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5 屆坎城影展頒獎典禮甫於台灣時間週日（5/29）清晨落幕。前（2020）年影展因 COVID-19 疫情直接取消，去年亦因疫情參與人數銳減，今年浩大舉辦則近乎恢復往日榮景，不僅名導大咖雲集競賽單元，儼然成為電影人的盛會；《捍衛戰士：獨行俠》、《貓王艾維斯》等好萊塢商業大片，更前來影展首映，為早已星光熠熠的紅毯，吸引更多全球媒體、影迷、影視從業人員的關注。
然而，本屆影展的爭議也不少。首先，全球關注的俄烏戰爭仍未見和平曙光，坎城嚴禁俄國官方參與活動的舉止獲得讚賞，但同時亦因俄國電影入選主競賽單元，飽受烏克蘭支持者批評。
另外，影展長年缺乏女性、有色人種影人作品，媒體提問後撰寫的採訪文，卻反遭主辦方「審查」干涉；本次影展大方擁抱新世代創作形式，開設「#TikTokShortFilm」競賽單元，該獎項之評審團主席卻因抖音干預評審結果，一度辭去職位以示抗議。
種種爭議浮於光鮮亮麗的影展之上，坎城真能如其本次主視覺選用的《楚門的世界》，足夠有勇氣與肚量，揭開世界光怪陸離的真相，讓電影人、與會觀眾擁抱真正的藝術自由嗎？
「階級」成金棕櫚得獎密碼？重點獎項分析
本次主競賽單元由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Ruben Östlund）的英語電影《Triangle of Sadness》，獲得影展最高榮譽金棕櫚獎，導演甫於 2017 年才以《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獲得該獎，成為《教父》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達頓兄弟、麥可漢內克、肯洛區等人之後，史上第 9 位二度奪下金棕櫚的影人。
該片延續魯本奧斯倫獨到喜劇風格，主演演員包含《金牌特務：金士曼起源》英國小生哈里斯迪金森、奧斯卡提名演員伍迪哈里遜，描繪一場失控的豪華郵輪之旅，與 2019 年獲獎的《寄生上流》同樣諷喻貧富差距漸大的全球社會，讓「階級」儼然成為坎城的「得獎密碼」。
《Triangle of Sadness》電影主角更被設定為模特兒，奧斯倫藉此對時尚產業提出批判：「當你的美貌與性感成為一種資產，讓人在某些權勢位置上，權力便會被誤用。」
今年影展超乎常態地頒發多個大獎：評審團大獎、評審團獎皆各有兩組獲獎人，再加上適逢 75 週年頒發的特別獎，共計 10 座獎項，等同於 21 部電影中有接近半數皆獲肯定。獲得評審團大獎之一的《Close》，是比利時導演盧卡斯東特（Lucas Dhont）的第二部作品，改編其青少年經歷，描繪與他男性好友生變的友誼，成為本屆最年輕的得主。
現實為已出櫃男同志的盧卡斯東特，首部作品《芭蕾少女夢》即描繪跨性別舞者逐夢的經歷，獲得酷兒金棕櫚、金攝影機獎。如今新作《Close》的創作初衷，則出於他自己因性向在成長期間流失不少朋友，受訪時他說：「我為那些失去的友誼，製作了這部電影。」
頒獎典禮上，盧卡斯東特偕同男主角之一 Eden Dambrine 上台，更直率親吻對方，致詞表示他想拍一部關於男人之間溫柔的電影，並把這部電影獻給那些有勇氣選擇愛的人，獲得現場廣大鼓掌致意。
另部獲得評審團大獎的《Stars at Noon》，則是法國導演克萊兒德尼（Claire Denis）的作品，描繪發生於 80 年代尼加拉瓜政局動盪下的愛情故事，成為史上第 4 位獲得該獎的女性。今年她也甫在柏林影展以茱麗葉畢諾許、坎城評審團主席文森林頓主演的《Fire》獲得最佳導演獎。
另兩位沙場老將達頓兄弟也是兩座金棕櫚得主，今年獲頒 75 週年大獎，新作《Tori and Lokita》延續其關注底層小人物的創作母題，描繪非洲青少男女遠渡重洋，流亡至比利時求生的故事。
瑞典籍埃及裔導演塔利克薩勒赫（Tarik Saleh）的《Boy From Heaven》則獲得最佳劇本獎，該片描繪埃及政教勾結的黑幕，在埃及被禁止播映，因內容涉及對國內警察「不討好」的描繪。
評審團獎則授與比利時夫妻導演夏洛特馮黛梅爾許（Charlotte Vandermeersch）、菲利克斯范葛羅尼根（Felix Van Groeningen）的《The Eight Mountains》，也創下今年 3 組比利時影人皆獲奬的佳績。
另一座評審團獎則頒給波蘭傳奇導演傑西史柯林摩斯基（Jerzy Skolimowski）的《EO》，該片堪比布列松《驢子巴特薩》的現代版，藉由灰驢 EO 窺見人間的快樂苦痛。
亞洲影人表現亮眼
繼《寄生上流》之後，今年亦是南韓電影大放異彩的一年。睽違 6 年交出《分手的決心》的朴贊郁，該片更請來以《色，戒》一鳴驚人的湯唯主演，呈現一部唯美駭人的警匪愛情電影，也是今年《Screen》場刊評選最高分的作品，為外媒堪比為「可能不懂希區考克的人，卻拍出希區考克式的電影」，原先奪大獎的呼聲頗高，最終則是收下最佳導演獎。
另部韓國電影《嬰兒轉運站》，由金棕櫚得主、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編導，雖評價不比前作，但令主演宋康昊順勢拿下坎城最佳男演員獎，成為影展首位韓國影帝，也是繼《密陽》全道嬿（全度妍）後，又一韓國演員於坎城獲獎。兩位韓國影人朴贊郁、宋康昊得獎，也成為他們於《蝙蝠：血色情慾》合作後的另類合體，該片也曾於 2009 年於坎城放映，並獲得評審團獎。
獲得女演員奬的則是電影《Holy Spider》的 Zar Amir- Ebrahimi，該片改編自千禧年初伊朗的真實案件，殺手曾因信仰，在兩年間殺害了 16 名女性。Amir- Ebrahimi 出演該片虛構、追查此案件的記者，她曾是伊朗電視明星，因性愛影片流出遭社會羞辱，轉至法國定居從事幕後工作，本來僅是擔任《Holy Spider》的選角指導，而後決議演出女主角。她在頒獎台上表示：「在這個舞台上，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背負屈辱與陰影，但好險還有電影存在。」
今年另有數部亞洲電影於次要獎項獲得肯定，包含：巴基斯坦跨性別題材電影《Joyland》，獲得一種注目單元評審團獎、酷兒金棕櫚；日本新導演早川千繪今年交出長片處女作《Plan 75》，概念延續她於《十年日本》曾拍攝的同名短篇故事，描述日本高齡化社會的困境，更被鼓勵新導演的「金攝影機獎」特別提及。
中國新導演陳劍瑩的短片《海邊升起一座懸崖》，亦獲得短片金棕櫚獎肯定，劇情描繪末日情節，隕石撞擊地球導致火山爆發，主角決議在臨行終日與好友一一道別。電影由華為總裁任正非小女兒姚安娜主演，導演陳劍瑩上台致詞時特別「感謝祖國」，與去年坎城突襲大膽放映香港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的光景迥異，今年亦未有香港題材電影入選。
俄羅斯電影該被「取消」嗎？
相比於香港的處境，全球當前更為關注的俄烏戰爭，目前仍未有止息跡象。世界影壇間也以各種策略回應戰爭，包含電影業龍頭迪士尼，暫緩俄羅斯院線電影發行計畫，例如近期新作《青春養成記》、《奇異博士 2：失控多重宇宙》，華納、索尼、環球與派拉蒙亦隨之跟進；Netflix 則先是拒播俄羅斯的國營電視節目，後則直接終止於俄羅斯的串流服務，更在 YouTube 免費播映紀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供觀眾欣賞，表達對烏克蘭的支持。
三大影展中，甫結束的柏林、當時仍於籌備中的坎城，以及即將於秋季登場的威尼斯，若戰爭未能停歇，也不允許俄羅斯官方代表團或有關當局機構、個人出席活動。
今年的坎城影展開幕式，更突襲播放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預錄的 VCR，提及喜劇之王卓別林曾以《大獨裁者》，諷刺希特勒於二戰集中營的恐怖行徑，言明藝術在艱困的戰間時期，也能有其作用：
電影會保持沉默，還是會大聲疾呼？倘若有一名獨裁者，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戰，一切都將取決於我們的團結。電影能否置身於這種團結之外？
本次坎城影展特別選映的紀錄片《Mariupolis 2》，即是立陶宛創作者 Mantas Kvedaravičius 於戰爭期間至烏克蘭所拍攝的作品，也是本屆影展與俄烏戰爭連結最深的電影。2016 年的《Mariupolis》首集，便是 Kvedaravičius 前往烏克蘭東岸城市馬里烏波爾，探訪當地居民，記錄他們如何面對俄羅斯入侵的潛在陰影。而伴隨今年戰爭如實發作，Kvedaravičius 再次返回馬里烏波爾拍攝，卻遭到俄羅斯佔領者俘虜及殺害。
《Mariupolis 2》即是於導演去世後，與他同行採訪的未婚妻 Hanna Bilobrova，以及剪輯師 Dounia Sichov 共同剪接完成了 Kvedaravičius 的遺作，成為他首度、卻也是最後一次入圍坎城影展的作品。影展官方發佈的新聞稿提及：「放映此片至關重要，因此我們把它選入片單之中。」該片也獲得會外獎「金眼睛獎」的特別提及殊榮。
然而， 今年影展的主競賽單元卻仍有俄國出品的《Tchaikovsky’s Wife》，描述 19 世紀柴可夫斯基與妻子安東尼娜米柳科娃的愛恨糾葛。導演 Kirill Serebrennikov 過往於電影、劇場作品中，經常批判東正教、更觸及 LGBTQ 議題，屢屢踩至俄國官方紅線。
2017 年，Kirill Serebrennikov 被控挪用國家補助，曾遭政府限制其行動、出境自由，讓他兩度缺席自己作品《夏》、《夢流感》於坎城的首映。直到今年，他才終於獲准移居德國，也終於踏上坎城紅毯出席活動。
雖然導演 Serebrennikov 立場與俄國政府相異，更曾多次於訪談間聲援烏克蘭，但由於《Tchaikovsky’s Wife》出資方包含俄羅斯富豪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遭到各方質疑其資金來源。
阿布拉莫維奇被認為與普丁等俄羅斯政要關係密切，今年更擔任俄烏談判的斡旋要角，導致他因此遭英國政府制裁，凍結他於英國的資產。坎城影展藝術總監福茂（Thierry Frémaux）則回應該片拍攝於戰爭發生之前，使用阿布拉莫維奇的資金並無疑慮。
然而，許多烏克蘭影視從業人員，則更認為俄羅斯作品皆應於影展中被「取消」。烏克蘭製作公司 F Films 創始人 Andrew Fesiak 於訪談提及：「國內影視創作者被迫終止拍攝工作時，不是逃命、就是拿起武器回擊……俄羅斯的電影人不能假裝一切沒事、並且不受責備。」Kirill Serebrennikov 則也回應能理解烏克蘭人立場，但也認為因為戰爭便從此「切割」俄羅斯文化是個錯誤：
我很高興影展做了正確的選擇──不與官方合作，但也並未禁止一部講述 19 世紀悲傷故事的俄羅斯獨立電影在影展放映。
偉大影展缺不了言論自由？媒體審查、TikTok 干預惹議
今年坎城的風波還不僅於此。影展開幕前夕，美國知名影視媒體《Deadline》發表文章〈Why Deadline Can’t Publish Our Magazine Interview With Cannes Film Festival Head Thierry Frémaux〉（為何我們無法刊出坎城藝術總監福茂的訪問），意指影展方要求「審查」媒體針對福茂的採訪，以防刊出的內容影響坎城形象。
採訪原稿內，國際編輯 Andreas Wiseman 提問影展長年缺乏女導演作品放映、是否歡迎有性侵兒童爭議的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參展等問題，皆遭影展方「審查」後刪除。此舉踩到了《Deadline》與 Andreas Wiseman 的底線，也引人質疑坎城的作為，是否已違背新聞自由。
《Deadline》文章內提及各家媒體皆遵守影展方的要求，亦有法語刊物的訪問內容因提到本屆片單缺乏黑人導演作品而遭影展方刪除，Wiseman 寫道：「顯然這件事也不讓福茂或坎城好過。」
文中也訪問了幾位歐洲記者，表示法國與歐洲部份國家確實有受訪者確認媒體文稿的傳統。影展總監福茂而後於記者會解釋，影展方確實在確認文稿時，修改了他當時回答的內容，但表示並不會刪減記者的提問：「自我審查並不存在，更沒有明文的審查制度。」然而《Deadline》仍於報導文章間反擊：「這與我們的經驗並不相符。」
另外，福茂也於頒獎典禮後記者會，再度回應競賽作品性別比例問題，表示：「這不只需要一屆的時間，這需要 5 年、甚至 10 年！」然而，與坎城官方抗衡的導演雙週競賽單元，今年選映的 21 部作品中，已有 11 部作品有女性導演參與，早已超過主競賽的 5 部，更顯示出坎城官方單元仍迷戀大牌名導、不予女性影人曝光機會的慣性。
今年影展另一大變革，在於與 TikTok 合作推出「#TikTokShortFilm」短片競賽，該獎項規定參與者得以上傳 30 秒至 3 分鐘的直式短片，旨在與年輕族群接軌，卻與坎城強調「正統電影與戲院放映價值」的理念相違背。
影展方至今仍不允許 Netflix 等串流發行作品進入競賽單元，卻大方擁抱新媒體及新時代創作形式，不免令外界認為影展作風前後不一致。
然而，頒獎典禮前夕，評審團主席、柬埔寨導演潘禮德卻忽然請辭評審團主席，批評 TikTok 屢次干預評審過程，更要求評審團選擇公司方偏好的得獎者。直到 TikTok 允諾評審團能全權決議競賽結果，潘禮德才重新回歸評審團。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他們必須了解，藝術評審團就是評審團，而不是演算法。
由知名商業公司贊助影展、創立獎項獎勵電影人並非罕見，例如：日舞影展連續 12 年與汽車品牌 Acura 合作，並由企業贊助觀眾票選獎的獎金；去年精品品牌卡地亞也成為威尼斯影展的贊助商，更頒獎卡地亞榮耀電影人；坎城過去也與精品品牌蕭邦合作，更自 2001 年起頒發「蕭邦最具潛質演員獎」至今。
然而，本次與 TikTok 合作模式卻引來非議，連同前述《Deadline》審查媒體稿件爭議，格外凸顯坎城影展方於本屆對待影人、媒體的不善之處。
極端世界之下的坎城風情
本屆坎城影展主視覺選用《楚門的世界》著名場景，金凱瑞碰觸至攝影棚的「假天空」，傳遞全球如今面對氣候危機、人道主義災難和武裝衝突等危機，但影展將如同楚門攀過重重圍困，帶領觀眾發現藝術的真相。官方文宣寫道：「坎城影展從容應對世界的極端本質，以便能重新掌握並理解它。」
《Deadline》抨擊坎城一文中，引用藝術總監福茂於 7 年前，聲援當時受政府審查的釜山影展的引言：「一個偉大的影展是自由的，確保偉大必不可少了言論自由。」對照起今年坎城的種種作為，可說是極為諷刺。
坎城若要避免像楚門畫地自限，並讓藝術家、媒體及與會觀眾發覺世界的真相，好好讓藝術說聲「早安、午安、晚安」，顯然仍須再加把勁。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