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職場看教育制度:為什麼同事口條那麼好?原來德國人是「這樣長大」的

在德國工作 6 年後,我發現原來德國在學生受教育初期,就已經把「表達能力」安排在許多體制和細節裡。
從職場看教育制度:為什麼同事口條那麼好?原來德國人是「這樣長大」的

我總是很羨慕德國同學們在公開演說的自信和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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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剛到德國念商學院、還是進入職場之後,我時常會被德國人的簡報能力、上台表達能力震懾與驚豔。

當時我常常自問,擁有一樣的年紀和教育程度、相差不多的英語程度,我的成長歷程究竟錯過了什麼?為什麼口條不如他們好?日後與在德國擔任高中老師的朋友深究討論後,才發現原來一個人的教育歷程,可以對表達能力有如此大的影響。

讓我自愧弗如的「公開演說」(Public Speaking)能力

在台灣念大學時,我一直自認是表達能力不錯的人,至少上台報告時不會結巴。到了德國念研究所後,我正好是第一學期、第一個上台簡報的人,我花了一週時間準備投影片,並像往常一樣把每張投影片對應的講稿準備好,將它倒背如流,當天我也中規中矩地完成了簡報。

隔一週即是下一位德國同學的簡報,我頓時發現了自己和對方之間程度上的差距。德國同學在報告中,大概 7 成會按照自己準備的內容,剩下 3 成根據觀眾和教授的反應做調整,偶爾加入一些時事笑話;看到大家注意力不集中時,也會隨機跳過細節調整語速。我總是很羨慕他們在公開演說的自信和台風。

經過兩年研究所的洗禮,就在我認為快追上德國同學的演說能力後,我也進入了德國職場。在公司的會議簡報中,我才發現職場表達能力又是另一個等級的關卡。

在德國工作時,常常收到主管突然指令:「明天你來和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專案吧!」圖/Shutterstock

在工作中,簡報準備時間非常短,主管常常丟出一句:「不如明天你來和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專案吧!」同時標準也比學生時期高出許多。內容不但需要專業精準,而且聽眾還包含不同部門、不同層級的主管。最有挑戰的是,報告過程中或結束後,還要接受大家拋出的問題、甚或可能是來自主管的質疑。

受到質疑的我,常常習慣先軟腳認錯,反射性地全盤接受反饋;但我很驚訝地發現,這並不是德國同事的應對方式──受到質疑時,他們總是很從容地解釋自己的觀點、用不卑不亢的態度捍衛自己的想法,無論對方是高階主管還是新進菜鳥員工,德國同事看似不受對方職位階級影響。

在德國工作 6 年後,我和在高中任職的德國朋友深入討論了他的求學歷程和教學經驗,仔細探究德國教育體制中的奧妙,發現原來德國在學生受教育初期,就已經把「表達能力」安排在許多體制和細節裡

以下內容來自柏林當地人的經驗,因為德國各邦體制稍有不同,各地區資訊可能有些許差異。

一、從國小考到大學的「口試」

在台灣受教育的我們,許多人人生中的第一次口試或面試,應該就是大學甄試時的個人或團體口試,對於人生經驗不多、上台說話經驗也不多的我們而言,這真是壓力極大的人生關卡。但其實對於德國學生來說,上台發表、與老師面對面口試,早已是家常便飯。

許多德國學生從小到大都要不斷經歷上台發表、與老師口試。圖/Shutterstock

根據德國朋友的描述,在國小時期(Grundschule,相當於 6 年制的國小教育),學生在英語、德語課便開始有簡單的口試,老師會讓學生兩兩一組回答簡單的對話問題,觀察學生使用語言的能力。

到了中學(Gymnasium,相當於台灣國中加上高中;此體制中的學生目標為接受高等教育,其他學生也可以選擇進入職業學校),口試的難度也大幅增加,學生不但需要上台報告,課堂上也得要踴躍發表才能拿到好的學期成績。

到了大學升學考試(德國稱 Abitur),每個學生則可以根據自己的強項和有興趣的領域,選擇兩個筆試科目和一個口試科目,口試過程長達一個小時,考官由數名考試委員所組成。我問身邊德國朋友的親身經驗,當年他讀的是以體育為強項的中學,而他則是學校田徑隊的一員,因此他選擇體育作為口試科目。

朋友回憶當時第一道口試內容,主考官問他:「我是一個已經 40 歲、但從來沒有運動習慣的中年人,如果我一年後想要參加全馬拉松,你會怎麼幫我制定訓練計畫?」現場只有一個白板和一支筆,他必須臨場作出一套有架構、邏輯的計畫表,並向考官解釋流程。

這樣的考試方式不但考驗著學生的臨場反應能力,他們更需要在短時間內組織自己的回答內容,讓自己的回答清晰、有結構。這想必對 18 歲的學生是極大的挑戰,但也解釋了為什麼德國同事在會議中隨機被點到時,總是可以氣定神閒地侃侃而談。

二、培養思辨能力的「政治教育」課程

在我們的既定印象中,「辯論」這項技能只有律師或政治人物等職業才需要,但在德國教育中,這是一項全民都應該培養的技能。

德國人在辯論過程中注重的不只是「說」,更是「聆聽」與「換位思考」。圖/Shutterstock

在約 16 歲的中學教育裡,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這堂課程開始出現在學生的課表中。課程一開始教導學生德國政治歷史、政治體系、左右派政黨的不同理念,在下一階段則是由學生實際演練。課堂中,老師會拋出一些公共議題(例如是否應該在大家居住的城市蓋機場),而學生則會代表不同政黨、依據不同的政治理念與訴求來進行辯論。

就如同一般辯論規則,每位參加者會被隨機分配到正反方,大家不一定能被分配到與自己真實想法一致的辯方,因此德國人在此過程中注重的不只是「說」,更是「聆聽」與「換位思考」。德國友人告訴我,「有時候我被分配到和自己私人立場完全不相同的右派政黨,事前我完全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支持這個政黨,但當我花時間準備論述後,我好像比較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了,」他解釋,「很多事情並不一定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只是彼此立場角度不同」。

在職場上,我可以看到德國人在這堂課培養出來的思辨能力。除了能說善道,我更欣賞大家「就事論事」的態度。儘管自己的想法被拒絕,他們也不會感到被針對或傷感情,大家只是理性地分析優劣勢、尋找解決辦法。

三、改變稱謂,縮短師生之間權力距離

這一點雖然和口條、表達能力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很大程度地影響了一個人面對上級的應對和表達方式。在學生生涯中,「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就好比職場中「主管與下屬」的權力距離,而我發現德國同事對於主管往往更能淡定從容、不慌不忙地完整表達自己的論述。

德語就像世界上許多語言一樣,對於「你」這個稱謂,有類似於敬語和平語的差異。成人第一次見面,或對於長輩上司、客戶、同事,一般會用 Sie 稱呼對方(可以想像為中文的「您」);朋友家人之間、對熟悉的同事平輩,或年長者對於晚輩,則會使用 Du 稱呼對方。

根據德國友人敘述,自從進入幼兒園一路到中學,老師理所當然地是用 Du 稱呼小朋友或學生,點名時也是直接稱呼 AlexChristoph 等本名。但到了 16 歲,一過暑假、回學校上課時,所有老師會突然用 Sie 這個成人之間的稱謂稱呼每個學生,點名時也會用姓氏,例如 Hermann 先生或女士,來稱呼大家。

在德國高中任職的朋友解釋道,「以老師的角度出發,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告訴學生:『現在開始,你們是大人了。』老師們會將你們視為成人、與你們平向溝通,而你們也得開始學習大人該有的責任感和擔當,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朋友表示,同學們一到 16 歲,德國老師對學生的稱呼會轉變為「平向溝通」。圖/Shutterstock

在聽到這樣的解釋後,我對這樣的教育思想很驚訝。從小在奉行「尊師重道」價值觀中長大的我,總直覺認為自己和老師之間有很大級距,即便有意見也不應該頂撞上級。在德國生活後,我也發現自己很難打破這樣根深蒂固的觀念,儘管在德國工作了 6 年,當與主管持有不同意見時,我往往還是太輕易地繳械投降。

不同制度、不同長處

在國外居住多年,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朋友之後,常常會發現每個國家的世界觀、價值觀、甚至愛情觀都有很大的差異,而每次深入探究後,往往會驚覺:「原來你們以前受的教育是這樣的!」

德國教育制度一直被很多國家奉為圭臬,而我的確看到許多值得效法之處。但它真的那麼完美嗎?絕對不然,我的德國友人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教育制度仍有許多批評。我們或許沒辦法改變自己過去受的教育、也一時無法改變所謂的教育制度,但當每次看到自己的不足時,永遠都有機會向別人學習,讓自己每次都更厲害一點點。

《關於作者》

Victoria

土生土長的高雄人。大學畢業前夕,率性地決定在開始上班族人生前出走德國,攻讀科隆商學院碩士、順便體驗歐洲生活。畢業後在柏林新創圈打滾了 4 年,先後於 2 家新創公司任職,從 Intern 到 Team Lead。加入現任公司後,為 95% 為德國人的公司成立一個國際行銷團隊,把產品推往世界各國。因為工作職位有機會面試世界各國的求職者,不知不覺中累積了許多求職小故事。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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