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二天在有限的時間下大致上將「綠洲山莊」和「新生訓導處」參觀完後，決定利用接下來幾天的時間，將整個「綠島白色恐怖紀念園區」仔細走一遍。身為城市弱雞，直到綠島行才生平第一次學騎機車的我，在旅伴們皆前往潛水課程期間硬著頭皮自己騎到園區。還好路程很短，加上電動機車鎖住時速 50 公里上限，對初學者而言相對容易駕馭。
從柴口出發，率先抵達的是「綠島人權紀念公園」。順向而下的坡道牆面為「人權紀念碑」，刻滿了昔日於綠島服刑的政治犯姓名及受刑期間。順坡而下可見 L 型柱廊牆面上的「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名單」。以時間順序推移，名單交織出戰後台灣人對抗國民黨政權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由的編年史。
台灣人認同的演變：「二七部隊」與「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上篇提到的「台灣人認同」，在終戰時的台灣人身上普遍不存在。反之，經歷日本殖民統治 50 年的台灣民眾絕大多數引頸期盼「祖國」中華民國的到來。然而，陳儀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國民政府官員種種行政不彰、貪腐、省籍歧視，加上國共戰爭白熱化而大量徵調島內物資，讓通貨膨脹嚴重影響台灣的民生經濟，終於使得所謂的「光復」在不到兩年內即因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間在天馬茶房外的查緝私菸事件，引爆全島性的官民衝突。
我們一般所認知的「二二八事件」為日治時期即嶄露頭角的各領域台籍菁英、青年及部分被懷疑有左翼思想或身為共產黨員的外省人士被殺、被捕、失蹤等受害事例。不過，在台中有一群原台籍的日本兵、青年及學生，於 3 月 6 日組成「二二八事件」中規模最大的民兵組織「二七部隊」（以紀念 2 月 27 日所發生的緝菸血案），以武裝抵抗國民黨部隊；其後將國軍增援部隊引至南投，並於埔里發生激戰，史稱「烏牛欄之役」。這項牽制使得台中市區民眾倖免於國軍大規模濫殺。
幾年前口述訪問「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時，聽其親口闡述他們保護鄉土的動機。鍾提到當時並無台獨訴求，至多希望能比照愛爾蘭模式高度自治。但，「二二八事件」、後續的白色恐怖，和長達 38 年的戒嚴，無疑造成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厭惡，以及恨不得將之推翻，以爭取「真正的台灣獨立」等情緒。回顧這段歷史，當時高齡 97 歲的鍾逸人口吻仍然激動。
「二二八事件」後部分左、右派意見領袖付諸行動尋求台灣獨立，以擺脫國民黨的高壓獨裁統治和國共戰爭的泥淖。身為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之一的謝雪紅主張共產中國才是民族的未來，並在二二八武裝革命（中共將之定位為台灣人民起身對抗國民黨高壓統治的「二二八革命」）失敗後輾轉投奔中共。想當然耳，毛澤東的中共政權不會錯失運用謝的象徵性來充當其解放台灣的政治宣傳工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為右派的謝最後的下場不禁令人唏噓。
同一時期，右派的廖文毅及其胞兄廖文奎轉經香港流亡東京。廖文奎於 1952 年即英年早逝，但其留下包含中、英、法文等台灣相關著述已使其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思想與台獨理論的奠基者。而廖文毅於 1956 年在東京成立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是海外台獨運動重心轉往美國前，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期主要的組織之一。陳智雄受廖委任而擔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駐東南亞巡迴大使期間，運用終戰後冒死義助印尼獨立運動而與首任總統蘇卡諾深厚的交情，使廖於 1955 年應邀參加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
這是亞非國家史上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宗主國參與下，討論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旨在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避免捲入美蘇冷戰以維護世界和平。「萬隆會議」使廖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
然而，在中共的壓力下，蘇卡諾終止了陳智雄的外交工作，並將其驅逐出境。對於台獨運動在國際間的進展備感壓力的國府也利用特務將已取得瑞士國籍的陳秘密綁架回台。其後，受輿論壓力遭釋放的陳因持續從事台獨運動而被以叛亂罪處以死刑，廖在台灣的家人則成為政府脅迫和監禁的對象。廖文毅的姪子廖史豪和黃紀男則在 1948 年開始在島內吸收有志一同的組織成員，卻分別在 1950、1962 及 1970 年被捕入獄。廖文毅因蔣介石用廖母年事已大為由三番兩次招降，最終於 1965 年返台「投降」於國民黨。
「真正愛國者」彭明敏與《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播遷」來台的國府試圖持續在國際社會上代表全中國的「虛擬幻境」，則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國際局勢的演變面臨越發嚴峻的挑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代表權之爭屢次在聯合國上演。
彭明敏，這位與李登輝同樣在 1923 年出生、歷經戰前日本和戰後西方完整的菁英教育（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肄業、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國際航空法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後，成為頗具國際知名度的學者，更以 34 歲的年紀成為台灣戰後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台大政治系主任。
彭傑出的學術成不僅受到胡適、薩孟武、錢思亮等外省籍學者的支持，台籍身分也使其受蔣介石賞識而獲選首屆十大傑出青年，並成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相較之下，當年另一位台籍菁英李登輝尚在「農復會」擔任研究員，還未前往美國康乃爾（Cornell）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只要彭願意「順從」，已累積的顯赫學術聲望及政治資歷便可使他在黨國體系裡平步青雲。不過，他深知國府接管台灣後的所作所為，及以反攻大陸為由藉以維繫其獨裁統治的正當性，並認為再這樣下去，台灣人民的權益將會被國共在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之爭犧牲殆盡，而決定抵抗、甚至反叛此般命運。
1964 年由彭明敏和其兩位台大學生謝聰敏（主要撰文者）、魏廷朝所起草、署名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內容重點指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並要求制定新憲法，成立責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並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如今，「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等主張已成為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中一股重要的主張之一。只是，以當年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下《懲治叛亂條例》之第二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唯一死刑」還未廢除的年代，3 位作者的行為可說是冒著極大風險。
秘密印刷一萬份的宣言尚未散發，即因覬覦懸賞金的告密者及線民舉報而遭逮捕的彭、魏被叛刑 8 年、謝被判刑 10 年。因國際輿論壓力而獲得蔣介石特赦的彭在 24 小時不間斷地被特務監視下，得力於外國友人唐培禮、唐秋詩、宗像隆幸與阿部賢一的協助，最終於 1970 年 1 月利用變造護照、易容變裝成功逃至瑞典。
彭的成功出逃鼓舞了曾與彭、謝、魏囚於同獄所的江炳興等人發動「泰源事件」。如前文所提，國防部也因「泰源事件」而於綠島趕建「綠洲山莊」，用於囚禁政治犯。彭於同一年的 9 月抵達美國，開始長期從事和領導海外台獨運動，並成為對抗國民黨獨裁政權的精神象徵。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美國大幅提升對台關係的諸法案皆基於美國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此法為規範自 1979 年終止與中華民國正式外交關係後美國對台的交往準則，也是對台安全承諾和兩國之間民間交流提供重要保障的依據。1978 年成為台美協會董事的彭在隔年《台灣關係法》的立法過程中，曾前往美國眾議院公聽會作證，並於 1981 年與包括蔡同榮、陳唐山及其他台籍美國人組成「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長期推動民主化與台獨理念。
李登輝曾公言彭為「真正愛國者」──在李主政下，台灣最高法院撤銷對彭的通緝令後，彭於 1992 年 11 月返台，結束 23 年的流亡生涯。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選中，李與彭分別代表國民黨和民進黨角逐總統大位。2001 年一場「先覺世紀對談」中，李非常傳神地描述兩人各自在迥異的道路上為台灣奮鬥的心路歷程。李形容彭當年走的是「危險的鋼索」（甚至彭遭逮捕的前一晚還與其一同用餐的李對《台灣自救宣言》的事毫無所悉）；而針對自己偶然地學者從政，李也自言是「走鋼索的人」──在黨國體制裡，為了在理想和現實中取得平衡，猶如表演走鋼索的馬戲團員手持長竿、搖搖擺擺地度過一次次挑戰，以達成民主化目標。兩位民主先覺所循的路徑不同，但同樣驚險且殊途同歸。
《台灣自救宣言》預言了外交災難
遺憾的是，極具遠見的《台灣自救宣言》猶如希臘神話中特洛伊的公主卡珊德拉（Cassandra）的警告，早早預言了台灣接下來所面臨的一連串國際政治困境與外交災難。當年因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原則，錯失了以中國代表權雙重承認或以其它名義另立門戶留在聯合國的機會，此後的台灣為了爭取國際空間而掙扎的悲願和艱辛都化為羅大佑的經典歌曲〈亞細亞的孤兒〉歌詞裡勾勒出的無奈和嘆息。
近年包括奧運代表團正名爭議；國手賽前穿上中國代表隊服卻輕描淡寫地用左統的一貫國際主義口吻四兩撥千金地告訴質疑者們「體育無國界」，卻輕忽了奧運是一個運動員代表國家競技的場合；更別提層出不窮的所謂只認人民幣不顧自己出生及尊嚴的舔共藝人和商人。種種身分認同的亂象時常困擾和挑撥台灣民眾的認知與情緒。而這一切後遺症可謂當初未解的問題隨時間如滾雪球般累積造成。
「第十三中隊」
離開「人權紀念公園」，經過「綠洲山莊」、「新生訓導處」、「綠島技能訓練所」（現為「中央研究院綠島海洋研究站」）和碉堡，到達海邊和「燕子洞」前，將會看見「第十三中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公墓」）。「新生訓導處」共有 12 個中隊編置。早年因綠島交通不便，除少數的台灣親屬前往處理後事外，許多在服刑期間老死、病故、自殺的「新生」絕大多數皆埋葬在此。顧名思義，取名「第十三中隊」是為表達死者精神常存並與「新生」同在的緬懷之意。至於因國共對峙海峽阻隔、在台灣又沒有親友的外省籍獄方人員，也只能同樣長眠於此。當年雙方的身分和立場不同，卻因客觀因素合葬在一起，這又是另一個台灣史的縮影。
命運的「同歸所」
除了原住民族外，早期台灣的住民皆為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漢人移民。先來後到的族群中除了官逼民反的動亂外，也因包含語言、習慣、信仰、風俗和各種利益衝突產生許多次械鬥事件。位於芝山巖的「同歸所」主祀著乾隆 51 年（1786 年）林爽文事件時在芝山巖被殺並難以辨認的民眾，以及在咸豐 9 年（1859 年）漳泉械鬥芝山巖一役的無名戰歿者。墓塋對聯「同歸原有命，一所豈無緣」在在顯示哪怕生前因各種因素為敵，死後依然埋葬同處。
開台進士鄭用錫因來自泉州府泉惠南三邑人為主的頂郊，與以來自廈門市同安人為主的下（廈）郊之間的械鬥「頂下（廈）郊拚」，於咸豐 4 年（西元 1854 年）寫下《勸和論》，呼籲來台開墾、安身立命的不同族群移民不要再分彼此，可說是主張「大家都是台灣人」的經典作品。
台灣移民社會隨著不同政權更迭、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中，住民不僅有部分共同的集體記憶；政府也產生制度上的累積和沿用。哪怕在許多方面仍然讓人有種因伴隨民主化的眾聲喧嘩而意見雜亂和共識有待凝聚之感，然而不可諱言，也因此漸漸形成台灣主體性。冷戰時期國共對峙年代下的軍事口號「同島一命」──雖然因時空背景不同而有本質上的差異──如今隨著疫情和兩岸緊張局勢升高而再度被重視。
對著「第十三中隊」雙手合十，我祈願他們能得到冥福並庇佑台灣平安。相信不論是何背景、哪種意識型態和認同，島嶼上的人們的最大公約數大概是──台灣是我們最後的依歸，捨此，無處可去吧？
告別「第十三中隊」繼續前往「燕子洞」的我，邊這樣思索著，腦中邊響起羅大佑的第一首台語原創歌曲〈故鄉〉：「⋯⋯不管你是為叨來，攏同坐一隻船。」
下篇：綠島紀行三部曲（三）造訪綠島除了潛水，《流麻溝十五號》歷史不可不知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