸之增長，作為更大社會、經濟與政治話語的一部份，這已衝擊了馬來西亞華人文化，並改變了其性質，也影響了華人的社會認同。
她認為，隨著「大中華」經濟和政治崛起，以及成長中的城市中產階級對文化認同的渴望，已導致華人社會間更為確定地促進自己的文化，以作為馬來西亞社會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確實，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大眾文化長期深受港臺影響，尤其是香港影視通過 1980 年代的錄影帶風潮至 90 年代政府的有限度開放天空——衛星電視，觀眾得以全方位收看香港電視，使得香港影視長驅直入家家戶戶。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又長期不准成立本地華語電視臺，華人因此沒有條件發展自身的視覺文化工業。
直至 90 年代，政府才允許部分國營電視臺中文時段，由一些私營公司提供本地攝製的電視劇。然而，由於面對強勢的香港電視浪潮衝擊，觀眾的口味與要求其實已經被香港製作所蘊含的標準內化了，微弱的本地資本和製作處於難以自立的位置，其拍攝手法、劇情幾乎完全「香港化」，這幾乎無助於文化工業留住本土記憶的作用。換句話說，外國文化工業壓迫了國內文化工業之發展，而且也放逐了文化工業可具有的本土精神內涵。
外來文化工業的影響
不管喜歡與否，1990 年代大眾媒體發展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馬來西亞自然也不由自主地捲入這個大眾媒體鋪天蓋地的網絡之中。大眾媒體在歷史記憶上的作用巨大，晚近許多研究表明，大眾傳播媒體早已成為形塑人們歷史意識極有力的制度化媒介，電影似乎可使過去再生，比博物館、展覽、紀念儀式等更生動地將過去再現出來。
然而引人遐思的是，為什麼馬華社會多年來不見自身本土意義的懷舊熱？其實大家都不可避免私領域的懷舊，每個人可能都在陡然間生發自己的童年往事。然而，由於華社欠缺自己的文化工業，集體的本土懷舊想像似乎未被營造出來，比如為何華社沒有對過去一些值得留住的記憶發生懷念（林連玉懷舊）？
反之，外來文化工業產品的長驅直入，竟然使華人社會也出現某種外國懷舊，令人頗有空間錯置之感。香港懷舊或文化意象在馬來西亞華社的耳熟能詳，即是一例。然而比較讓華人稍可放鬆的是，馬來大眾文化工業儘管得到官方資助，但也與其他第三世界一樣，面對西方文化工業無所不摧之打壓以及自身技術之滯後，因此未能形成一種有效的歷史意識工具。
另一方面，落筆至此，我們也得詢問：香港大眾文化的影響是呈現哪種型態？基本上，香港流行文化也同樣衝擊其他華人社會，這表面上也使得華語社會似乎有了共時化的傾向。但與此同時，也有評論者認為，香港大眾文化的傖俗性也促使馬華文化受其波及，它所「生產」的偶像「緋聞」甚至填補了華人社會（每個社會）所需要的偷窺心理。年輕一輩的腦海裡幾乎很難有沉重的歷史意識危機感，可能進一步散失本土化或移民經驗的有限積累。
事實上，一些研究也揭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即大眾傳播媒體自身的商業化傾向，將活生生的經驗和具體的事件簡化成浪漫的、可依序述說的故事時，已鼓勵「遺忘」。在當今所謂後現代的時代，電視與電影的視覺刺激強力塑造人們的意識，人類的記憶能力似乎變成多餘了。
當然，我們在分析影視文化工業的影響時，也應避免犯上「媒體中心論」。事實上，當人們接觸媒體時，他們必然也以自己的習慣、觀念或角度去理解，因此媒體與文化的關係是「諸種中介化活動的交互作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這也就是說，儘管現代媒體在文化再現中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否定其他的文化經驗，如與家人、朋友的言談以及日常生活經驗。
借用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術語，電視等媒介的作用是「管理」我們的生活經驗，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我們的生活經驗同樣在「管理」媒介所攜帶的訊息。因此，馬華社會的問題可能在於本身文化積累不夠深厚，因而易於受到外在的影響。追根究柢，問題顯然還是在於華人社會固有的文化斷層及經驗傳承問題。外在強勢的大眾文化浪潮只是加重了問題，並引向另一個傖俗化、文化商業化、消費化問題。大眾文化甚至導致現代讀者對文學著作閱讀興趣和能力衰退，年輕一代寧願看電影、電視，而不選擇閱讀原著。
這使得原本「硬書」出版市場既小而窄的華社，更難發展其學術及文學機制。當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已非華社可單獨解決了。但其他已經發展自身大眾文化工業國者至少尚能把其文化刻畫於大眾文化工業產品上，馬華社會卻沒有這樣的本錢，問題就顯得複雜多了。
結語：後現代格局與舊問題
總的來說，移民社會的客觀限制以及華人的不完整文化權利，共同造成華人文化深耕的困境與限制。故此，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發展前景還胥視在何種程度上華文可以重返公共領域，即文化權利可提升到哪一個程度。
此外，自獨立以來，馬華社會一直面對尋找本土主體性的問題，這是由於來自國家與現實的壓力迫使華人必須尋找認同方向，一方面它堅持保持其華人性、移民性，而另一方面則又必須基於現實需要，尋找本土化坐標。然而，所謂限度問題——要放棄多少華人性和融入多少本土性——卻成了華人社會焦慮的來源，使其文化記憶與建設方向不明確。這些舊問題在步入今日「後現代狀態」（借用李歐塔語〔Jean-François Lyotard〕11）之後，問題更為複雜多變。
馬來西亞在 1990 年代經濟起飛至今，加以全球化的跨國文化、科學技術衝擊，後現代主義文化邏輯亦已明顯呈現出來。猶如學者們所指出的，在哲學上，後設話語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的消失；在美學上，則是傳統美學趣味和深度的消失，走上沒有深度、沒有歷史感的平面；在文藝上則表現為精神維度的消逝，本能成為一切。這些其實都成為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份。
後現代的多面性如至少其全球化現象所帶來的全球大中華共同意識，可能會加重華社原本固有的中國意識，但它的本土化面向則又可能激發華社尋找更多的本土性。這有意無意之間加劇了華人文化認同的張力與混亂。
然而，我們可以肯斷的是，當今華社不可能處在「兩極」之中，即完全的本土化或完全的華人性追逐。如何恰如其份地貫穿融會「移民／華人記憶」與「本土記憶」，可能才是當前的一大問題；但要解決此問題卻無疑需要自身文化實力作為墊底。時間已經向我們證明，單靠華人社會自身難以健全化與完整化的社會機制來操作文化建設，已經猶如「海市蜃樓」。如果華人社會不希望仍舊在文化深度上徘徊，那麼華社應當善用跨國時代所帶來的各種多元化契機，認真思考怎樣透過其他管道輸送其歷史與文化資源問題，以彌補自身社會與官方體制在這方面的闕失。
尤有進者，在後現代所攜帶而至的大眾文化、工業化問題、城市化問題、人間虛無感、追求消散與零碎化的各種衝擊下，華人社會在舊問題未解，新問題即至之際如何自處，其實已經成為華人社會最大的世紀挑戰。然而，面對中國崛起、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卻又使部份華人感到樂觀不已。狄更斯所謂的「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最樂觀的時代，也是最悲觀的時代」頗是華社現況的寫照。
實際上，時至今日，華人社會的文化與思想問題仍然沒有太明顯的轉變。有關新一代華人青年的思想代際狀況至今仍未有比較實證的研究，但我們可從幾個面向略做觀察：
首先，自 1990 年代以後，國家開放創辦私立大專，這舒緩了國立大學固打制對華人的衝擊，華裔弟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增多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私立大學卻多是以商業方式經營，甚至是上市公司所掌控，造成這些主要是華裔的大學生在缺乏學術氛圍、人文熏陶的大學校園中完成大學訓練，極大可能造成華裔生的價值、人格訓練是偏頗的。實際上，當教育這個領域完全由商品邏輯來主導的時候，教育的本義就會變質。
其次，若從社會關懷而言，隨著 90 年代以後國家開放、全球化以及思想氣候變化，各種議題紛至沓來，國內青年亦為之所動，比較關心更邊緣的弱勢群體，如女性、LGBT、憂鬱症、廢死等等。易言之，華裔青年所關懷的議題似乎已超越了上一代比較單純的華人問題取向。
其三，2019 年香港發生的反修例風波、臺灣總統選舉與 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中美貿易戰，華裔青年反中情緒熱烈，可是同時也有另一對立面的所謂「中華膠」之出現，兩派激烈爭論，這裡又說明了大中華意識在中國崛起後的影響，但是必須指明的是，反「中」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其實並非反「中華文化」，而是反中共。
以上初步觀察或可說明，馬華新一代基本呈現頗為複雜的演變，思想深度基本停滯不前，儘管關懷層面似乎有所開闊。表面而言，對華人文化關懷似乎不及上一代那樣集中、執著，然而在馬來西亞種族主義未解決的情境下，基於一種反彈心態，華人社會對於維護自身文化也不可能消退，這可從希望聯盟上台時，華人對希盟的改革與糾正不平等的極高要求可見之。
簡言之，面對這個時代，馬來西亞華人何去何從？它如何傳承移民記憶、其與國家關係的拉扯？如何提升文化再生產能力？皆頗費思量。
《關於作者》
許德發
馬來西亞霹靂州吉輦角頭人，馬大中文系畢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主任、高級講師與華社研究中心學術董事、《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編委。曾任華社研究中心研究員、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訪問學人。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馬來西亞華人歷史及政治、文化研究，近期較關注於早期馬華文學、思想及南來學者研究。
註：本文摘自許德發的《在承認與平等之間：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由時報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曾聖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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