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著機車，載著各種平台、色彩鮮明的保溫箱，在馬路駛過的美食外送員，已成為街道日常的風景，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這幾年，美食外送平台更是民眾不方便外食時的重要選擇。
外送平台徹底改變了消費者的外食習慣，而嶄新的消費模式，也帶來前所未見的勞動議題。外送員的用路時間較長，比一般駕駛有更多遭遇事故的風險；隨著外送員發生車禍、不幸喪生的事件躍上新聞版面，外界也才發現，外送員與平台之間，是極為不明確的勞動關係，保障更是匱乏。
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登場
在 2021 年的五一勞動節遊行，剛成立不久的全國外送產業工會（以下簡稱：外送員工會），首度集結在遊行中現身，與其他勞工一起爭取勞動權益，督促政府制定更完善的政策，以保障勞工權益。
遊行一開始的行動劇，便是由外送員工會打頭陣。在現場演出者打電話叫外送後，4 名外送員騎機車入場，送來「薪資要提『糕』（高），老年要溫『堡』（飽）」的標語，表達勞工訴求。接著，外送員工會理事蘇柏豪，也與其他過勞低薪的行業代表（包括流浪教師、護理師、藝術家、職災工人、保全員等人）一一上台短講，訴說不同行業面臨的勞動困境。
當外送員們在勞工運動集會中現身，已經說明了，全台灣約達 10 萬人的美食外送員，已經是廣大勞工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而外界可能會好奇的是，對於外送員這樣沒有固定上班地點、組成成員看似鬆散的「自由業」，又是如何被組織起來的？
而這一切，或許可以先回溯至蘇柏豪早期參與社會議題與政黨活動的經驗，再進一步延續到他對外送員權益的推動。甚至，蘇柏豪一開始會從事外送員工作，也是參與社運與政黨活動產生的「插曲」。
曾是「社運邊緣人」？
「我本來對政治的認知還滿傳統的，想說搞政治就是要砸錢，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不少參與社會議題的人，常是以 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與 2014 年的 318 太陽花運動為契機，蘇柏豪參與公共事務也差不多在這時候開始。
自稱是社運的「邊緣人」，318 學運當時在電腦公司任職的蘇柏豪，只能在工作外的時間短暫到立法院集會現場參加活動，也開始摸索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他之後參與過松山菸廠護樹行動、擔任過公民記者，在因緣際會下，被延攬到在 318 學運後遍地開花的第三勢力小黨之一「樹黨」，負責媒體文宣的工作。
在參與政黨運作的過程中，蘇柏豪發現，原來可以藉由各種方法參與政治，以相對小的資源及投入來達到成果；這與他以前認為從事政治活動就是要「賭身家」的印象，有很大的出入。例如，有些不當開發案的議題，原本以為政府不會理他們，但透過開記者會、參與審查會議等方式，最終也成功擋下了。
在接下來 2016 年的立法委員選舉，蘇柏豪接受樹黨提名，並選擇到第三勢力小黨普遍較少經營的離島馬祖參選。雖然後來並未當選，但他仍持續經營，迎戰兩年後的連江縣長選舉。但畢竟小黨不像大黨有那麼多資源，在選舉前這段期間，他必須一邊維持生計、一邊經營選區，所以得找一個時間彈性、收入又不能太低的工作。
蘇柏豪當時看到 Lalamove 這個平台，只要騎機車就能加入外送行列；後來每當有新的平台——如 Uber Eats——出現，他也都會去嘗試，開啟了每個月有兩週在台北跑外送、兩週在馬祖經營地方的工作模式。
兼具外送、公共事務經驗，為外送員發聲
隨著外送員工作普及，隨之而來也逐漸產生外送員勞動權益、車禍等事件的討論，在政府舉辦的相關公聽會及電視政論節目，也會需要外送員的聲音。對於外送員工作權益欠缺保障、保險規定不明確，這些工作上的高風險，蘇柏豪都有親身感受；在轉入政治圈的昔日社運夥伴牽線下，蘇柏豪開始來到台前，對相關議題分享第一手的外送員觀點。
「當時也不算真的很積極參與倡議，只是有政府公聽會就參加看看，能提供一點觀念就盡量提供，畢竟我只是一個人。」而立法院公聽會與行政機關的會議，也希望能找到懂政府運作、同時也懂外送員生態的人來溝通，像蘇柏豪這樣有公共事務經驗的外送員，自然就成為政府與媒體經常諮詢的對象。
而成立外送員工會的契機，起自於 2021 年初。當時兩大外送平台 foodpanda 及 Uber Eats 聯合降薪，於是台北、台中的外送夥伴找到蘇柏豪，認為他有參與社運的經驗，隨後大家便一起組成工會爭取權益，由蘇柏豪擔任籌備會發言人。
在工會倡議的過程中，蘇柏豪發現常見的困難，即是主事的政府官員其實平常很少叫外送，不一定能理解外送員遇到的難題。「常看到政府方會想出一些自以為很好的方法，但我們都會發現很『卡』。」
例如之前發生多起外送員車禍，交通機關原本打算把違規、出車禍的外送員停權，不讓他們上路，「但我們工會覺得，這樣不就都不用玩了？」蘇柏豪說，這樣做沒有解決外送平台對外送員權力不對等的結構，而是把責任全歸到外送員身上。
至於事故為什麼會發生？是不是平台派單機制、薪資結構有問題，逼得外送員一定要搶快？「政府停權的做法只想到治標，而沒有治本。」
而工會之所以要這麼積極與政府對話，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平台方完全不能溝通，希望政府能監管平台。「我們曾經為了討論一項交通安全指引，開了 3、4 次會，每次都從 2 點開到 6 點；官員覺得指引的位階很低，但我們卻當成法案在逐條審查，審到他們有點受不了，因為他們也沒遇過哪個單位是這樣做的。」
成功為外送員爭取減少稅額
說到外送員工會近期爭取到的成果，蘇柏豪認為是稅務方面：在工會努力下，讓外送員的所得可以納入免稅額，少繳的稅可達 2 萬元。
由於 Uber Eats 原本是從海外匯入薪資到外送員戶頭，報稅類別是「其他所得」；自 2021 年起成為台灣境內公司後，Uber Eats 仍沿用這樣的類別報稅，造成即便薪資被列為「國內所得」，卻依然無法享有每人 20 萬的薪資扣除額。
於是外送員工會與立法委員合作，找國稅局、賦稅署協商。原本 Uber Eats 很抗拒，因為擔心若列為薪資所得，恐怕會牽涉外送員是僱傭或承攬的爭議；後來在國稅局解釋、溝通下，確定不會有承攬、僱傭等爭議，讓 Uber Eats 等外送平台願意把稅項列為薪資所得，使外送員可以繳納比較少的稅。
蘇柏豪說，因為這個例子，讓其他原先不知道工會的外送員，知道工會是真的可以幫自己爭取到權益的。以前很多人甚至以為這是可以保勞健保的職業工會，後來才知道其實是產業工會，是要來爭權益、改變整體環境的。「這次稅務問題，讓大家真正發現，原來工會真的讓他們少繳不少稅金，所以就有比較多人加入工會、願意捐款。」
努力推動外送員專法，避免權力失衡
在外送員權益上，工會接下來要推動的是外送員專法，類似計程車產業在《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設有專章。
但外送員專法的困難在於，它涉及外送員、平台、餐廳、消費者多方層面，也牽涉很多部會，如勞動部（外送員權益）、經濟部（平台）、科技發展部、衛福部（食安）、消基會、國稅局等等，「中央政府官員在跟我們討論時，聽到原來會牽涉這麼多部會，他們都要暈倒了。」
那麼為何訂立專法如此重要？蘇柏豪舉例，像最近 foodpanda 開始收平台費，可以看出平台方以前壓榨外送員、餐廳，等到都榨不出油之後，就開始壓榨消費者。
然而，目前外送員、平台、消費者、餐廳的權利義務，都沒有明確的規範，只任由平台在合約中寫明有「最終解釋權」，簡直全部一把抓。或許有一天，餐廳會失去定價權，由平台來定價，那麼像是「尖峰時段買麥當勞要兩倍價格」之類的狀況，在沒有相關法規限制之下，亦是可能發生的。
「倡議不是沒用，只是需要時間」
在與政府溝通上，蘇柏豪認為，「立場要堅定、不惜拍桌，可是不能讓政府覺得沒有討論的空間，」畢竟如今大家協議的都是新政策，工會與政府彼此也常不清楚對方在想什麼，「我們是認真在找解決方式，不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是要給你（政府）難看。踩太死是火車對撞，對大家都沒好處。」
也正是透過工會一次又一次的倡議，把外送員面臨的勞動困境提上檯面，才有助於破除外送員長期面臨的污名與標籤。
蘇柏豪認為，媒體對外送員的標籤一直都存在，像是社會新聞常說「因為外送員搶快，因此才發生車禍」，但即便如此，還是可以看到網友留言討論時，會提到外送平台的薪資等結構因素，不是只針對外送員。
整體來說，多數外送員對公共議題的觀念並不充足，可能覺得工會的這些倡議沒有用。不過蘇柏豪並未放棄，他再次強調，「我們知道不是沒用，只是需要時間來倡議，同時也需要時間化解外送員的汙名。」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