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5 月，英格蘭足球冠軍聯賽（English Football League Championship）球隊黑潭（Blackpool）的年輕前鋒丹尼爾斯（Jake Daniels）公開出櫃，成為目前英國唯一一位出櫃的現役男子職業足球員。上一次、也是第一次英國有現役男子職業足球員出櫃，已經要追溯到 1990 年的法沙奴（Justin Fashanu）。法沙奴的足球職涯在出櫃前後並不順遂，出櫃的消息更是被八卦小報摻和著與國會議員間的性醜聞渲染報導。而他在退役後的幾年內又因為捲入性侵事件而自殺身亡。
30 年後，丹尼爾斯獲得的輿論反應已與法沙奴相當不同。今天許多足球隊都有自己的同志球迷團體，致力於支持 LGBTQ+ 球員與球迷；而這些團體也很快地都對丹尼爾斯表達了支持。英國國家隊隊長凱恩（Harry Kane）、利物浦總教練克洛普（Jurgen Klopp）乃至威廉王子都對丹尼爾斯的勇氣與其樹立的表率傳達欽佩與祝福。然而從這些對於「勇氣」的肯定，已不難想像丹尼爾斯出櫃之後，仍須面對許多反同者對於同志的污名與歧視等挑戰。
足球界的反同文化
反同文化在足球界是一個積習已久的嚴重問題。一個 2016 年由英國 LGBT 組織石牆（Stonewall）所進行的調查指出，超過 7 成的足球迷曾在觀賽時聽到反同言語。在足球大國巴西，24 這個數字一直被與反同污名掛鉤，原因是在一個過去相當流行的賭博遊戲「動物遊戲（jogo do bicho）」中，24 號卡上面的動物是一隻鹿。而鹿的葡語發音接近一個對同志族群的歧視性用語。就這樣 24 號在巴西足球界成了人人避而遠之的嫌惡號碼。
在英國，惡名昭彰的足球應援曲〈切爾西男妓（Chelsea rent boy）〉從 80 年代開始就常常在球場上被敵對球迷拿來作為攻擊嘲弄位於西倫敦的切爾西足球隊。另外一個常遭受反同應援曲戲謔的，則是目前英超聯賽的中游球隊布萊頓（Brighton），這僅僅是因為其所屬的同名城市一直以來以其豐富而友善的同志文化著稱。雖然隨著倡議團體的努力、執法機關的介入，以及越來越多球員教練的批評，這類歧視性應援曲已經越來越少見，卻仍未被杜絕。
此外即使如前所述，不論當今或過去，都幾乎沒有任何球員在退休前公開過自己的同志身份，無數的球員仍經常遭受反同者的歧視與霸凌，包括曾為阿森納效力的德國「中場魔術師」厄齊爾（Mesut Oezil）、現任德國國家隊隊長紐亞（Manuel Neuer）、水晶宮年輕小將加拉格（Conor Gallagher）。另一個曾遭受霸凌的球員，是曾幫助阿森納拿下兩屆英超聯賽冠軍的傳奇後衛坎貝爾（Sol Campbell），他在接受 BBC 採訪時提到：他並不習慣如許多球員一樣帶自己的另一半去觀看他的比賽，而光是這樣的作法就引來部分球迷逕自推論他是同志。
反同的多重面向
坎貝爾在訪問中也談到，有些球迷對（男性）足球員有種老舊的想像與模板，只要任何一點點地偏移了這麼模板，「你就完了（That’s it.）」。坎貝爾的這番說法讓人聯想到女性主義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提出的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這個觀念。異性戀矩陣描述了一個針對身體、性別、情慾的本質主義想像。換句話說，社會對性別、對性傾向、對性別氣質，以及其他各種與性／別相關的行為的規訓，都是互相連動的。以男性為例，不只被要求情慾上應該受女性吸引、連帶著還需要身材魁梧、氣質陽剛、性好女色，缺一不可。所以今天坎貝爾甚至不需要出櫃，僅僅是某個行為違背了「異性戀矩陣」對人的認知行為的全方位檢視，就足以讓他成為反同者霸凌的目標。
我們也能從實證研究中看到，對同志的歧視其實常常與牽涉到其他概念的污名歧視相關；譬如非常規的性別氣質（gender non-conformity），其指的是性別氣質或性別表現不符傳統上對男性或女性的性別規範，用白話而稍嫌化約的講法，即當男性表現得比較陰柔、女性表現得較為陽剛，就可能被認為是非常規的性別氣質。有研究就指出，在非異性戀者當中，性別氣質非常規者受到了更多的反同者歧視，也連帶的受到更大的心理健康衝擊。這個研究所說明的，並不是沒有陰柔氣質的同志就不會遭受歧視，而是從實證面呼應異性戀矩陣的觀察，了解到所謂的反同，其實牽涉了傳統社會性別結構對性傾向之外各種性別概念的想像和規訓。
為什麼女子足球員更願意出櫃？
在過去與現在都相對獲得較少關注的女子足球界，不但關注度與實力都在近 5 到 10 年內大有進展，在某些議題上甚至有男子足球應當學習取經之處。比起男子足球，女子足球界似乎有著對於揭露非異性戀性傾向更為友善的環境。不但有非常多退役、現役的女足選手公開出櫃，許多球員也不吝於公開談論自己的伴侶或評論性別議題。
在 2019 年女子世界盃錄得 6 個進球，幫助美國隊拿下冠軍的拉皮諾（Megan Rapinoe）是美國足球國家隊中數名出櫃的球星之一，她也一直相當積極地參與同志權益的倡議運動。而在今年的英格蘭足總盃決賽連中兩元，幫助球隊切爾西取得冠軍的澳洲籍前鋒柯爾（Sam Kerr）在賽後驕傲地表示：「我女朋友有來看，我得好好表現啊！」而今年在英格蘭女子超級聯賽踢進 14 球，於進球榜上排名僅次於柯爾的荷蘭前鋒米德瑪（Vivianne Miedema）跟她交往 7 年的女友埃文斯（Lisa Evans）在兩人都於德國球隊拜仁慕尼黑踢球時開始交往，後來更一起轉會到現在所屬的球隊阿森納。她們不時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彼此互動的趣事。米德瑪曾在訪問中鼓勵更多非異性戀男子足球員出櫃，並建議男子足球界是時候向女子足球界學習，改變這種把同性戀視為禁忌的態度。
當然，部份非異性戀者球員對於現身與發聲感到自在，並不代表對於非異性戀的排斥與偏見就已不存在。然而有已現身的同儕，對於為其他非異性戀者提供一個更友善的環境，卻是非常重要的。跟隨著名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顯性（discredited）與隱性（discreditable）污名的差別，學者便指出，諸如非異性戀這類承受隱性污名者（比起膚色、身體障礙，其受污名的身份較不容易被直接察覺），更常在生活中找不到能夠建立社群感和認同感、或提供社會性支持的對象。而出櫃同儕便能幫助減緩這樣的困境。當然這不代表同志足球員有「義務」出櫃，而是指出出櫃同儕能為整個環境所帶來的正向外部性。
期待更多球員出櫃，得先建立友善的環境
除了先行者數量上的差異，女子足球界對球員出櫃更高的友善度還有許多可能的原因。有些研究指出非異性戀在男性之間受到比在女性之間更多的負面評價。而在父權社會中，往往被與男同志掛鉤的陰性性別氣質，又比起陽剛性別氣質要更受到歧視。男子足球界較高的關注度與商業化程度也是一個可能的原因：男子足球員更有可能在衡量出櫃所帶來在球迷支持、媒體報導、企業贊助等方面的機會成本後，評估出櫃風險過高。
足球界（不論男女）中已有越來越多推廣性別友善的行動與組織，許多球隊隊長會在比賽中戴上彩虹臂章。而 2019 年，文章最一開始提到的法沙奴的姪女成立了以伯父命名的基金會，為受到性傾向與種族歧視的足球員提供支持服務。這樣的努力也延伸到球迷界，不少球隊現在都有 LGBT 友善的球迷組織，譬如阿森納的同志廠迷（Gay Gooners）。
目前反同在足球界仍然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哈芬頓郵報》去年刊出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我不們能再繼續慢慢等待男足球員出櫃》；其所要傳達的觀點就是，期待球員出櫃來建立更友善的環境恐怕是倒果為因的，將阻礙性少數球員現身的結構性元素去除，才能期待有更多如丹尼爾斯這樣的球員選擇公開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